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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纳在《旧制度》（L'Ancien Régime）中写到，“民众，好比是一个在池塘里艰难跋涉的人，水已经淹到了嘴边，一遇到淤泥有轻微凹陷，水面有一点波澜，他都会失去立足点，沉溺，然后窒息”。泰纳对民众的描述虽然粗略，其结论仍然有效。在大革命前夕，对于绝大多数法国人来说，最大的敌人乃是饥饿。
市镇的工人，城市“无赖”的悲惨状况是毫无争议的。在所有城市中，就像在巴黎一样，只要面包价格有些许上涨，引发的骚动就足以引起当局的巨大焦虑。每日挣得30到40苏的人，才仅免于饥寒。面包的价格一旦超过每磅2苏，麇集在阴暗贫民窟里的人就会发生骚动，这些贫民窟在一些法国市镇仍然残存着。就商人和手工业者而言，总是存在大量的非熟练工人和搬运工，这是一支注定找不到工作的后备军，只要出现一点危机，他们就会成批地加入流浪汉和农业雇工的大军。
至于乡村，泰纳认为，这里一直是大恐慌的温床。不过，连最推崇泰纳的人也不同意这一点。有人反对说：1789年已经有许多小土地所有者，农民决不像看上去那么贫穷，并且递交给全国三级会议的陈情书绝不可信。最近有人指出，“这种贫困是表面上的”，“在衣衫褴褛的背后，人们生活宁静，往往也很舒适，有时还很富足”。事实上，20世纪初以来对于陈情书的仔细研究证明了其记载的真实性，对农村人口状况的深入调查如今表明，泰纳是完全正确的。
确实，在1789年，农民占有很大一部分土地，也许是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这个比例因地区而异，各教区之间也不一样。在利穆赞（Limousin）、在桑斯（Sens）附近以及滨海佛兰德（Flandremaritime）南部，这个比例约为二分之一；在康布雷齐（Cambrésis），略多于四分之一；在图卢兹（Toulousain），略少于四分之一。但是，在大城市——例如凡尔赛（Versailles）——周边，以及森林、荒野和沼泽地区，这个比例通常不到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
由于农村人口密度比今天大得多，许多家庭可谓家徒四壁，有的甚至连庇身之所或园圃都没有：康布雷齐和蒂勒（Tulle）附近就是如此，5个人当中就有一人一贫如洗；在奥尔良（Orléanais），4人当中就有一人；到诺曼底博卡日（Bocage），这一比例上升到5人当中有2人；在佛兰德和凡尔赛周围则是4人中有3人，在这里，真正的农村无产阶级迅速增加。至于拥有土地的农民，他们占有的土地份额通常极小。每百人之中，占有土地不到2公顷（也就是5英亩）的，在利穆赞有58人，在拉昂（Laon）地区是76人；在诺尔省，每百人中就有75人占有土地不及1公顷。这么少的土地，远远无法养活一个家庭。
若不是法国的租佃制度对农民比欧洲其他地方更有利，农业危机还会更加严重。有兴趣自己经营土地的教士、贵族或资产阶级很少，不像中欧和东欧的乡绅可以支配大批农奴的劳役，法国的上层阶级像英国地主那样出租土地。但是，英格兰经营的主要是大型农场，而法国的农场规模却五花八门，从几百公顷的大庄园到几英亩的小农场、分成制农场和散布各处的小农庄无所不有。大部分土地被租赁给贫穷的佃农，许多地块甚至被拆分出租，因此雇工也能够租上一小块田地或草地，小地主则能够设法扩大自己的产业。那些完全没有土地可耕的人的比例因而降低了，有时甚至大幅降低了。但是，如果说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却并没有被完全解决，因为，绝大多数农场对养活一个家庭来说远远不够：在北方，每百人中就有60到70人连1公顷土地也没有，20到25人少于5公顷。
最后，这种状况还在不断恶化，因为除少数地区外——例如，位于内陆的布列塔尼（laBretagne），该地曾遭疾疫肆虐——人口持续稳定增长。从1770年到1790年，法国似乎增加了200万人口。沙隆（Châlons）拜伊司法区的拉科雷（LaCaure）村民在陈情书里抱怨说：“孩子的数量让我们陷入绝望，他们衣食无着，不少人有八九个孩子。”结果，完全不占有或不租土地的小农人数不断增加，而且从那时起，地主去世后，共有财产往往被分割给继承人，因此，农地被分割成越来越小的单位。在洛林（Lorraine），陈情书经常提到的“laboureurs”，也就是经营平均规模的农场的农民，正变得越来越少。在旧制度的末期，人们到处寻找土地。穷苦的人侵占公共地产，大批拥入森林、荒野和沼泽地边缘。他们抱怨那些承诺雇佣总管或长工来经营农场的特权阶层，要求出售甚至免费开放国王的地产，有时甚至包括教会的财产，他们激烈抗议大农场继续存在，要求将其分割为小块土地，从而为许多家庭提供就业。
那些没有土地的人需要工作，那些没有足额土地养家糊口的人需要额外收入。他们去哪里找呢？最有进取心或最幸运的人转行当了商人或手工业者。在一些村庄，尤其是小城镇，他们成了磨坊主、客栈老板、小酒馆老板、禽蛋批发商和谷物商人和烧酒商，这是在中部和南方，在北方则叫酿酒商。制革商要少一些，但是马车夫、鞍具工、马蹄匠和木鞋匠越来越多。修筑工作为一些人提供了工作，还有采石场、砖厂和瓷砖厂也为人们提供了谋生的机会。但是，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去大农场谋生：洛林的维克（Vic）拜伊司法区的7个教区提交的陈情书显示，每百人中就有83人是农场雇工，特鲁瓦（Troyes）拜伊司法区的比例是每百人中有64人。但除了收获庄稼或采摘葡萄的季节，他们无活可干。在冬天，只有少数人被雇去打谷子，其他雇工都失业。因此，他们的工资非常低，而且跟不上大革命前几年持续上涨的食品价格。只有在庄稼等待收割之时，雇工们才会试图和雇主讨价还价，结果是经常发生冲突，特别是在巴黎附近，这可以解释某些恐慌事件。在北方，农业劳动者最多能赚到12到15苏和食物，但往往不到10苏，冬季则只有5到6苏。那些拥有小块土地的人，在丰收年份状况最好，尤其是如果他们能够让自己的孩子兼充耕童、牧羊人或农场仆役，但是，普通雇工注定陷入长期贫困，陈情书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段落为此提供了证据：“陛下，国王陛下！”昂古莱姆（Angoumois）的尚涅（Champniers）的农民哀求说：“请务必体恤你的子民，他们正在饱受赤贫和痛苦的折磨，请洞察法国发生的一切吧！”
幸运的是，在某些地区，乡村工业为农民提供了额外的收入。商人很快就懂得利用这些随时情愿接受极低工资的大量劳动力。几乎全部纺纱工业、大部分的编织工业都迁移到了佛兰德、皮卡第（Picardie）、香槟、布列塔尼、曼恩（Maine）、诺曼底和朗格多克（Languedoc）的村庄。商人向农民提供原料，有时还有设备。男子坐在他的小屋里编织，而他的妻子和孩子则在不停地纺线。需要下地劳作的时候，他就离开织机。冶金工业和玻璃工业仍然以农村为根据地，因为它们只能在森林附近昌盛，森林为农民提供了充足的柴火，也为伐木工和烧炭工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此外，如果某个行业不能或不愿意向外搬迁，那么城镇对农民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例如，一大帮季节性工人来到南特（Nantes），春季一到就离开。1788年10月，在特鲁瓦应该有超过一万名失业者，但是其中6000人是外来务工者，一旦无活可干，便会继续流浪。
当然，乡村工业的工资也非常低。在北方，熟练工每天能挣25到50苏，不包括食物。学徒和普通工人能挣15到20苏。麻布纺织工最多挣20苏，纺纱工最多挣8到12苏。1790年，佛兰德的某市政当局报告：“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每天收入只有20苏的男子无法养活一个大家庭。每天只有15苏进账的人就会陷入贫困。”
直到旧制度终结前，集体性权利对贫苦农民提供了很多恩惠：他们可以捡拾地里的麦茬，这是庄稼收获时镰刀割剩的部分，割下来的麦茬用于修葺屋顶和谷仓；公共牧场使用权允许他们在休耕地上放养牲畜，并在第二次甚至常常是第一轮收获后，在田地上放养牲畜。最后，许多村庄还可以使用广阔的公共草地。但是，在18世纪下半叶，这些“权利”遭到特权地主和大农场主的严重侵蚀，他们得到了政府的默许。农民尽全力抵抗这种侵蚀。在《农民》（Les Paysans）中，巴尔扎克（Balzac）描述了农民对权利篡夺者及其爪牙展开的持续而狡诈的斗争，只是他不愿意承认，一旦贫民的权利和土地被剥夺了，他们便无法生存。
总而言之，在那些土地肥沃、农民辛勤劳作的省份，大多数农民勉强能得到温饱。这确实是一个进步！但是，还有许多人没有这么幸运，而运气最好的人也经不起一点打击。此外，危机也频繁发生。
首先，民众的处境取决于收获与否。即使本年度收成不错，问题仍然很多。由于仍然采用连枷打谷，在漫长的冬季，民众只能一点一点地获得谷物。与此同时，由于缺少谷仓，麦束只能先保存在磨坊里。这就容易发生各种危险，包括各种天灾、失火或鼠患。在谷穗打完一轮之前，人们必须依靠“陈谷”度日。如果收成不好，未来就会一片惨淡，因为等不到明年下种，粮仓就会空空如也，直到下一轮收割前，人们不得不长期忍受匮乏。这就是为什么农民和城镇居民目睹商人把粮食带到别处出售时会义愤填膺：陈谷的库存从来就不够。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也对农业领域的革新——例如扩大草地和果园面积，引入油籽或茜草——持保留意见。大土地所有者可以借此获得丰厚利润，却意味着耕种谷物的土地越来越少。
自然灾害不是农民唯一害怕的东西，还有战争，战时，政府会增加税收，把战区附近的土地暴露在军事征用之下，强迫劳力承担后勤运输和修整道路，更不用说军队的肆虐和广泛的破坏。此外，工业的进步，尽管养活了很多人口，但也让他们处于市场波动的影响之下。法国已经成为一个出口国，遥远的贸易国度一旦发生战争或饥荒，或者关税增加，或者颁布新的贸易禁令，法国工人就不无失业之虞。
准确地说，所有这些灾害，都在大革命爆发之前几年内同时降临：1788年发生了严重歉收；土耳其刚刚参加了反对俄奥联盟的战争；瑞典出于自身利益进行了干预。普鲁士表示一旦获得英国和荷兰的支持，就会继而加入战争。在普鲁士的怂恿下，波兰竭力摆脱了莫斯科的枷锁。结果，波罗的海和地中海变得不再安全，中欧和东欧市场逐渐凋零。更糟糕的是，西班牙禁止进口法国布料，法国时尚业也一落千丈：人们开始喜爱麻布，摒弃丝绸，这使里昂（Lyon）的丝织业遭受了沉重打击。
可悲又可叹的是，君主的政策极大加剧了危机，这场危机在旧制度的毁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787年的敕令解除了一切谷物贸易的限制。直到那时，在市场上出售谷物受到限制，敕令颁布后，生产者可以直接在市场上销售。谷物可以通过陆路和海路自由运输，也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出口。这道敕令的初衷是希望通过使谷物生产有利可图，进而鼓励农业发展。但是，当1788年发生歉收后，粮仓就全空了，谷物价格不受控制地飙升，并在1789年7月达到顶峰。此时，在巴黎，每磅面包要卖4个半苏，在某些地区甚至更贵；如在科（Caux）地区要卖每磅6苏。
与此同时，政府的短浅目光也引发了失业危机。1786年，法、英两国签订了贸易条约，大大降低了法国进口国外工业品的关税。这个想法的初衷是好的：时人以为，有必要采用英式“机械”（mécaniques），而将这套东西强加给法国工业家的最佳方法，就是引入某种形式的国外竞争。其实，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过渡期间，明智之举是逐步地实施这一计划，同时为国内的工业品提供适当的保护。现在，法国突然向具有决定性优势的英国工业开放边界，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在亚眠（Amiens）和阿布维尔（Abbeville），1785年还有5672架织机在运转，到了1789年就有3668架停工，有人估计，这一下子就剥夺了3.6万人的工作。在针织工业中，8000架织机中就有7000架停工。各处情形都是如此，其他行业也好不到哪去。
通常情况下，危机可能不会延续很长时间。但是，出口限制又让问题更加复杂。同时生活成本大幅上涨，结果就是危机变得无法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