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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试图努力克服苏联文化狭隘主义的叶夫图申科，一次又一次地对外展示了他对于那种全世界的人不分政治派别和国家阵营都能组成一个“好人的共同体”的信心。在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的那个冬天，苏联官方曾出面压制这种与共产主义立场相悖的观点。为了抹黑他在年轻人支持者中的形象，另一个年轻人被推到了台前：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为了官方认可的年轻模范。加加林谴责叶夫图申科未经作协审查直接在海外出版自传是否爱国。毫无疑问，这位宇航员的立场没有强大到可以扼杀叶夫图申科的声音。全苏联都听到了由叶夫图申科所领导的年轻人的声音；这个声音曾经震动了苏联公众，而且这样的震动现在依然在这个国家回响。这位年轻的诗人已经蜚声国际，苏联的文化孤立主义围墙昭示了一个时代的错误。
叶夫图申科也展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出乎不只是苏联也是全世界意料之外的是，一位帅气年轻的诗人，为自由发声的诗人，能拥有像浪漫主义时期拜伦勋爵或是维克多·雨果那样庞大的受众群体。像这两位诗人一样，叶夫图申科的能量不止于他的文学成就，还有他整体的个人魅力。
叶夫图申科为他本人和同辈的其他许多人赢得了生存的可能性。如果不是他多年来机智而又慷慨的公开表演，他本人和那些他称赞过的人很有可能都已在一九六二到一九六三年间反对苏联艺术异见者的运动中被碾碎了。
但是，今天由于俄罗斯固执的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和叶夫图申科自身艺术上的局限性，他没能完全满足苏联公众对于言论自由这一由他发起的目标的追求。这也是许多创新者的宿命。一九六五年，在新的一代读者看来，他的主题显得不够深刻，过于爱惜自己的羽毛，在编者压力下过于轻易地改稿。
但在文学圈里，叶夫图申科依然无人取代，安德烈·沃兹涅辛斯基，同时代的另一位出色的诗人，叶夫图申科的朋友和对手，也不行。但叶夫图申科的领头羊地位，确实有褪色的迹象。在当今莫斯科充满不确定性的氛围下，大众对于真理的渴求看起来越发急迫。而对于那些掌管文学事务的人来说，对这种渴求的恐惧也正在增长。
（原载《巴黎评论》第三十四期，一九六五年春夏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