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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比阿尔（Michel Biard）
乔治·勒费弗尔的《1789年大恐慌》一书首次出版于1932年，如今名列法国大革命历史编纂学的皇皇巨著之林。不过，从该书出版之后发表的几篇简短书评看，它在批评家眼中似乎不甚受待见。事实上，直到1933年2月，《历史综合评论》（Revue de synthèsehistorique）杂志才发表了一篇长篇评论文章，作者是吕西安·费弗尔（LucienFebvre），勒费弗尔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同事。吕西安·费弗尔强调，该书对于理解革命群众的“集体心理”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理解谣言和恐惧的传播方式。不过，在1932年，乔治·勒费弗尔已是公认的一流历史学家，他在1924年就出版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法国大革命时期诺尔省的农民》（Les paysans du Nord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这部专著分为上下两篇（“旧制度的终结”和“大革命”），尽管研究对象局限于诺尔省，却为法国大革命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特别是乡村社会研究，带来了新的风气。该书的初版只印了300本，很快销售一空，迄今仍难觅得。直到1959年，意大利出版商拉泰尔扎（Laterza）才出了一个法文新版。比较而言，《1789年大恐慌》却在1956年、1970年、1988年和2014年不断再版，足以彰显其重要地位。
从1932年起，乔治·勒费弗尔也跻身研究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行列。1907年发起罗伯斯庇尔研究会（la Société des études robespierristes），并于1907年创办该会刊物《革命年鉴》（Annales révolutionnaires，《法国革命史年鉴》的前身）的阿尔贝·马迪厄（AlbertMathiez）在该年（1932年）年初逝世，勒费弗尔被选中继任研究会主席。出生于1874年的勒费弗尔当时已经58岁，此后依然长期活跃。然而，1932年确实算得上他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3年后，也就是1935年，他离开了斯特拉斯堡大学，前往索邦大学任教，自1937年开始主持该校的法国大革命史讲席，并在此创建了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所（Institut d'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培养了好几代大革命史的研究者（遗憾的是该所不久前并入近现代史研究所）。
1939年，时值法国大革命爆发150周年，勒费弗尔出版了一部标题明快的著作——《一七八九年》（Quatre-Vingt-Neuf），旋即被维希政权列为禁书，遭到焚毁。在大革命周年期间，并作为人民阵线（1936—1938年）岁月的一种延续，勒费弗尔还参加了“法国大革命史大众课程”。为此，他在1938年11月举办了以“大革命与农民”为题的讲座，再次回顾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和《1789年大恐慌》。勒费弗尔是左翼的斗士，经历了德占时期抵抗运动的磨难，他的立场接近法国共产党（他的弟弟，地质学家泰奥多尔·勒费弗尔是一名抵抗运动成员，因纳粹的“夜雾法令”遭到逮捕和处决）。1944—1945年法国解放后，勒费弗尔一跃成为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大师级人物，同时主持罗伯斯庇尔研究会及其刊物，直至他于1959年离世。他的影响如此巨大，往往被视为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一员，形成了让·饶勒斯、马迪厄、勒费弗尔和阿尔贝·索布尔一系的史学传统，尽管这些人其实很难算作同一流派。
《1789年大恐慌》并不单纯是饶勒斯《社会主义法国大革命史》开创的19—20世纪法国社会史学派的一部代表作，更加不是勒费弗尔继博士论文之后研究乡村社会的续篇。在许多方面，我们不妨将该书看作是一部开拓性作品，它预告了后来称为“心态史”（Histoiredes mentalités）的史学潮流。
在勒费弗尔为该书撰写的初版序言中，开篇就提到了依波利特·泰纳（HippolyteTaine），这绝非偶然。泰纳写作《现代法国的起源》（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之际，对1871年的巴黎公社仍然心有余悸。在书中，泰纳连篇累牍地谴责大革命期间的民众暴力，甚至辱骂民众是“野蛮人，乃至无知的野兽，沐猴而冠，残忍而淫荡，杀人取乐”。泰纳还在书中反复提到“群氓”（populace），据说这是一群粗鲁之辈，喜欢诉诸暴力，一旦受到某种杀戮心理的支配，就会堕落为屠夫和凶手。在泰纳之前就有人提出过如此见解，例如，伯克（Burke）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1790年）就谴责了“一帮血腥味扑鼻的流氓和凶徒”。继泰纳之后，勒庞（LeBon）博士进一步将这种观点提炼为“野兽状态”的群氓，他们受到一些退化到“原始状态”的“领袖”和“堕落分子”的蛊惑（参见出版于1895年的《乌合之众》，出版于1905年的《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学》）。1932年，勒费弗尔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就批判过勒庞和泰纳的著作，这篇发言在1934年以《革命群众》（Les Foules révolutionnaires）为题正式出版。这篇著作以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著作为基础，证明了革命群众并不是“一群野兽”，因为其中的成员总是或多或少展现出一种更高层次的“集体心态”。面包店前面排队守候的人群发生骚乱，并不起因于导致数十名男女公民凑巧一同来购买面包的纯粹偶然性，而是由于这些人具有更高层次的“集体心态”。通过这篇文章，勒费弗尔确立了一个坚实的概念——“革命群众”，这个概念后来被许多研究者袭用，例如乔治·鲁德（GeorgeRudé）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1959年），还有阿尔贝·索布尔的一篇长篇书评（其中称许勒费弗尔为“举世无双的大革命史学大师”）。在这一点上，勒费弗尔的灵感正是来自他自己在《1789年大恐慌》中的发现。
事实上，尽管本书似乎遵循了一个相当简单的写作构想，全书分为三篇（1789年的法国乡村、“贵族的阴谋”和大恐慌），其中最精彩处在于勒费弗尔对大恐慌的不同策源地的细致描写，其次是对恐慌蔓延整个法国的不同路线的勾画（从“警报引起的恐慌”到“恐慌的接力”，勾勒了“恐慌诸潮流”），还有勒费弗尔对最终形成大恐慌的各种恐惧事件的成因分析，包括对“贵族阴谋”的恐惧，对“饥荒阴谋”的恐惧，对盗匪来袭的恐惧，对外国军队入侵的恐惧，等等。这些恐惧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即在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开，而地里的庄稼尚未收割的时候——仿佛使民众一下子沦为企图抢劫和饿死他们的奸徒的牺牲品。但是，勒费弗尔并未将目光局限于这一背景因素，或者仅仅将各种琐事汇聚成一连串事件，他还追溯了大恐慌的发展进程，甚至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本身，他将大恐慌理解为第一次“总动员”，理解为把握法国政治的一个关键时期。当然，勒费弗尔首先坚持法国乡村的特殊性，这关系到所谓大革命时期的农民革命的开端；不过，勒费弗尔十分清楚：大恐慌在1789年8月4日之夜，以及在8月5日至11日陆续颁布的各项废除特权和封建制度的法令中，发挥了何种决定性影响（尽管他在结论中只是简要提及）。他同时也清楚：封建制度并未被根除，农民还必须“赎买”封建权利，并向领主一次性支付相当于20—25年的权利收入。最后，他还看到，8月颁布的这些法令并不彻底，引发了多起“农民反叛”，这在1789年至1792年间频繁发生，直到国民公会在1793年通过了一项法令，最终废除了领主保留的全部封建权利。
首度出版《1789年大恐慌》的中文译本，由衷令人欣慰。一方面，中国读者终于能够接触到这部重要著作，并能够理解，为何这些法国农民一旦武装起来，并且意识到揭竿而起并无真正危险，就会迫不及待地冲入领主的城堡，还要翻阅领主的文契档案，以便查清自己缴纳的贡赋是否合理。在消极防守的一方看来，大恐慌呈现出一副咄咄逼人的面孔，农民革命一触即发，在往往带有狂欢色彩的氛围中，领主及其代理人被迫为狂欢提供贡品（交出金钱和提供酒食），此时，草民短暂地凌驾于老爷之上。然而，这个仲夏的狂欢节多么不合时宜！另一方面，中国读者在阅读乔治·勒费弗尔这部大作之时，也不妨带有中国历史的关怀，因为，一切与乡村社会、封建制度、领主、农民反叛、农民集体心态、谣言和恐惧有关的事物，同样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2019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