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谭旋（Timothy Tackett）

1789年7月和8月初，一股异乎寻常的恐慌蔓延整个法国，几乎无与伦比地展示了谣言的力量及其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冲击。短短两星期内，在三分之二的法国领土上，一座座城镇和村庄相继沦陷，只因害怕“盗匪”来袭。据说，这群盗匪在乡间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恐惧的胁迫下，大批村社居民纷纷逃离家园，藏身近旁的树丛和森林。或者，他们匆匆纠集起来，在城镇外围拦起路障，试图抵御歹徒的袭击。在恐慌期间，最令人惊讶的事实莫过于——那些令人战栗的“盗匪”实际上从不存在。

显然，在人类历史上，类似的恐慌事件并不鲜见。例如，15和16世纪西欧发生的可怕的巫术恐慌，还有1940年6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军队合围巴黎之际发生的大逃亡。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类似案例。18世纪“叫魂妖术”引发的恐慌，以及1900年义和团运动造成的普遍恐慌只是其中两例。但是，1789年的“大恐慌”尤为引人注目，原因首先在于恐慌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其次在于它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事实上，国民议会竭力平息乡村的骚乱，这对它在1789年8月4日颁布的一系列法令产生了深刻影响，正是这些法令废除了封建特权，摧毁了旧制度的主要社会政治结构。

这部关于“大恐慌”的著作，作者是乔治·勒费弗尔，堪称20世纪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独一无二的大家。他的父亲于1874年出生在法比边境的工业城市里尔，是一家贸易公司的会计员，他的祖父是一名朴实的纺织工。由于家世寒微，勒费弗尔只能通过助学金继续学业，没有能力去巴黎求学。这也导致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巴黎的知识精英圈子才勉强接受了他。勒费弗尔在里尔大学完成了学业，他最初的兴趣是英国中世纪史，似乎是在1899年获得学位并服完义务兵役之后，才转向法国大革命研究的。多年后，勒费弗尔回忆说，造成这一“转变”最重要的因素，是他邂逅了伟大的政治领袖和政治活动家让·饶勒斯（JeanJaurès）撰写的多卷本《社会主义法国大革命史》（Histoire socialist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尽管二人从未私下晤面，勒费弗尔也只远远望见过饶勒斯两次（在众多听众当中聆听他的演说），但勒费弗尔总是将饶勒斯当作自己最重要的“导师”。事实上，勒费弗尔自青年时代开始，就受到了茹尔·盖得（JulesGuesde）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盖得是里尔在国民议会的议员。但是，饶勒斯的马克思主义不那么教条化，似乎特别吸引勒费弗尔。他还加入了饶勒斯1905年创建的法国社会党，终生保持党员身份。通过早年的阅读和政治活动，勒费弗尔对卡尔·马克思提出的阶级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深信不疑。然而，终其一生，这种信念与他在大学学到并服膺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历史方法之间，始终保持着奇特而复杂的张力。他是一位求知欲极强而心细如发的学者，一贯提倡绵密的考据，并且身体力行，近乎痴迷。他曾经写道：“无考据则无史。”他在笛卡尔的《方法论》中寻找灵感，同时也钻研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对某些苏联历史学家“混淆史学和宣传”，从来冷眼以对。

受到饶勒斯“自下而上的历史”的启发，勒费弗尔开始撰写长篇博士论文，以法国大革命前夕和大革命时期里尔附近地区（诺尔省）的农民为研究对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迫使他不得不推迟论文的写作。因为，在德军入侵和占领里尔期间，他不得不丢下自己的研究札记，又不得不在地方志愿军中服役一段时间（尽管他当时年过40）。不过，大战结束后，他寻回了丢失的札记，最终在1924年完成了论文，这项研究是法国史上最卓越和最有影响力的博士论文之一。勒费弗尔不仅开农民研究的风气之先，而且探索了许多社会史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后来由著名的年鉴学派大力弘扬。 该学派以20世纪中叶极富影响力的刊物《经济与社会史年鉴》而得名。勒费弗尔的博士论文是一项庞大的地方性乡村人口研究，采用了多层次的分析：首先是地理学，其次是社会—经济“结构”和土地占有模式，再次是农业实践和农民生活的“文化”，最后是法国大革命的“事件”，包括大革命给农民社会带来的结构与文化的转变。自始至终，论文中的分析有广泛的统计数据支撑，并且均通过烦琐的人工计算获得。在这篇论文中，作者不曾把农民描绘成无知的牲畜（许多历史学家历来如此），而是将他们表现为自身命运的理性参与者，尽管他们不时受到强大的恐惧和情感的影响。

在索邦大学完成答辩之后，勒费弗尔已年届50，终于得以从中学教学脱身，荣任大学教授：最初是在法国中部小城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接着获得斯特拉斯堡大学的重要教职。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8年，是勒费弗尔学术生涯中最富于创造力和最多产的岁月。他先后迅速完成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第一篇综论，一项关于1793—1794年“恐怖统治”时期农业问题的研究，以及关于拿破仑时代的长篇概论。但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应属他对大恐慌的研究，首次发表于1932年。勒费弗尔的新史学方法，还有他对民众集体心态的兴趣，可能受到斯特拉斯堡大学两位杰出同事的影响——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他们当时刚刚创立了开拓性的历史评论期刊《经济与社会史年鉴》。

1935年，61岁的勒费弗尔终于在巴黎获得教席。两年后，他接任索邦大学的法国大革命史的教席。时局风云激荡，大学乃至全法国都受到了政治对抗的波及。勒费弗尔热情地致力于反对法西斯主义，捍卫共和主义和民主价值观，他创建了“笛卡尔俱乐部”并出任主席，该团体由大学教师和中学教师组成，致力于促进对时事的理性发声。在1936年执政的左翼人民阵线政府的支持下，勒费弗尔还投身于1939年纪念法国大革命150周年的活动筹备。他参加了一系列相关主题的广播访谈，并担任《马赛曲》（La Marseillaise）一片的历史顾问，该片是让·雷诺阿（JeanRenoir）拍摄的大革命题材的著名电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勒费弗尔出版了极具影响力的关于法国大革命起源的著作《一七八九年》（Quatre-Vingt-Neuf）。在书中，勒费弗尔凸显了4个不同社会阶级的大革命体验：贵族、资产阶级、巴黎平民阶级和农民，以及这些体验如何彼此歧异和互相作用。此书长期以来是对大革命初期的主流解释，迄今仍被广泛参考。

对于勒费弗尔来说，二战年代是一段悲哀和惨淡的岁月。1940年法国战败的悲剧，加上他的妻子于1941年突然辞世，让他的境遇雪上加霜。此外，他的弟弟泰奥多尔（Théodore），也是普瓦捷的大学教授，遭到纳粹处决，而他的犹太好友马克·布洛赫和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Halbwachs）同样遭到纳粹杀害——前者在里昂附近被杀，后者在德国集中营内丧生。但是，勒费弗尔仍在索邦大学坚持教学，一直工作到远超正常的退休年龄，因为他担心，尽管自己大可全身而退，但德国占领军会趁机撤销法国大革命史的教席。他还着手编纂一份关于大革命起源的重要文献集，为一些研究生提供工作岗位，保护他们免于被征入纳粹的劳役工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勒费弗尔从大学退休。不过，他仍然致力于编辑《法国革命史年鉴》，并担任他创立于1937年的索邦大学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所所长。1946年，他发表了一项关于大革命末期（1795—1799）的督政府时期的研究。1951年，他出版了法国大革命时代综论的修订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多数时间他都住在巴黎南部工人小镇塞纳河畔布洛涅（Boulogne-sur-Seine）的一所小宅子里，这里成为吸引世界各地法国大革命史研究者的朝圣地。1959年，勒费弗尔在此辞世，享年85岁。

勒费弗尔在撰写关于法国北部农民的博士论文期间，深深为大恐慌这一历史现象吸引。正是在这一语境下，他开始质疑长期以来对大恐慌的主流解释，这种解释深受大革命时代的人自身对大革命的看法的影响。1789年7月，恐慌的报告从四面八方涌向巴黎和凡尔赛，仿佛暴力和动乱已经席卷全国。许多报告提到城镇和村庄正遭受袭击，同样可怕的是，刚刚成熟的庄稼正遭到焚毁。其他消息提到了入侵城堡和焚毁领主的文契档案。对于当时的法国民众而言，暴力和恐慌仿佛同时在各地爆发。因此，毫不奇怪，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恐慌是蓄意策划的阴谋引发的。除了贵族，还有谁会炮制出如此阴谋？他们在革命中失去了太多的权力，难免心生怨恨，自然渴望教训放肆的平民——如此推理下去——贵族必定会收买各地的罪犯、歹徒和“盗匪”来实施暴行。一旦接受这种解释，同时代的法国人转而相信关于“饥荒阴谋”的古老传说，在旧制度时期，这是对粮食短缺或面包价格暴涨的流行解释，这种说法在平民阶层中十分常见，偶尔也会被精英阶层采信。大多数民众无法理解气候变迁和市场力量产生的普遍影响。将饥荒乃至其他一切不幸归咎于个别恶人有意为之，似乎更为简单，也更有说服力。

在大多数情况下，19世纪和20世纪初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接受了对大恐慌的当代解释的某个版本（有些甚至可追溯到大革命时代）。这些学者几乎不约而同地接受了三大基本命题：第一个命题是恐慌发生的同时性，相信它几乎在各地同时爆发。第二个命题是认定在对盗匪的恐惧和针对贵族及其城堡的袭击之间，存在密切相关性。一旦农民意识到盗匪其实并不存在，据说就会将矛头转向当地贵族。第三个命题是相信某些群体积极自觉地挑起了骚动，这一群体或是凡尔赛的一小撮贵族，或是——在不少历史学家看来——出自巴黎爱国者授意而行动的平民。

通过对法国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当代出版物和手稿的仔细研究，勒费弗尔推翻了上述三大假设，对大恐慌作了旨趣迥异的描述和解释，这种解释首先注重对经历革命阵痛的民众的情感和集体心理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勒费弗尔仔细比对了法国各地恐慌发生的时间表，证明恐慌并未在各地同时爆发，恐慌的传播呈现连锁反应的态势，可以依次追踪到恐慌在两个星期内传播的踪迹。勒费弗尔最终确定了恐慌的五六个最初策源地，从这些地方，恐慌穿越乡村，昼夜不休，以平均每小时2至4公里的速度蔓延开来，结果，惊慌失措的村民敲响了教堂的警钟，派出信使通知邻村和亲友：“盗匪”来袭。这类恐慌浪潮通常只是在抵达海岸或者边境时才会消弭。

其次，勒费弗尔证明，大革命同时代人和后世历史学家都轻率混淆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大众情绪。一方面，在7月和8月间，法国有六七个相对有限的地区发生了一连串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反叛。其中一些反叛事件特别针对贵族和封建权利。另一些反叛事件似乎针对一切被认为盘剥过农民的人：不仅是贵族，还包括王国税吏，向农民放贷的各类中产阶级市民，天主教教士的某些个人，个别情况下甚至包括犹太邻人。另一方面，与农民反叛几乎同时爆发的恐慌浪潮，几乎总是蔓延至叛乱未曾波及的地区。受到恐慌威胁的农民和市民，并未袭击贵族，反而常常向当地贵族求助，因为其中许多贵族有军事经验，足以领袖群伦，保卫家园。

第三，勒费弗尔指出，若按时间顺序追溯恐慌各支流的传播路线，通常能确定最初的“发源”。在多数情况下，引发恐慌的原因稀松平常：例如，牛群回圈之际在远方扬起尘土，或者一群僧侣突然在森林中现身。最引人注目的起因是法国东北部昆塞（Quincey）城堡发生的巨大爆炸。后续调查显示，爆炸可能发生在当地的节庆期间，当时领主正为自己庄园内的农民举行宴饮。有些醉汉举着火把，下到城堡的地窖寻找美酒，不料闯入了装满火药桶的隔间。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将这起爆炸事件看成贵族领主诱杀农民的阴谋。无论如何，爆炸引发恐惧和轰动，掀起的一波恐慌马不停蹄地一直冲到数百公里外的地中海。

除了大恐慌的一般特征，勒费弗尔在本书前半部分还用了好几章探讨可能引发大恐慌的深层原因和背景因素。总的来说，他提出了三个层面的解释：恐慌的长期因素、短期因素，以及直接“导火索”。在长期的结构性因素中，最重要的或许是大多数人口的贫困状态，他们生活于赤贫之中，相当大比例的乡村人口缺乏足够的土地维持生计，这与收成好坏无关。一年之中，他们不得不有一段时间要受雇于人，并通过市场购买部分食物。因此，他们对谷物和面包的价格非常敏感，这是他们食物的主要部分。一旦价格飞涨，他们根本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养家糊口。勒费弗尔还考虑到了当时法国的通信网络的特征。19世纪的路政和邮政制度，使得通讯空前顺畅。不过，不同于当代的即时通信，任何种类的消息，总是要耗费一定的时间才能到达，可能是一到两天，也可能是10天，这取决于个体在法国所处的位置。因此，从坏消息自巴黎传来，直到正式确认、否认或者修正，可能相距数日之久。这正是1789年夏在法国多地发生的事情。

至于短期因素，勒费弗尔分析了1789年的大规模粮食危机。就在前一年夏天，一场可怕的风暴和冰雹横扫了法国大部分领土，庄稼尚未成熟就被吹倒。据说，在许多地区，有近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麦田颗粒无收。这是第一次天灾，发生在11月到次年1月间，这个季节是整个18世纪最寒冷的冬季。橄榄树和其他果树大量受灾，藏入地窖的葡萄酒瓶都冻裂了，法国各地的河流冰封，彻底阻断了粮食运输。井泉和磨坊也都冻上了，通常很难获得足够的饮用水和烹饪用水，现成的谷物也无法磨成面粉。粮食供应不断减少，面包的市场价格飙升，1789年7月达到本世纪的最高水平。此外，民众也无法获得充足的木材供暖，被冻死的人成千上万。同时，大批穷人流浪街头，乞讨食物，有时甚至敲诈勒索，或以在庄稼地和房屋上纵火相威胁，以便从相对宽裕的农民和市民那里获得食物或金钱。四处迁徙的“流浪汉”人数激增，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对“盗匪”的恐惧，这种恐惧心理在1789年夏天四处流行。事实上，勒费弗尔证明，早在1789年春，法国已经爆发了一连串规模较小、影响有限的恐慌事件，源于对盗匪的“恐惧”。但是，自1788年底到1789年春，普遍的粮食危机也引发了法国各城镇和村庄的粮食骚乱，因为民众控诉面包师傅和形形色色的富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最近的一项研究也证明，这类骚乱很可能导致了叛乱事件空前密集地爆发，两百多年来都十分罕见。

不过，天灾和流浪汉大军诱发的骚乱，又因为政治局势更加恶化。1789年3月，法国各城镇和村庄都为即将召开的三级会议举行首轮选举。凡年龄在25岁以上并缴足最低税额的男子，都可以参加本地的大会，投票选出一名“选举人”，代表他们出席上一级的大会，由这些大会最终选出赶赴凡尔赛的王都参加三级会议的代表。同时，甚至可能更关键的是，约有40000个地方选举大会奉命起草“陈情书”，开列他们希望呈送国王御览的一切改革诉求。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各地民众都受邀反思本地政府和社会的弊端。毫无疑问，这个选举过程触动了全法的农民，极大地鼓舞了民众对变革的期待，也让全国各地的民众瞩目于5月初召开的三级会议上发生的一切。

真正引发恐慌的“导火索”，是在凡尔赛和巴黎传出的事件。由于众望所归的三级会议实际上一事无成，民情日益不满。三级会议由三个“等级”组成：教士是第一等级，贵族是第二等级，平民是第三等级。1789年1月，国王授权平民代表的人数可相当于贵族和教士代表的总和。但是，国王拒绝具体规定投票的方式：三个等级的代表究竟是一起投票，还是分开各投各的。大多数贵族和教士拒绝一起投票，而第三等级要求一起投票。结果，会议陷入僵局。经过长达6个星期的协商，6月17日，第三等级的代表决定独自开会。他们邀请其他两个等级的代表参加，但是，即便其他两个等级缺席，第三等级依然单独成立了国民议会。起初，路易十六拒绝承认国民议会。6月28日，他似乎回心转意，下令三个等级共同召开会议，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这只是国王的缓兵之计。大批雇佣兵被调来包围巴黎和凡尔赛。会议代表和普通公民都预计，政变一触即发，结果就是国民议会被消灭，还有可能入侵巴黎并报复民众。面对如此威胁，巴黎民众开始组织武装自卫。7月14日，在搜寻更多枪支和火药时，巴黎民众攻入了巴黎东边巨大的中世纪要塞——巴士底狱，最终占领了这座要塞。

此外，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关于“贵族的阴谋”的谣言在巴黎流行开来，勒费弗尔指出，这一谣言很快就传到了外省各城市和乡村。据说，贵族绝不会甘心失败和失去权力，一定会报复胆敢忤逆的平民。各地形势早已剑拔弩张，首先因为近来发生了一连串的民众反叛，其次因为面包价格飞涨，再次因为农民害怕即将收获的庄稼遭到破坏，最后也因为民众对巴黎发生的事情有所隔膜。很快，各地民众都开始防备“盗匪”来袭，据说这些盗匪是贵族收买的帮凶。这样一来，几起稀松平常的事件就足以引发一连串大规模的恐慌，而民众深信盗匪即将来袭，这实在无足讶异。

勒费弗尔这部著作首次出版，距今已近百年，他提出的解释依然极具影响力。确实，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恐慌各支流不曾以简单的线性路线蔓延至整个法国的乡村，而勒费弗尔似乎如此认为。相反，其间存在着大量的涡流和旋涡，移动方向也十分复杂。某个社区同时从各方接到盗匪来袭的警报，绝不罕见。这一事实可能让恐慌更加剧烈。更重要的是，今天看来，勒费弗尔视为恐慌“导火索”的“贵族阴谋论”，仅仅盛行于巴黎及其周边某些地区。在法国大多数地方，当时的报道从未提及过这类阴谋，民众最担心的，首先是普遍的无政府状态，这纵容了盗匪和歹徒横行无忌，另外他们也时而担心外国军队的入侵。但是，总的来说，勒费弗尔的分析仍然成立。这一著作不愧是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大众心理和集体情感最卓越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因此，它仍然是一部史学经典，任何有志于了解历史上人类行为动机的读者都不应错过。

2019年5月 IisFtoAbxpZLxMgBefdq6UobhtI1+o0LhVOOZwjBv2ivuErO7Sgrsy4IfvHXGf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