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九六二年的春天，我和叶夫图申科经常在莫斯科见面。莫斯科和我第一次造访它时相比已经大不一样了。它曾是一个更欢快、更忙碌的城市，现在出门却很不方便。因为出租车费降低，莫斯科人都抢着打出租车，人们的生活质量跟一九五九到一九六〇年的那个冬天相比有了提高。那年的五一节和东正教的复活节之间只隔了几天，于是城中的那几周都充满了节日气氛。天气很暖和。莫斯科城里拥来许许多多进城扫货的人们。乡下女人背着满得快要掉出来的购物袋，里面全是从莫斯科货物充足的商店买来、为制作传统的复活节甜糕和面包而准备的物料。那些女人仿佛都戴着方巾、穿着宽裙和有着一张圆脸，一下子从四面八方一起拥来。在许多称得上的政治场合也是如此：在以往的五一节期间的莫斯科，列宁的肖像随处可见，城市悬挂着无数红旗和（东正教的）浅蓝色旗帜。这两个节日虽说风马牛不相及，但也并非不可兼容：大多数莫斯科人只想好好享受他们的假期周末，不管以哪个节日的名义。

叶夫图申科的友善和开放一如既往。他现在更多了一层成功的光环：现在他是半官方的自由派青年代表。他访问了美国和欧洲，还作为《真理报》驻古巴的记者成为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朋友；当时有传闻他即将被发展入党。他已经和出色但善变的女诗人贝拉·阿赫玛杜琳娜离婚并与蓝眼睛的加利娅结合。加利娅比叶夫图申科稍年长一些，她是一位沉稳智慧的黑发女性，她在莫斯科享有一流文学品位的好名声。

叶夫图申科和加利娅当时刚搬进为作协会员特别规划的一栋崭新、巨大建筑物中的一套公寓房。那里离市中心很远，在基辅高速公路边上，作为一个发展快速的新区，大量的耐火砖砌筑的楼房在小木屋旁拔地而起。但整个社区暂时还缺乏园林景观，建筑外道路尚未命名，建筑物内连公寓的门牌号也还未编号。

叶夫图申科家里的装潢有着特别的莫斯科时尚：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现代风格与（苏联）民俗特点混搭在一起：可爱的乌克兰陶制玩具和仿佛是二十年代的老家具，与角度毫无功能性并带有复杂几何图形的扶手椅共处一室。总的来说，屋内给人的效果欢快和好客。

对于叶夫图申科夫妇来说，那是一段忙碌的时间：他们即将前往伦敦进行官方巡回访问。公寓内跟演电影一样人来人往：加利娅在收拾行李，刚接通的电话响个不停。叶夫图申科的朋友们时不时来登门向他们告别。还有的访客是为了欣赏叶夫图申科引以为傲的藏画，它们如同公寓中的其他东西一样，才刚刚挂好。藏画与屋内装修的风格类似，有着二十年代的印记，大部分是略显粗糙的莫斯科画家的超现实主义作品。藏品中亦不乏精品，比如尼科诺夫（ Nikhonov ）那幅不朽的油画，画的是打纸牌的人，还有一组雕塑家恩斯特·涅伊兹维斯特尼（ Ernst Neizvestny ）的画作，强壮而又富有表现力，还有几幅叶夫图申科从古巴带回的原创抽象画。

尽管很忙，叶夫图申科仍接受了《巴黎评论》的采访。在采访的当晚我就在他家里共进晚餐。当时太阳还未落山，晚餐是牛排配小西红柿，后者是叶夫图申科的最爱。放在大浅盘里的小西红柿和屋内出自尤里·瓦西里耶夫之手的明亮装潢正相匹配，他还曾用彩绘木勺和乌克兰流行的图案为传统厨房增添光彩。稠李的味道穿过窗户进了厨房（在俄罗斯诗歌中经常出现描写稠李花儿的诗句，在那个春天之前，我对它强烈的气味一无所知），在蓬松的树冠和巨大的工程起重机后面，是缓缓落下的夕阳。

叶夫图申科一家的兴致很高，我们用香槟庆祝这次会面。因此，同许多叶夫图申科参与的事情一样，这次采访就像一次迷人的即兴创作。在欢快的对话过程中掺有大量的祝酒词和碰杯，这是俄罗斯节日晚餐重要的一部分。晚餐结束后，加利娅到隔壁房间继续收拾行李，我和叶夫图申科移步到客厅。那里有他的书桌，那是一张有着丰富圆形线条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桌子，上面有一张中年海明威的照片和一幅卡斯特罗的肖像，他们仿佛两位大胡子的神明见证了我们的对话。我们一边聊，一边喝着甜软的苏联香槟。

叶夫图申科拒绝回答那些我特别好奇的问题，比如国际文学的一些趋势或者某些苏联诗人同美国年轻一代作家可能的相似性。但对于其他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关于艺术的问题，他很乐于回答。鉴于我们被瓦西里耶夫和涅伊兹维斯特尼的作品所围绕，所以叶夫图申科首先说的就是他们。然后他坐到书桌前并用打字机将他对于采访问题的回答打印出来，时不时地辅以朗诵诗歌，来强调他要表达的重点。他的状态很放松，愉快，会不时站起来在屋内踱步，眺望窗外，浑身散发着自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有的旺盛精力。

“对我来说，恩斯特·涅伊兹维斯特尼是现在苏联还在创作的雕塑家中最有才华的。他和亨利·摩尔（ Henry Moore ）属于同一级别的雕塑家。恩斯特今年只有三十八岁，而他是在一个完全俄罗斯艺术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他的作品是向内集中和向外发散两种艺术道路完美平衡的示例。这恐怕对西方读者来说有点陌生：你们对一种表面的、平滑的集合式风格过誉了，涅伊兹维斯特尼是一个最宏观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在艺术中，我认为现实主义就是直接受现实生活专横主导。但就算涅伊兹维斯特尼最写实的作品，也总含有幻想的元素，深一层的维度，只是他想象的结果被现实制约。我喜欢毕加索也是基于一样的原因：他外向的折中主义其实是最高程度集中的显现。毕加索就像是火，他的光芒可达四方，但他的核心只有一个。”

“瓦西里耶夫呢，他有着和毕加索类似的冲动，他什么都想尝试，譬如油、陶、金属、马赛克、石头等等，他均勇于尝试，不惧失败；就算是模仿，他也能保持自我。他的精力惊人。现代艺术如果是一根绳子的话，虽然他可能并不属于最主要的，但他就像一个绳结，在‘个人崇拜’的时期，在其他绳子被剪时，他这个结让绳子不散。虽然是一个粗糙的绳结，但您难道不认为就是这个绳结的最大价值吗？可以鼓足勇气去尝试把绳子断的地方再结起来。”（叶夫图申科说这个的时候注意到我对充满明显超现实主义象征的苏联前卫绘画的热情不高。）我知道他对于绘画的欣赏是基于一种奇怪的、把绘画视为从属于文学的某种延伸而非独立的艺术门类的俄罗斯艺术风尚，而我和他在这一话题上的分歧由来已久，为了避免争执，话题于是转向了苏联诗歌的未来。

“我们的生活正发生可喜的变化，”他回答，“它们在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可以感觉到。在文学领域里，诗歌的改变最为明显。俄罗斯现在有许多新的诗歌潮流，像群马竞逐一般，完全和过去如同长了青苔的鹅卵石似的顽固思想不同……”

“保有原来鹅卵石思想的人当然现在也有，但在我看来如果到今天还在以讽刺和怀疑的态度来看待俄罗斯诗歌的话，那简直就是犯罪。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像苏联一样让诗歌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还有哪个国家的诗人会用诗的语言来表达这个国家最深的期望？”

叶夫图申科然后同我说起了“苏联诗歌节”，这个一年一度的诗歌盛会规模越来越大，现在它每年会为参加的诗人出版一部诗集。

“当诗人弗拉基米尔·卢格夫斯科伊（ Vladimir Lugovskoy ）提议在每年秋天举行一次公开的诗歌朗诵会时，并不是所有人对它的成功抱有希望。但诗歌节现在已经成为俄罗斯人人生活的一部分，一个机构，一个公共欢庆的机会。在这一天，诗人们爬上书店的柜台，卖他们亲笔签名的书，朗诵他们自己的诗，和自己的读者见面。这样的事儿在全俄罗斯都在进行，但以莫斯科为甚。那天晚上，莫斯科的诗人们会在马雅可夫斯基的雕塑前集会并再次进行朗诵，（今年）这次的听众会有八千到一万人之多。听众会顶着莫斯科的十月寒风站几个小时。有几年的诗歌节那一天都下了雪，但是人们顶着风雪听诗歌朗诵，无人离开。”

我大胆地说，是否因为大众娱乐的选择太少，所以才会出现诗人们拥有大量拥趸的情况。

“不是，不是，”叶夫图申科反驳道，“这些诗朗诵会并不是有组织、轻浮的娱乐活动，像诗歌这样深奥的文艺活动如果没有深刻内容的话，不会有这样庞大的追随者。您可以去莫斯科的一家书店，向店员询问阿赫玛托娃的诗作，或者贝拉·阿赫玛杜琳娜的、鲍里斯·斯卢茨基（ Boris Slutsky ）的，抑或安德烈·沃兹涅辛斯基的，店员只会向您耸耸肩……

“在我看来，有两个因素促成了这样的现象。首先，我刚刚提到的那些诗人都是真正的诗人，那个谄媚者靠文字来吹捧自己的主人并自命为诗人的时代已经结束。还有就是在苏联我们有着非常出色的读者，他们细心而有鉴别力。这并不是说我刚提到的诗人（还有其他许多不为西方读者所知的杰出诗人）要迎合读者的口味，不论这口味培养得有多好。正相反，这些诗人都是公共品位的磨刀石，他们形成并拓宽品位，这是他们最重要的功能。顺便提一下，我刚刚提到的诗人互相之间都不完全一样。沃兹涅辛斯基有着‘原子般的风格’，诗里充满令人屏息的音韵旋转。阿赫玛杜琳娜是一位严谨的语言珠宝匠，但她写的抒情诗与我们时代的抒情也同样吻合。鲍里斯·斯卢茨基，相比而言，是一位像石匠般阳刚的诗人，完全没有细小的东西。马尔基诺夫（ Martynov ）像是一位神秘的谜题发明家。宏大的哲学性主题总能被他用优雅的音律隐藏起来。”

“在老一代诗人中，亚历山大·特瓦多夫斯基（ Alexander Tvardovsky ） 很突出，但他现在不如过去那般能打动我们了。在我看来，他是位非常棒的诗人，但他的文字少了点魔法——但总的来说，他还是很有诗的天赋。在我们眼前的景象，正像是马雅可夫斯基曾经梦到的那样：

对我来说，只有一件事最重要：

诗人永在

许多优秀的、不同的诗人！

“传统上来说，俄罗斯诗歌总是提出那些最能打动我们的问题，从繁复的政治情势到精妙的心理学论点等等。俄罗斯诗歌从不单单只是描述性、心理学性、学究性的，或只是音律性的（我说的是那些有代表性的优秀诗人）。俄罗斯诗歌是由以上提到的所有元素组成的，但经常含有一定、严肃的政治思想。

“毫无例外，我们今天更优秀的一些诗人都继承了这一传统。这也是他们被热爱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诗歌朗诵会举办的地方，窗户都会被挤爆。保安想要维护群众秩序也很困难。他们热烈，反应积极，通常都充满热情。他们的朗诵没有破坏性也没有诽谤性，不像有时候传闻的那样……假如喜欢诗歌对有些人来说是含沙射影的诽谤，我们就不会与他们纠缠。这样的‘诽谤’是否属实，人们自有选择。

“我们的听众并不是一群歇斯底里的边缘人。他们中有工人、学生和科学家。他们对我们诗人的兴趣与信任在于我们对未来道路的某种代表，我们应尽力不让他们失望。”

我问他眼中的文学大师都有谁。

“我总是想，在保持自我的前提下，能把别人身上引起我兴趣的那些东西化为己用。您看，我还是想回到我对于折中主义艺术的表述——内核是固态的，由一个人的性格与自身所决定。但是，要让我说，普希金是我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最喜欢的人。我也热爱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等，叶塞宁对我也有影响。他们都在不同方面对我帮助很大。如果我知道我能有一句诗在未来能影响某个诗人，那就太好了。事实上，这也是我文学志向的起点：我一定要写下这样的一句。同样的，我热爱沃尔特·惠特曼。我也对保尔·魏尔伦的语言音律有偏爱。您现在恐怕感觉难以置信，但我曾在他的《秋之歌》直接影响下写过一首诗。”

那对您有影响的西方同代人有哪些呢？我问他。

“在我看来，海明威对我影响最大。”叶夫图申科说，“雷马克的早期作品有着广泛的读者。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直到最近才被我们所知，近代的苏联作品中可以找到他若隐若现的影子。《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我们对西方的作者很开放，我们也会时不时借用他们的技法。这些借用只是偶尔的成功；他们经常只是没营养的。另一方面，这些技法有时会引向一些有生气的地方，他们帮助我们成长。

“比如，曾经有一位深受雅克·普雷维尔诗歌语调影响的俄罗斯诗人，就借用此种语调并将它改造成了全新的、带有俄罗斯特色的语言。再比如沃兹涅辛斯基，他是阿蒂尔·兰波《醉舟》和艾伦·金斯堡的冲突与不和谐的混合体，但沃兹涅辛斯基是一位完全原创性的诗人。”

门铃响了，又是来祝福叶夫图申科旅途顺利的朋友们，他们带了礼物和几瓶香槟。这标志着我这次采访的结束，虽然我们在一九六二年还有多次访谈，而后又在一九六五年也是一样，叶夫图申科阐述的观点大体上与这次“正式”采访的观点一致。

我们又继续聊了下去，直到这个春天的深夜，窗户开着，外面是芬芳的莫斯科。这场对话是有关西方与俄罗斯，是有关诗歌与绘画。叶夫图申科的访客是诗人和艺术家，他们都受到叶夫图申科这次出访的鼓舞，并祝他好运。对于某些俄罗斯年轻人来说，他们对加强与西方交流的渴望之深让我震惊。现在，三年过去了，苏联当局并没有让才华出众的苏联画家或艺术家的海外出访更方便；反而，文化交流的名额多被官方腔调的缺乏想象力的作家占去了。 kvUuRd0RG5kJ6cOwKG0Afkb2UpBUXz9ru9ZyhMG5TfgvhvP3A75HHgkEw2AkV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