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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饥荒年代，饥饿也会引发骚乱，骚乱反过来又引起或加剧恐惧。民众从不愿意承认，大自然才是他们一切痛苦的根源。为什么在丰年不储备粮食？这是因为富人、地主和农场主与商人一道，与国王的大臣和亲信勾结（他们总是偏袒有权有势的人），结果，剩余的粮食被出口到国外牟利。当他们告诉农民，面包价格必须足够高，为的是鼓励粮食种植，而这一举措最终会结束粮食短缺，对每个人都有利时，穷人只能耸耸肩。如果集体利益要求个人做出牺牲，为什么看起来只有他一个人在承受？看起来，这项政策只是加剧了他的苦难，而增进了别人的利益。进步只能以牺牲穷人为代价才能实现？在18世纪，有人会毫不犹豫地给出肯定的答复，即便在今天，仍有许多人这样想，只是不敢公开承认。但是，穷人从不相信这一套。在1789年，他们反复哀诉，政府不能任凭自己和孩子们饿死。如果政府认为面包价格应该上涨，那么，就得相应提高工资，或迫使富人救济穷人。否则，他们只能自己行动起来拯救自己，为自己报仇。
1788年8月底，内克尔（Necker）重新掌权，
急忙叫停粮食出口，采取措施从海外进口粮食，并给予进口补贴。但是，伤害已经造成。法国没有普遍的饥荒，但是粮食价格的飙升已经无法阻止。此外，人人都相信，出口禁令被故意规避了，出口还在继续。他们肯定夸大了局势的糟糕程度，但是，这种看法并非空穴来风。无论如何，当时仍在进行的粮食贸易只能进一步滋生怀疑和加剧民愤。每一天，各条大道上都可以看到重型马车载着谷物和面粉缓缓行驶：农场主将粮食送入市场，零售商挨个市场流窜，磨坊主在找能将面粉卖给主顾的牙商，面包师在找原料。宫廷、各省和各城镇购买粮食的车队川流不息，纵横法国全境。如果有这么多粮食还在流通，怎么会发生饿死人的事呢？一定是有人搞囤积居奇，或者出口转内销，以骗取政府的补贴。当粮食源源不断地在饿红了眼的民众面前运来运去时，这一举动仿佛在挑衅，饥民如何能抵制住动手抢粮的冲动？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消除人们的疑惑——对粮食运输进行严格管制。早在1788年11月，内克尔就推出了某些管制措施，要求一切粮食都必须在市场上公开出售，并于1789年4月最终下令进行粮食普查和征用。但是，如果说阿图瓦和某些地方例如苏瓦松和沙隆的总督禁止谷物越境销售，那么，大多数地方当局还是照顾农民利益的，他们更愿意让各城市自行采购谷物，并以低价出售。正如内克尔一样，他们希望在不过分限制贸易自由的前提下赢得时间。骚乱就这样变得无法避免。
当然，首当其冲的就是城市。1789年3月和4月，整个法国都在发生骚乱，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看，一切相关的统计数据都能说明某些问题，但下面只是一些与未来的北方省有关的骚乱统计，而这个地区的情况还不是最糟糕的：3月13日在康布雷（Cambrai），3月22日在翁斯科特（Hondschoote），3月30日在阿兹布鲁克（Hazebrouck）和瓦朗谢讷（Valenciennes），4月6日在贝尔格（Bergues），4月11日在敦刻尔克（Dunkerque），4月29日在里尔（Lille），4月30日在杜埃（Douai），5月6日、7日又在康布雷，5月在瓦朗谢讷、阿尔芒蒂耶尔（Armentières）和阿兹布鲁克、埃斯泰尔（Estaires），6月6日和20日在敦刻尔克，6月中旬在阿尔芒蒂耶尔，6月30日在瓦朗谢讷。
有几起骚乱特别激烈，例如4月24日至25日发生在新奥尔良的骚乱，特别是后者，同月27日和28日在圣安托万的福堡（FaubourgSaint-Antoine）发生的骚乱，后者引起了大规模的恐慌。在这种情况下，当局一般会随意逮捕一小撮骚乱分子，不经过法定程序就迅速把他们绞死，或送去苦役船，希望以儆效尤。在巴黎、塞特（Cette）、康布雷和巴尼奥（Bagnols）的骚乱的结局就是如此。5月24日，国王不得不亲自命令刑事法庭镇压骚乱。5月下旬到6月，局势有所缓和，因为民众在等待三级会议能够找到一些救济之法。同年7月，骚乱再度爆发，7月12日、13日在鲁昂，13日在桑斯，13日至14日、15日至16日夜间在亚眠。
军队和骑警徒劳地分散在市镇各处，从一个市集跑到另一个市集，等他们赶到，往往为时已晚，或者无能为力。骚乱者抢劫粮食市场、粮食商人和公共粮仓，或者按照他们觉得合适的价格强买强卖。好几次，警方与骚乱者达成了协定：因为他们对民众抱有同情，不愿意动粗。4月2日，阿朗松（Alençon）的总督写道：“骑警队的表现也没有多理智。那些希望面包降价的人可能不愿意全力阻止暴动。”在贝莱姆，骑警队中士长甚至“发表了一番煽动民情的言论”。7月16日，皮卡第的卫戍司令索梅耶夫里也报告：“老实说，部队表现得毫不果断和坚定。”
然而，与一般的看法相反，乡村地区并没有大规模卷入骚动。无疑，大土地所有者和富裕农场主希望保持贸易自由，把粮食卖个好价钱。但是，绝大多数小农都和市民一条心。小农场主和分成制佃农早就开始缺粮，农场工人的生活比城市工人更糟，因为市政当局不愿意或不能为他们提供任何帮助。农场主不愿意给他们提供粮食，而要把粮食卖到最近的城镇市场上去，而市政当局不愿意让外来商贩入市交易。结果，唯一剩下的选择，就是半路拦截运输粮食的车队，适当付一点钱，或者干脆白拿。警察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有大型车队才配备了保镖，然而，有时候保镖也不管用。1788年9月末的骚乱过后，拉弗莱什（LaFlèche）附近的阿瓦斯（Avoise）的某个村镇代表写道：“我们找遍了方圆半里，也找不到一个人愿意为100个路易的报酬拉一车小麦。民众是如此激动，为了区区1蒲式耳粮食就会杀人。良民夜里不敢出门。”
但是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市场创造了一个强大的纽带，任何人都无法割断它。尽管1787年的法令要求在本地出售粮食，但是，早在内克尔撤销该法令之前，农场主，或是出于恐惧，或是出于习惯，已经在当地市集上出售粮食了，当然他们也会把粮食卖给直接上门收购的商人。如果说，城市比较依赖市集，因为市集是基础的食物来源地，并且城市的繁荣要靠在市集上购买和消费的主顾，农民却不是很关心市集，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个找乐子的地方。亚瑟·杨格（ArthurYoung）嘲笑某个乡巴佬赶了好几法里
地过来，只为出售一对雏鸡，并因见他就这样浪费他的时间和他要挣的那点小钱而愤慨。杨格没有考虑到其中的心理因素。
市集对于所有消费者而言都是头等大事。首先，他们要在这里购买今后一周或一个月的粮食储备，他们把谷物磨好，然后自己煮熟，或交给面包师料理。在少数大城市，特别是在巴黎，居民习惯每天都去面包房购买面包，但是在其他地方，只有手头没有一丁点富余款的穷人才每天都去采购。这样一来，乡村的雇工就从四面八方麇集到市集当中。一旦反叛爆发，他们就会成为首批参与者，如果当局驱逐他们，他们就会把骚动的信号传播出去。接着，他们回到自己村里，夸耀自己的冒险经历，在他们的同胞中播下反抗的种子，在农场主中渲染恐慌气氛。阿尔克（Arques）拜伊司法区下属的拉沙佩勒贝尼维尔（La Chapelle-Bénouville）的农场主，在本教区的陈情书里报告：“很有必要防止来自下层民众的谣言和骚动在菜市场和市集上传播，在这些地方，农场主饱受侮辱，不得不按照买主满意的价格出售粮食。”克鲁瓦达勒（Croixdalle）的农场主补充说：“否则，我们将不得不放弃经营。”
尽管城市和乡村之间利益攸关，但彼此的冲突也不少。资产阶级担心，贪婪饥渴的乡巴佬一旦进入城市，就会加入城市无赖的队伍。他们还担心，一旦穷人敢于抢粮，富人的住所也难免遭殃。4月22日，贝尔热拉克（Bergerac）市政当局连忙通知佩里格当局，农民正准备前往该市强行降低粮价。6月24日，奥布河畔巴尔采取措施：“保障本市商店的安全，防止外来民众纵火，有些外来人嚷嚷市集上没有足够的面包，威胁要放火。”7月13日，在桑斯，“乡下人”洗劫了粮店。18日，在亚眠，农民大批前来，要求对他们也适用14日起给予城市消费者的粮食优惠。21日，在里尔，农民的到来引发了骚乱，他们打算迫使圣皮埃尔（Saint-Pierre）的议事司铎向穷人发放什一税的三分之一。25日，在蒙迪迪耶（Montdidier），带着木棍来赶集的农民，其棍子被当地民兵没收。乡村让城市感到了恐惧。
反过来也是一样。农场主听说，如果自己不给城市出售粮食，城里人就会来抢。他们了解到，市政当局正压迫总督搞粮食普查和征用。更让人害怕的是，城里人自发组织了一些队伍，到乡下挨家挨户采购，或者说是强买粮食。在4月初的骚动期间，在贝尔纳堡（LaFerté-Bernard），骚乱者蔓延到了周围的村落。17日在阿格德（Agde），骚乱分子“化整为零，下乡骚扰农民劳动”。3月1日，阿朗松的总督报告，农民宣布不再进入对粮食征税的任何市集，“民众傲慢地回复说，我们已经知悉，如果你们不来卖粮食，我们就去乡下找粮食”。
乡下的民众自己也非常热衷于掠夺农场主，他们不希望农场主把粮仓都卖空，声称这些粮仓是为他们预留的。他们也害怕城市骚乱者下乡滋扰，这些骚乱者很容易对无助的村民滥施暴力。所以，城市又让乡村感到了恐惧。
大城市也让小城市感到恐惧，因为大城市摆出一副要去小城市的市场上收购粮食的架势，并且为此派出携带武装护卫的专员。7月14日之后，巴黎因为威胁要到蓬图瓦兹（Pontoise）、埃唐普和普罗万（Provins）采购粮食，而引起了不小的恐慌。
在正常情况下，总督的仲裁和警察的干预，可以暂时消除这些威胁的影响，尽可能解决冲突，但是当王国的政权陷入瘫痪时，普遍的恐慌就爆发了。
饥饿引发的反叛很容易带上政治色彩和社会色彩。之所以带有政治色彩，是因为暴乱反对市政当局，反对总督以及僚属，最终反对中央政府。首先，民众对国王抱有强烈怀疑，不仅怀疑他支持囤积居奇的奸商，而且怀疑他本人也参与了此类活动，私下牟利。马利塞（Malisset）公司获得了路易十五宫廷的授权，供应整个巴黎的粮食，这为所谓“饥荒协定”的说法提供了坚实的根据。说那些大臣打算通过投机粮食来缓解财政困难，其实是子虚乌有的谣传，而说某些高层人士与马利塞公司有利益纠葛，希望该公司赚大钱，或者说这些人私底下密谋，希望追随一名“包税人”或者说自负盈亏的投机代理人，也是不大可能的。此外，路易十五动用自己的私人资金投资了某个特殊的企业。1792年，年金总督塞特伊（Septeuil）代表路易十六通过在国外采购商品来做空汇率。当内克尔从国外进口粮食时，所有奉命行事或者同意将国家采购的粮食储备留在各省的人，立即引起了民众的怀疑。市政当局及其委任的代理人也是如此。相信有某种不轨行为的人，不只是受到泰纳辛辣讥讽的民众。1788年12月，在巴黎，一个叫阿迪（Hardy）的书商指出，高等法院讨论了囤积粮食的行为，但未采取反制措施，他还说：“上面最初提出的方案大而无当，行政官根本无法合理地付诸实行。”诺曼底的卫戍司令伯夫龙（Beuvron）公爵的秘书佩罗（Perrot）在6月23日指出：“总督和（卡昂）市政官员是垄断生意的主要支持者，我坚信这一点，谁也休想说服我。”1788年9月26日，勒芒的市长内格里耶·德·拉费里埃（Négrier de la Ferrière）指责说，骑警也被奸商收买了。
这类言论非常有可能主要来自上层社会，经由仆从之口，再加重复和歪曲，给仇恨火上浇油。“如果他们没有面包吃，何不吃奶油蛋卷？”没有证据表明王后说过这种话，但是，很可能某些宫廷人士自己觉得这番话很俏皮，没把它真当回事。富隆（Foulon）并不是唯一被认为说过“人民最好去啃草皮”的人。
在隆勒索涅（Lons-leSaunier），两名高等法院成员也被指控打算“让人民啃草根”。在都兰的圣莫尔（Sainte-Maure），市政检察官蒂尔冈（Turquand）和他的儿子因为如下侮辱性言论遭到指控：“应该强制让这帮乞丐啃草根，用烂泥粥来喂他们的崽子，想吃大麦面包？想得美！”1789年，在奥尔良，一名前助理法官因为或者据说发过如下言论被捕：“如果小女孩死光了，面包就够了。”这番话又被夸张成：“因为面包太贵了，最好把小孩子都淹死。”在7月14日前后，许多人因为他们的品行、职务或者多少被公然歪曲了的言论，而遭到骚乱分子的迫害：3月在贝桑松（Besançon），几名高等法院推事遭到抢劫，或被迫出逃；7月22日，巴黎总督贝尔捷（Bertier）和他的岳父富隆在巴黎被杀；巴勒迪克（Bar-le-Duc）的商人佩利西耶（Pellicier）和图尔（Tours）的商人吉拉尔（Girard）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瑟堡市长，兼任总督代理和法官助理，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家被洗劫一空，幸好跑得快，才捡回一命。饥荒引起的骚乱扰乱了地方行政、司法甚至中央政府官吏们的生活。
此外，贫民负担太重，而税收被认为是苦难如此严重的根源。到处都在反对税收，陈情书证实了这一点。直接税（军役税、人口税、二十分之一税）不断加重。1787年，布里埃纳（Brienne）趁着第一次省级大会召开之际，试图增加二十分之一税。
不过，关键是似乎让人无法忍受的间接税。在对盐征收重税的地区，官盐的价格是每磅18苏，还有许多商品，特别是酒类，也征收重税。粮食也不能豁免通行费和市场税。
在王室捐税之外还有本地捐税。有人总是宣扬，各省和市镇享受的特许经营权，给民众带来了大量的好处。在保留了省级三级会议的地区
，王室捐税的负担的确要轻一些：这些省的寡头政治集团全力抵制中央政府的诛求，因为，增税可能会打压土地租赁。但是，这些省级寡头势力平衡地方预算的办法，是通过征收一些间接税——如普罗旺斯磨坊费或有关葡萄酒和啤酒的税费，来把负担转嫁给民众，而这种间接税连泰纳本人都认为令人厌恶。在城市，市政当局也这样做，主要通过入市税来赚钱，而入市税又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成本。因此，饥荒引发的骚乱必然转而指向捐税：民众拒绝纳税，呼吁取消入市税，包税人被无情地驱逐。公共金库空空如也，骚乱引起的间接后果是剥夺了国王的行政手段，进一步破坏了行政机制。
这些骚乱也撼动了社会结构。民众认为，如果特权阶层缴纳了他们应该缴纳的份额，那么王室捐税可能不会这么沉重。如果贵族不曾鼓励国王增加他的开支，捐税负担还会更轻一些。如果特权阶层没有给农民的收入加上什一税和各种封建特权等额外负担，捐税也不会如此难以忍受。如果农民既要缴纳什一税，还要支付实物地租，这就占了全部收成的六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因此，税吏和领主自然成了囤积者，和商人一道遭受民众的攻击。为了驳斥这些非难，他们借口说自己的谷仓只是储存剩余产品的仓库。但是，民众心里清楚，这些人大多数只是在待价而沽。地方当局也承认这一点，在危机时刻会谨慎地敦促这些人卖出一些存粮，缓解市场短缺。
此外，领主独占了磨坊，并将磨坊出租牟利。经营公共磨坊的磨坊主趁机盘剥那些小户，大发其财：他在重量上作假，索要额外费用，还要截留一部分实物，就像领主要求实物地租和封建特权一样。粮价越高，封建负担就越重，这构成了一个令人义愤的悖论。
最后，还有权贵豢养的珍禽和野兽，这些动物也要消耗粮食，和农民抢饭吃。在巴黎和凡尔赛宫周围，国王的大型围猎和亲王们的小规模游猎将民众赶向绝望境地。全体贵族也有狩猎特权，而且他们毫无顾忌，一再滥用。如果农民起诉请求赔偿，诉讼费用昂贵，而且很难胜诉。
我们仅仅简单提到了直接侵蚀贫民微薄收入的两种封建特权。其实，类似的特权还有许多，此处不便详细列举。要注意，在危机时刻，这些特权比平日更加恶劣，尤其是在旧制度的末期，贵族阶级也因为粮食昂贵和生活奢靡贫困化了，他们不得不更加斤斤计较自己那点现金收入。由于不懂得经营自己的产业，他们干脆一租了之，而新的包租人比他们还要贪婪，他们进行了新的清丈，长期被遗忘的特权又重新启用，长年拖欠的债务又拿出来催还，尽管30年的时效已经过了。在一些省份，大地主获得了封山权，剥夺了农民的公共牧场使用权，自己却不曾停止在附庸的土地上放牧。国王授予他们公共地产三分之一的权力。他们还试图取消森林的使用权，因为冶铁业和玻璃厂生意兴旺，导致木材涨价，森林的使用权现在成了香饽饽。
农民因饥饿而愤怒，对贵族形成了巨大的威胁。资产阶级也不能幸免。资产阶级也没有缴纳他们该缴纳的捐税份额。他们控制了不少领主，为领主提供了法官和总督。充当包税人、负责催征各种封建贡赋的人也是资产阶级。大小农场主、粮商，同领主和税吏是一丘之貉，从国王限制农民极其宝贵的集体权利的农业政策中获利，并且通过坚持自由贸易助长了粮价飞涨。民众不想饿死，所以，他们看不出为什么富人（不论他是什么人）不出手救济。法律人士、食利者、商人和大小农场主，加上阿尔萨斯的犹太人，同神甫和贵族一样，都受到了威胁，由不得他们不害怕。
城市和乡村都陷入了骚乱，结果彼此恐惧，同样，骚乱的农民也变得恐惧彼此。那些反叛者很少容忍有人拒绝加入，必要时毫不犹豫地诉以暴力迫使其加入。他们要求邻近村庄同他们一起干，如果对方拒绝听从，就以抢劫或者纵火相威胁。一路上，盗匪团伙随意歇脚饮食：一个人不管多穷，都要同反叛的伙伴分享自己的所有。5月的一系列骚乱中，蒂耶拉什的瓦西尼（Wassigny），农民一听说有一伙在乡间流窜的盗匪要来，尽管并不顺从当局，还是拿起武器出来战斗，把盗匪堵在了村子口，双方开枪互射，数人受伤，数人被俘。每一次反叛都在农民内心深处唤起仿效的冲动，同时也吓坏了他们。民众开始恐惧自身。
君主制和封建制的老旧建筑，挺过了多次这类危机。在君主统治的最辉煌时期，农民反叛也不曾销声匿迹。国王和贵族总是能够成功地给老实巴交的农民重新套上枷锁。但是，在1789年，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憧憬：路易十六本人，希望农民从长达千年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为此下令召开三级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