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婚

在与命运斗争的同时，贝多芬也收获了爱情。他的爱情故事是怎样的呢？是不是同我们想象的那样浪漫呢？

贝多芬与泰蕾兹·德·布伦威克在1806年5月订了婚。泰蕾兹很早就爱上了贝多芬。

当年，贝多芬刚到维也纳时，结识了泰蕾兹的哥哥。泰蕾兹当时还是一个小姑娘，贝多芬教她弹钢琴。不久，她就悄悄对贝多芬产生了好感。1806年，贝多芬与他们兄妹俩到匈牙利的一个朋友家做客。在那里，贝多芬和泰蕾兹相爱了。

泰蕾兹曾幸福地回忆道：“一天早上，我们在一座花园里相遇了。贝多芬告诉我：‘我正在写一部歌剧。那个主角已经活在了我的心中，站在我的面前，不论我身在何处，都能感觉到她赐予我的前所未有的纯洁与光明。’那真是最美好的爱情，于是5月份在征得我哥哥的同意后，我和贝多芬订了婚。”

这一年贝多芬完成了《第四交响曲》，它恰似一朵纯净的鲜花，蕴藏着贝多芬一生中最平静、最芬芳的日子。人们从中很容易发现：这一时期，贝多芬正在竭尽全力地改变自己。他竭力将自己的天赋和大众喜爱的方式相协调。爱情正是这中间的调和剂，使他变得兴趣盎然、心情开朗、幽默风趣。在待人处事方面，他也变得彬彬有礼，即使见到讨厌的人也能容忍。那时，他高雅而浪漫，一切都表现得很健康，人们很喜欢他。甚至没有人发现他有耳疾，人们只以为他有点儿近视而已。但是，在他的眼睛里，甚至在《第四交响曲》的温柔和梦幻之中，细心的人仍能感受到一种可怕的力量、任性的脾气和遮遮掩掩的愠怒。

贝多芬是一只狮子，狮子在谈恋爱时，只是藏起了自己的爪子。尽管他的那种深沉和平静根本不会持续很久，然而，爱情还是让他一直亲切、温和地生活到了1810年。这期间，多亏了那股柔和的自制力，他孕育出了一个个美好的果实，如曾暂时中辍的《第五交响曲》、夏季神圣之梦《田园交响曲》和《热情奏鸣曲》。其中，《热情奏鸣曲》是在莎士比亚的《暴风雨》的启迪下写成的，贝多芬视它为奏鸣曲中最刚劲有力的乐章。

1809年，贝多芬将《钢琴奏鸣曲》（作品第78号）题献给了泰蕾兹，并附有一封没有注明日期的信，写着“致永远的爱人”，信的内容也一点儿不逊色于炽热的乐章：“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我的心里装满了说给你的话。啊，不论我在哪里，你总和我在一起！”

然而，他们的爱情并没能结出幸福的果实，婚约被取消了。为什么？是什么阻止了两个相爱的人的幸福？也许是财产和地位的差异；也许贝多芬厌烦了无休止的等待，厌烦了秘密地保守婚约的义务，觉得那是一种屈辱，所以做出了反抗；也许贝多芬的粗暴、疾病和愤世不知不觉中伤害了他的爱人，使她感到痛苦，而他也对自己感到绝望——所以，婚约被取消了。

尽管如此，他们似乎谁也没有忘记这段爱情。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泰蕾兹仍深爱着贝多芬。1816年，贝多芬曾说：“每当我想起她时，我的心仍如同初次见到她时跳得那么激烈。”

就在这一年，他谱写了6首乐曲献给遥远的爱人，每一首都感人至深。他在笔记中说：“屈服，屈服，深深地向命运屈服！你不再为自己而生存，只能为了旁人而存在；对我来说，只有在艺术中才能找到幸福。哦，上天，给我勇气，让我征服自己吧！”

爱情将他遗弃了，1810年，贝多芬又变得孤独起来。

那时，光荣已来到他面前，正当40岁的盛年，显然他也感觉到了自己的威力。于是，他完全放纵了暴烈和粗犷的性情，对于社会，对于习俗，对于他人的看法，对于一切的一切，他都完全没有了顾忌。是的，还有什么需要畏惧、需要敷衍的呢？爱情死了，野心死了，剩下的只有权力，以及拥有权力的欢乐。他可以应用它，甚至滥用它。

从此，贝多芬又表现出他与众不同的一面，有了不同寻常的精神。他开始不修边幅，开始放肆。他知道，他不仅可以，而且有权力为所欲为，并且对谁都可以为所欲为。

歌德的年轻好友贝蒂娜·勃朗泰诺见过贝多芬后，完全被他的威力慑服了。她写信给歌德说：“没有一个人，哪怕一个帝王，对于自己的力量具有他这样强烈的意识。我一见到他，就感觉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消失了。歌德，我甚至忘记了你……我敢断言，这个人远远地走在我们的文明之前；并且我相信，我的断言一点儿也不会错。”

于是，歌德设法结识贝多芬。一个大文豪和一个大音乐家终于会面了，结果却是很不投缘。贝多芬十分赞佩歌德的文才，曾经写信告诉贝蒂娜“歌德的诗使我幸福”。信中他甚至将歌德与荷马、莎士比亚一并而论。但是，由于贝多芬过于暴躁和自由散漫的性格，两人很难平和地待在一块儿，这使歌德受到了伤害。

一次散步中，贝多芬与歌德迎面遇见了一群皇族。行人们纷纷避让，闪向两旁。“亲王们来了！亲王们来了！”歌德也一边说，一边拽着贝多芬的手臂，靠向路边。可是，贝多芬仍面无表情，无动于衷。歌德只得再一次提醒他避让，谁知，贝多芬不但不躲让，还高高地昂起了头。皇室们走近了，皇后和太子也在其中。歌德连忙靠在了路边，贝多芬却仍旧平静地站在原地。结果，亲王和太子纷纷脱帽，朝贝多芬致意。事后，贝多芬带着失望与鄙夷的神情狠狠地训了歌德一顿，然后大步离开了。

对于此事，贝多芬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毫不留情、直言不讳地抨击了歌德。他说：“君王与公卿可以赏赐我们头衔与勋章，但他们并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而像我和歌德这样的两个人走在一起时，他们应当仰视我们的伟大。可是，歌德身上的宫廷气太重了，已经完全超过了一位大诗人应有的程度。”

对于此事，歌德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贝多芬是个极为桀骜不驯的人。

事实上，贝多芬的这些做法和言论已经伤及歌德的自尊心，这成为日后两个人关系的隐患。

在贝多芬的书架上，歌德的著作被排在最显著的位置。贝多芬喜欢歌德的诗歌。他为那些诗歌谱曲，可谓慎之又慎。在为《思念》谱曲时，第一乐章就写了多达16遍。正如贝多芬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所说：“为了他（歌德），我死去活来不下10次……那个夏天以来，只要我在阅读，准是在读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杀死了我心中原来的偶像，又重塑了一个新的偶像……其他任何诗人的诗篇都没有像他的这样容易谱成曲子。”

1810年6月，贝多芬给歌德的悲剧《埃格蒙特》写了10段配乐。谱曲完成后，贝多芬给贝蒂娜写了一封非常热情的信说：“我也准备给歌德本人写信，就《埃格蒙特》向他求教。我为他谱了曲，这纯粹是出于我对他的诗作的热爱，因为他的诗的确使我感到幸福。即便这样，谁又能报答一位伟大的诗人馈赠给他的民族的宝贵财富呢？”

1811年4月，贝多芬果然郑重其事地给歌德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伟大的诗人，您将从莱比锡市的一家出版公司那里收到《埃格蒙特》的曲谱。崇高的《埃格蒙特》，一次次让我沉浸在温暖之中。您的文字引导着我的思考和感觉，最后我赋予了它音乐。我非常想听到您的意见，哪怕批评也好，因为您的语言总是给我和我的艺术带来裨益，所以我十分愿意把您的批评当作赞扬来接受。”

贝多芬真诚地希望得到歌德的建议或批评。然而，后人在整理贝多芬的书信时并没有找到歌德给贝多芬的回信。

据说，歌德得到贝多芬寄来的《埃格蒙特》乐谱后，当天就邀请一位钢琴家弹奏了好几遍。但是，歌德始终没有发表评论。在后来的日子里，歌德对贝多芬也始终保持缄默。可能因为贝多芬伤了歌德的自尊心，歌德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吧。

当然，歌德的缄默并不意味着冷漠。歌德是不会忘记贝多芬的。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贝多芬是一个极其倔强的人。他认为整个世界都可憎，这无疑是可以认同的，但这并不能使他或者旁人在世界上变得愉快。我们应当原谅他，因为他是一个失聪的人。”终其一生，歌德不曾做什么反对贝多芬的事，但也不曾做过什么拥护贝多芬的事。对于贝多芬的作品，他一直保持着缄默。也许，他在骨子里是钦佩而且惧怕贝多芬的，惧怕贝多芬的音乐——那些使他震惊的音符。

由此可见，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对待真正的、伟大的、崇高的艺术，一定是真诚、坦诚，甚至永远忠诚的。

1812年，贝多芬创作了《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前者是节奏的大祭乐，后者是诙谐的交响曲。如贝多芬所说，在这两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他是最自在的，也是最“尽量”的。作品充满了快乐和狂乱的激动、出其不意的对比、令人惊愕的机智以及巨人式的爆发力，以致好多人在震惊、惶恐之后，抨击贝多芬“疯了”。

在德国北部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第七交响曲》是一个酒徒的作品。不错，他们的直觉没错，这是一篇使人陶醉的乐章，也是力量和天才的乐章。贝多芬自己也说：“我是一个酒神。替人类酿制醇酒，是我给予人类的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上的狂热。”

瓦格纳说，贝多芬想在《第七交响曲》的结局中描绘一个酒神的庆祝会。也许这是真的，至少贝多芬一定动过这种心思，他的旋律可以证明这一点。那种狂乱的欢乐仿佛单纯为了欢乐而浪费着人的精力。它完全是无目的的，那么坦荡，那么自由，超过了贝多芬其他任何一部作品。

《第八交响曲》虽然在力量上没有《第七交响曲》那般强大和狂乱，但旋律间始终交融着一种悲情和一种滑稽，交融着一个壮年人的坚强和一个儿童的任性。所以，这一乐章似乎增多了一层奇妙，更表现出了贝多芬的特点。

1813年，奥地利和普鲁士先后兴师讨伐法兰西，独立战争爆发。受到独立战争的影响，这一年，贝多芬谱写了《威灵顿之胜利交响曲》。1814年初，他谱写了战士的合唱《德意志的再生》。1814年11月19日，他在许多君王面前指挥演奏了爱国歌曲《光荣时节》。1815年，他为奥德各邦联军攻入巴黎谱写了一首合唱曲《大功告成》。这些政治的副产物比他的别的音乐更能增添他的盛名。

1814年是贝多芬幸运和光辉的顶点。在维也纳会议中，人们把他看作欧洲的荣光。庆祝会上，各国的亲王纷纷向他致意，他则相当的活跃，任由那些贵族吹捧和追逐。后来，一幅木刻活泼地记载了贝多芬在维也纳会议上的面貌：狮子般的脸上，牙床紧咬着，一脸深刻的愤怒和苦恼的皱痕。木刻表现得最逼真的是他的意志，那是一种早年的拿破仑式的意志。

但是，贝多芬的“王国”和“王冠”都不在人间。正如他写信给泰蕾兹的哥哥所说的：“我的‘王国’在天空。”他在写给另一个友人的信中说：“我不和你谈我们的君王和王国，在我看来，思想之国是一切国家中最可爱的。那是此世和彼世，一切王国中唯一的一个王国。”

光辉的一刻过后，依旧是一贯的凄凉。

说实话，维也纳从未对贝多芬有过好感。那是一个轻佻浮华的城市，根本不会欢迎一个桀骜不驯的天才。自维也纳会议起，维也纳的性格也转变了。社会的目光从艺术转移到了政治，音乐口味也被意大利风格破坏了，永远时尚的民众不厌其烦地听着流行音乐。他们开始排斥贝多芬，视贝多芬为迂腐。

对这一现象，瓦格纳痛心地抨击说：“历史、学术、宗教都在维也纳被篡改，整个社会缺乏真理之爱、自由之爱、独立之爱。

其间，贝多芬曾一度得到3位大贵族的金钱资助，但不幸的是，资助都没能持续下去。同时，贝多芬的朋友们也一个个相继离散，去世的去世，离开的离开。1816年，贝多芬在日记中写道：“我没有一个朋友，孤零零地活在世上。”

贝多芬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耳朵也出了大问题，由重听变为全聋。自1815年起，他就只能依靠笔头来和外界对话了。

1822年，贝多芬要求亲自指挥最后一次演奏。可是，他根本听不见台上的歌唱，从第一幕起，他的节奏就延缓了许多，结果乐队跟着他的指挥奏乐，歌手却已经提前唱出了下一段歌词。整个场面混乱了。一名乐队指挥提议休息，并和歌手低声作了交流，然后重新开始。然而，同样的一幕又发生了，音乐不得不再次中断。

没有人告诉可怜的贝多芬，他已经被淘汰了。

贝多芬又急又躁，左顾右盼，努力地想从人们的表情中窥探出症结所在。后来，他找到好友辛德勒，请求将情况写在纸上。结果，他看到了十分残酷的一句话：“我恳求您停止指挥吧，回去后我将向您说明理由。”当场，贝多芬猛地跳下台，冲辛德勒喊道：“快走！”

贝多芬一口气跑回家，瘫坐在沙发上，双手掩面，一言不发。他那般痛苦的神色，一直持续到了吃饭。饭桌上，贝多芬依然痛苦不堪。饭后，他才开口留住了辛德勒，因为他不想独自待在家里。后来，他又要求辛德勒陪他一起去看耳科医生。也许，那一天是贝多芬一生中最痛苦、最伤心的一天。耳聋，让一个音乐家的整个身心遭受了最惨重的一击。之后的贝多芬，每一天都生活在可怕的阴影里。

1824年5月的一天，贝多芬现场指挥了《合唱交响曲》，准确地说是参与指挥，得到了全场的喝彩。可是，他根本听不见掌声。直到一位女歌手请他转身面向观众，他才看见观众全体起立，正挥动着帽子，向他鼓掌致意。那一场面令失聪的贝多芬振奋了很久。

事实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敏感而孤傲的贝多芬一直将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天地里。只有离群索居，他才能有一点儿安全感，只有大自然才能给他慰藉。他喜欢把自己整个投进大自然的怀抱。他的朋友们说，从来没有人像贝多芬那样喜爱花草、云彩和大自然。每天，他都会沿着维也纳的城墙遛一圈，或者独自去乡间散步，从黎明走到夜晚，不戴帽子，顶着烈日或冒着风雨。很长一段时间，大自然是他真正的避风港。

贝多芬并没有收获完美的爱情，这也是他悲惨命运的一个体现。但是，贝多芬的个性始终没有变，这也是他能成为伟大音乐家的一个原因。很多人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是因为妥协在命运的脚下。 muxupSOzZuUMgyejjtvRgEWLyH7X0fTOISTDtu/nskpjyY8zi4GiRgRQ8+4eHkS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