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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的大恐慌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然而，人们总是描述它的外表，从不深入探究它的起源。对于当时那些不明就里的人来说，大恐慌就像是一个神话，那些竭力为之寻求某种解释的人提出：大恐慌起源于某种阴谋，并且依据各自的立场，认为这种阴谋或来自贵族，或来自革命派。由于革命派实际从中获益，所以只有后一种假设颇有人气，迄今仍然如此。泰纳具有社会史学的意识，他找出了某些引起恐慌的事件，但只用来解释平民的反叛。
一些卓越的历史学家曾经研究过大恐慌——科纳尔（Conard）先生研究了多菲内（Dauphiné）的情况，皮克福特（Pickford）女士研究了都兰（Touraine）和普罗旺斯（Provence），肖德龙（Chaudron）先生研究了香槟南部（Champagne méridionale），迪布勒伊（Dubreuil）先生研究了埃夫勒（Évreux）——但他们都只是描述事件进程和影响，而不是穷究其源。其实，在大部分地区，恐慌都是从外部传入的，要从流溯源，就需要一部专门的历史，这项工作是上述专题著作难以胜任的。
这些局部研究，就方法论而言虽然相当完善，数量却很少。有人可能会主张，做整体研究的时机还不成熟，这种意见不无道理。但是，我们也可以反驳说，做一个整体的回顾，提出有待解决的问题和可能的答案，有利于启发后续的研究。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我着手进行这项研究。
然而，有待填补的历史空白实在太大，仅利用已经出版的著作和文献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读者在本书中会发现一些新的事件，这些事件是我在研究中发现的，为此，我花费了十来年时间，从多家档案馆中调阅了资料，包括国家档案馆、战争档案馆、外交事务档案馆和其他一些省、市档案馆，还有国家图书馆和一些省图书馆。在这些地方，文献收藏的分类不尽完善，资料也非常零散。国家图书馆远远没有收藏全部地方史文献。此外，我的研究虽然耗时很长，但必然有一个限度。因此，还有许多史实有待进一步发掘。尽管如此，我希望这项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许多档案学家和图书馆员，还有他们的合作者，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还有许多人将他们知晓的文献慷慨提供给了笔者，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我尤其感谢梅斯（Metz）的克利普费尔（Klippfel）总长、国家档案馆的卡龙（Caron）先生、荣纳省（l'Yonne）档案馆的波雷（Porée）先生、奥布省（l'Aube）档案馆的杜埃姆（Duhem）先生、安省（l'Ain）档案馆的莫雷尔（Morel）先生、塞纳—马恩省（Seineet-Marne）档案馆的伍贝特（Hubert）先生、巴黎大学地理学院图书馆的埃弗拉德（Évrard）先生、孔夫朗松（安省）的荣誉教授杜布瓦（Dubois）先生、詹森·德萨伊（Janson de-Sailly）中学的教员雅各布（Jacob）先生、罗昂（Roanne）中学教员勒苏尔（Lesourd）先生、萨雷格米尼（Sarreguemines）中学教员米洛（Millot）先生、穆兰（Moulins）师范学校教员莫夫（Mauve）先生。十分遗憾的是，出版条件不允许我在本书中附录细致的考证和详尽的书目，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出版搜集到的全部材料，并附上必要的注释。
在研究过程中，我首先着手重构恐慌的发展过程，在时机成熟时指出比较次要的原因，最终达到恐慌的起始点。然后，我力图提炼出一般性的原因。但是，在本书中，我希望提供一个概述，而不是烦琐的考证：读者将要读到的描述，与我上述研究顺序是相反的。为了找到恐慌的根源，我本应该追溯到1789年初，但是，当我再次考察这一时期的系列事件后，我选择了从普通民众的立场出发看待整个事件，而假设高等法院的历史和巴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是已知的。为了解释大恐慌，我试图使自己置身于那些亲身经历过大恐慌的人们中间。读者会发现，这一做法是完全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