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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读《鲁迅论中国人和社会的改造与发展》，首先需要有一个全局视野，看看今天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什么阶段，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这是我们首先要思考的。
在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时，我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搞国庆，是在庆什么？我认为是在庆三个东西：第一，庆我们国家已经独立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第二，庆我们国家已经基本统一了，是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第三，庆我们国家的经济获得了大发展，十三亿中国老百姓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在一个长期面临世界列强的压力，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实现这三大国家目标，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可以说这是中国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流血、牺牲、奋斗的结果，来之不易。当然我们也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其中包括因我们自己的失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民族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时代是以解决这三大历史任务为中心的。基本完成了这些任务以后，我们就将面临一个新的时代，或者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发展的新的十字路口：这样一个独立的、统一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的东方大国，将向何处去？这是一个举国、举世瞩目的问题，它关系到中国的未来，甚至会影响世界的发展。
在我看来，我们面临的是“四大建设”：制度建设、文化建设、价值建设、生活建设。也就是说，要建设一种最适合中国国情的，能够让每一个中国人过上幸福生活的，为中国老百姓所能接受并且欢迎的制度、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所谓“建设”，当然不是凭空创造，除了要总结我们自己发展的经验，以此作为基础之外，重要的是要广泛吸取各种思想资源、精神资源。
问题是，我们到哪里去寻找思想资源？通常的想法，第一是向西方学习，向中国之外的东方世界，向日本、印度及其他国家、地区学习。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即把一切有利于这“四大建设”的世界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成果都拿来，为我所用。
第二是向中国传统学习。这在今天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理由也很简单：中国老百姓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已经生活了几千年，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形成了宝贵的传统。“四大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要让中国老百姓生活得幸福，要适合中国国情，要符合民心民情、民族伦理和生活习惯，这就要求和民族传统结合，所以学习和吸取中国传统经验，就成为当下中国的一个迫切任务。
所谓“中国传统，中国经验”，指的是什么？现在有一种说法：所谓“中国传统”，就是“儒家传统”。这有一定道理：儒家确实是处于中国古代传统的中心地位，有着决定性影响；但也有三个片面性：一是以儒家“一家”，代替了中国古代传统中的“百家”，像道家、法家、墨家，以及来自印度，却在中国生了根的佛家，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继承的传统。二是，讲中国传统不能只看在典籍里留下的古代文化，还不能忽视民间文化，特别是代代口口相传和身体力行所形成的民间伦理，比如我们每个人小时候从家里的老人那里接受下来的基本行为准则，如不能伤天害理、杀人、骗人等，这都是我们应该继承的民间伦理，这些年发生的道德沦丧问题很多都是因为突破了民间伦理的底线。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讲传统，不能只讲古代传统，而忽略了现代传统：从“五四”算起，到今天已经九十多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成立六十多年了，早已经形成了传统。而且因为是现代，和我们最贴近，我们今天所遇到的许多问题，现代人也遇到过，他们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对我们就更具启发性。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总结20世纪中国经验”的命题，并且提出，要总结20世纪中国经验，有三个人是绕不开的，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毛泽东，再一个就是鲁迅。孙中山、毛泽东的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另做讨论，我们这里只谈鲁迅。
这里有一个对鲁迅的认识问题。通常我们都把鲁迅看作中国伟大的文学家，而忽略了鲁迅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现代思想家，而且是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些堪称民族思想源泉的原创性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当民族遇到问题的时候，就能够到他们那里去寻求思想资源和精神支持。奥巴马当选总统的时候，美国正处在金融危机的非常时期，金融危机又带来了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这是奥巴马必须面对的问题。他在就职演讲中就特别提到了林肯，提到林肯所创造的“美国精神”，他要用这种精神引领美国人民走出金融危机和精神危机。这是能够给我们启示的。在中国，在我看来，最具有原创性、源泉性的思想家是两个人，一个是孔子，一个就是鲁迅，他们分别代表了中国最重要的两个传统：古代传统与现代传统。
鲁迅最关心的，他的思想的核心，是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即“中国人的改造与发展”和“中国社会的改造与发展”。在这两个方面，他都有极其深刻的阐发。我们这里讨论的制度、文化、价值、生活重建，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也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改造与发展问题，因此，鲁迅的有关论述，对我们是特别具有启发性的，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