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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一起来读《鲁迅论中国人和社会的改造与发展》。这个材料分为四篇：目标篇一、目标篇二、道路篇、精神篇。我们先讲“目标”问题。
我们都说，要建立一个文明的现代化的国家。问题是，到底要确立什么样的文明目标、现代化目标？这个问题是鲁迅一百年前所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鲁迅一百年前在《文化偏至论》里的论述。鲁迅用的是文言文，我们现在把它翻成白话文。他是这么说的：
请问那些自称“志士仁人”的先生们，你们要把富裕当作文明吗？那么请看犹太遗民，他们不是擅长积累财富，连欧洲最精明的商人都比不过他们吗？然而今天犹太人的遭遇又怎么样呢？你们要把兴建铁路和开发矿业当作文明吗？那么，请看五十年来非澳两洲，都在兴建铁路，开发矿业，但这两大洲的土著民族的文化又怎样呢？你们要把议会政治当作文明吗？那么，请看西班牙、葡萄牙两个国家，立宪已经很久了，但这两个国家的情况又是怎样呢？……现在欧美国家无不拿这些向全世界的国家炫耀，其实强盛的根底还是在“人”，而物质不过是一个表面现象罢了。……要在天地间争生存，与各国竞胜负，首要的任务就是在于“立人”，先把“人”树立起来了，一切事情才好兴办；而“立人”的办法，就一定要尊重个性，发扬人的主观精神。假使不这样做，那么衰败、沦亡，恐怕就等不到几十年以后了。
这里所讲的是两种不同的现代化目标、现代文明想象：一种是以物质富裕、科学技术的发展、政治民主，作为现代化目标；一种是以“立人”为中心，着重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以建立“人国”为目标。前者是鲁迅所要质疑的，后者则是鲁迅所主张与坚持的。
我们发现，前者却是一百年来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现代化想象，也就是说，我们一直都在追求富裕、科学和民主这三大目标。当然，应该说，这三大追求是有它的合理性的。
这合理性首先就在于，我们是一个东方的落后的大国。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进行的：始终存在着一个“他者”。这个他者就是西方世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始终是在西方巨大的压力下进行的。西方在很多地方都比我们强，第一比我们富裕，第二科学技术比我们发达，第三已经建立了现代民主国家。这就逼得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拜西方为师。但是这个老师总是想侵略我们，到我们这里榨取他们现代化发展中需要的资源、劳力、市场，把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后果转嫁给中国。所以，在1949年以前中国一直是西方和日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1949年以后，西方世界和日本也一直在封锁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既是老师也是入侵者、殖民者的西方世界和日本，中国人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尽快地实现政治上的独立，在经济上赶超西方国家和日本，这就形成了一个世纪的赶超情结。
而要实现赶超的目标，大多数人认为首先要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以保证国家的独立；其次要使国家富裕起来。一要强兵，二要富国，这就形成了一个以富国强兵为中心的国家主义的现代化目标和路线。为什么说是“国家主义”的？因为它是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要求个人利益服从于富国强兵的国家目标。可以说中国人一百年来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前面说经过百年奋斗，中国完成了三大历史任务，实际上就是基本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提高军队的现代化水平，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增强国力，也还将是我们继续努力的目标。
但是，这样一个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的现代化目标与路线，有没有问题？这正是我们今天需要反思的。现在看来，显然存在着两大问题。
首先，强调“富国”“强兵”，过分了就会忽略“富民”。国富不一定等于民富，在我看来，这也正是中国一度面临的重大问题：国家富了，但普通老百姓并没有富起来，或者说人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赶不上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这就会带来两个问题。其一，国家富裕的成果，如果不能被普通百姓所享受，就会使改革开放失去民意基础。国家发展了，但人民不富裕，就必然失去人民的支持。其二，国富民穷，意味着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被少数人攫取，这就必然带来权力的腐败和两极分化。这正是中国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群体性突发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现在政府提出要注重民生，改善分配制度，其实就是要解决这个国富民穷的问题，解决改革开放的成果能否为所有的老百姓所享用这样一个关系到改革开放合法性的问题。
最根本的，还是鲁迅在一百年前提出的问题：所谓现代化，现代文明、国家兴盛的“根柢”在哪里？鲁迅说得很明确，“根柢在人”，物质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是“现象之末”。如果忽略了人，物质、科技、民主都有可能走向反面。鲁迅说人们追求物质富裕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把这种追求推向极端，变成物质崇拜、金钱崇拜，人就变成了物质的奴隶、金钱的奴隶；科学技术固然重要，但如果推向极端，变成科学主义、科学崇拜，同样会造成对人的精神、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压抑；民主是好东西，如果把民主推到极端，变成多数崇拜，也会形成对少数人的独立思考、精神自由的压抑，形成多数人专政，这也很可怕。鲁迅最关心的，是人的精神独立与自由。在他看来，中国人不仅会成为专制社会里的帝王的奴隶，在所谓现代文明社会里，也有可能成为物质的奴隶、金钱的奴隶、科技的奴隶，甚至民主的奴隶。对鲁迅一百年前提出的这一警告，当时大家都很难理解，但是现在我们理解了。因为很大程度上我们已经成为物质的奴隶了，所谓“房奴”“车奴”，不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时刻面临的危险吗？
这样，鲁迅不仅把他的批判锋芒，指向中国传统的东方专制主义，而且也指向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病，也可以叫作现代文明病。在一百年前，他就作出了这样的预言：“从前是我们本身自发的偏颇，现在却是由于交通发达而传来了西方文明的新瘟疫，这两种病患交相侵袭，就加快了中国沉没沦亡的速度。”
鲁迅当年的预警，确实有些超前；今天我们再来听鲁迅的这番话，就会觉得，他所指出的，实在是当下中国所面临的实际危险，是基本上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的中国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这样，或许只有今天我们才懂得了鲁迅一百年前所提出的“立人”文明观、现代化目标的深意：“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必尊精神而张精神”，“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在鲁迅看来，“人的个体精神自由”才是现代文明之根、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即使物质富裕了、科学技术发达了，但如果没有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甚至以牺牲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为代价，那么，我们也绝不能说，中国已经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了，已经实现现代化了，搞不好，还是南辕北辙，走岔路了。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的不是“富国”，而是“人国”，“富国”是手段、过程，“人国”才是目的。
我们在讨论的一开始就指出，中国今天正处在十字路口，意思是说，我们经过一百年、六十年的努力奋斗，物质富裕、科技发展，都有了一定基础，这时候，就应该及时地实现一个转变，由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的现代化路线向以“立人”为中心的、以建立“人国”为目标的现代化路线转变。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我们的认识也是这样逐渐发展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起步的时候，我们的口号是“四个现代化”：建立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这基本上就是一条富国强兵的发展路线；到了新世纪，就提出要“以人为本”，实际上这标志着探索道路上认识的一个转变或者说发展。
当然，我们不必把鲁迅“立人”思想和“以人为本”思想简单等同，或做简单类比，毕竟二者之间还是有重要区别的。那是需要做专门研究与讨论的。今天我要强调的是，鲁迅“立人”思想对于我们确定新的现代化奋斗目标，是有很大的启示作用的。下面我稍微详细论述一下鲁迅“立人”思想到底包括什么样的内容。
鲁迅的“立人”思想包括三个概念：个人、精神和自由。
首先是“个体”或者“个人”。也就是说，我们讲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一个一个的生命个体的存在。这一点过去我也不甚理解，汶川地震促使我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不放过抢救每一个生命”。从废墟里救出的生命，是一个一个地挖掘出来的，说“为人的生命负责”，所讲的就不是笼统的生命，而是要为每一个生命个体负责。确认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人是家庭的人、社会的人、国家的人，而缺少“个体的人”的概念，因而缺乏对生命个体的意义和价值的爱护和尊重。所以鲁迅那一代首先就要强调“个体的人”。鲁迅还特意提出“个”的概念，他的个体精神自由的理念，首先建立在对个体生命的价值的强调上，所针对的就是中国文化的这一基本弱点。我们应该正本清源：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实实在在地为每一个具体的生命个体负责，尊重、关爱每一个个体。对人的关心必须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个人身上，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而且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汶川地震还确立了一条原则：就是要给最危急、最困难，也是最需要帮助的人以及时救助。这就是说，我们要关爱、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首先要关爱、尊重弱小的生命。这就是鲁迅所倡导的“弱者本位、幼者本位”的观念。鲁迅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说，你到农村去，看看那些乡下女人，她们往往有许多孩子，做母亲的最关心、照顾的，总是最小的，或者最弱的孩子。她不是不爱其他孩子，而是因为那些强有力的孩子能够自力更生，自己照顾自己。鲁迅认为，这些农村妇女所提供的，不仅是一个治家之策，更是治国之策。我们讲以人为本，就要以民为本，以弱者、幼者为本，而不是以官为本，以强者、长者为本，而且这一观念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行动上。
鲁迅的第二个关键词，是“精神”，强调人的精神的意义。我们讲人的生命，不仅是指生理上的生命，更是指精神上的生命。“五四”时期对人有一个基本概括，叫“进化的动物”。在生理追求这个层面上，人和动物是没有区别的，所以人有动物性；但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或者高于动物，就在于人有精神追求。鲁迅有一句名言：“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生存和温饱，是人和动物都有的需求，但发展却是人所特有的追求。合起来，生存、温饱和发展，就是人的基本要求，或者说是人的基本权利。我们现在讲“人权”，就是讲这三大权利，它们是不可分割的。问题是，现在有的人把人权限制在生存权和温饱权上，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和漠视人的精神发展的权利。我们刚刚讲到弱势群体，在我看来，弱势群体之弱，不仅是物质贫困，更有精神贫困和权利贫困。讲扶贫，讲“三农”问题，重视物质扶贫，当然是重要的、基本的，但如果忽略精神贫困和权利贫困，也会形成误区，而且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鲁迅的第三个关键词，是“自由”，这是人的精神发展的核心。鲁迅讲的精神自由，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指精神的独立，指独立思想、独立人格。每个人都是独立的精神个体，对任何人都不构成依附关系。第二是指人的精神的自由创造和发展，也就是人的自觉精神、主观能动作用的充分发挥。要做到这两点，首先要保障每个人作为国民的民主权利。在自由和民主的关系上，民主是一个前提。
讲到这里，可以做一个小结：个人、精神和自由，构成了鲁迅“立人”思想的三大核心。简单地来说，就是要保证每一个具体个体生命的生存、温饱和发展这三大权利，而发展权的核心就是精神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创造，前提就是保证每个人的民主权利，首先是参与公共事务的民主权利。
鲁迅在20世纪初提出的“立人”思想，到30年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晚年的鲁迅成了一个左翼知识分子，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深化了他的认识。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如果要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恐怕很多人都说不清楚。那么，鲁迅是怎么理解社会主义的呢？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法：“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这就是说，在鲁迅看来，社会主义是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它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几万万的群众”，主要是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群众，那些备受压迫与奴役的弱势群体，在政治、经济上获得彻底解放，“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这显然是他早期的“立人”思想的重大发展：他的“弱者本位，幼者本位”的思想，有了更明确的阶级指向，如他自己所说，他相信“唯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有将来”，从而更自觉地为工人、农民的政治、经济的解放而奋斗；而他所追求的个体精神自由，也发展为每个人“自己支配自己命运”的社会理想。
鲁迅这一和社会主义理想结合在一起的、发展了的“立人”思想，很容易使我们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提倡的新社会理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说，这条原则，是最能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的。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说的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的、追求“一切人自由发展”的“联合体”，与鲁迅所说的追求“个体精神自由”、使每个人“自己支配自己命运”的立人理想，显然存在内在的一致性。在我看来，这是可以为基本上实现了独立、统一、温饱这三大国家目标之后的中国，提供一个新的理想目标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应该更加自觉地去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确立每一个公民“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以此作为国家现代化的新的长远目标。而且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