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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益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当局很快变得束手无策。众多的司法部门彼此掣肘，不曾正确认识到骚动蕴含的危险，对果断采取镇压措施犹犹豫豫，三心二意。骚乱的扩散让军队也力不从心，他们身心俱疲，力量分散。下级军官和从士兵中提拔上来的军官对贵族也缺乏好感，因为1781年和1787年的法令偏向于把军队的高级职务保留给贵族阶级。普通士兵通常来自民众，逐渐认同民众的诉求。6月19日，贝桑瓦尔警告说：“我们竭力加强刑事法庭的管辖权力，然而只是徒劳，因为基层法官经常率先干预犯罪审判……这些案件毫无先例可循。卷宗日益堆积，我们非常担忧饥荒会造成严重后果，最终局势或许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届时军队除了自保，别无他能。”他不妨再补充说，很快军队就连自保也没心思了。
上述形势下，市政当局与资产阶级达成协议，进行自卫。有人认为，有人蓄意传播大恐慌，目的就是煽动各省武装自己。随后我们还会检讨这种看法。现在我们必须看到，从春季到夏初，一种普遍的不安情绪已经开始蔓延，其原因刚才分析过了，这才是民众开始武装自己的初步动因。许多城市之前并不缴纳军役税，理由是他们自行组织了民兵。在旧制度行将结束之时，这些民兵只是徒有其名，偶尔在官方庆典上列队露个面。但是，失业和饥荒引发的骚乱或恐慌，为民兵注入了新的活力。如果之前没有民兵，通常会创建一支。1788年4月，特鲁瓦市政当局下令组建巡逻队来威慑工人。在普罗旺斯，3月骚乱期间，多数城市也建立了自己的武装。2月1日，在加亚克，当局大体同意组建一支民兵来镇压“歹徒的放肆”。普瓦图的莫尔塔涅成立了一支自愿巡逻队，防范走私贩子。4月7日，埃唐普改组了资产阶级卫队。4月25日在卡昂，4月27日在奥尔良——因为零售商里姆（Rime）的店面遭到洗劫，4月29日在博让西（Beaugency），都是如此。5月8日，讷伊—圣弗龙（Neuilly-Saint-Front）的市郊也效法了各城市的做法。6月24日，奥布河畔巴尔当局决定夜间关闭城门，并设置守卫和巡逻队。7月15日，亚眠在经历了一场骚乱后决定自行武装，桑斯也在13日颁布了类似决定，随后还下令任命一名“军事独裁官”。随着收获时节临近，乡村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求建立武装。6月，佛兰德将加入守卫作为强制性义务。
各省当局对武装一事犹豫不决：阿图瓦和皮卡第的卫戍司令索梅耶夫里害怕将武器交给人民。在各城市，民兵仍然完全由可靠的资产阶级组成，或者，只要政治斗争不把他们推向国民议会一边来反对王权，他们就是可靠的。1788年，在马赛，年轻人和来自小资产阶级的公民也有权加入民兵队伍，但是，由于他们行为不检，导致了民兵在1789年遭到解散。最棘手的问题是武装农民。不过，总的来说，这个问题被撇在了一边。皮卡第的总督阿盖（Agay）因为之前的骚乱而忧心忡忡，反对索梅耶夫里的意见。6月，在杜埃的拜伊司法区，7月3日，在里尔，都颁布了在紧急情况下召集卫兵和鸣钟示警的法令。这可真是把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大的妙法！一些卫戍司令，如加斯科尼（Gascogne）的埃斯帕贝斯（Esparbès），朗格多克的佩里戈尔（Périgord）伯爵，同意武装民众。5月12日在埃诺，在康布雷齐的骚乱后，艾斯特阿齐（Esterhazy）向下属所有社区提供卫队，并请求当局大规模武装民众。奥尔良公爵作为当地的领主，也批准莫尔塔涅采取相应的措施以防万一，这毫不值得奇怪。
骚乱不久便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贵族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第四等级”侵犯。4月，在卡昂，两大阵营不约而同武装起来。4月底，在埃唐普，贵族愿意作为民兵服役。在普罗旺斯也有类似的联合行动。4月22日，卡拉曼欣喜地指出：“农民的攻击指向了一切看似拥有特权的事物，第三等级遭到了最坏的对待，因为这个等级最接近农民。结果，第三等级越来越靠近贵族，尽管它从本性上是反对贵族的，并且这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联盟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贵族出于错误的傲慢撕毁同盟。就这样，两个迄今从未接近过的阶级合成了一个阵营。这个阵营由地主和知识分子组成，我可以肯定，这种联合将为农村的安定做出榜样。”凡尔赛和巴黎的事件给这个联盟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但它还是维系到了7月14日之前：在后续的骚动中，这种联合在外省再度出现，而且频率比人们想象的高得多。
在骚乱初露峥嵘的时刻，“市镇官员”感到了自己因官职继承、职务捐纳、国王的特殊任命或者国王特许而获得的权力在逐渐削弱：市政革命开始了。只要发生骚乱，普通民众就迫不及待地驱逐他们：普罗旺斯就是一个典型。4月，在阿格德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反叛者如此胆大妄为，企图罢黜我们，认为他们有权从自己的阶级中选出新的议会。”资产阶级的不满情绪尤其激烈，他们要求对市政管理痛加改革，希望通过选举来重建市政当局，最终掌控市政权力。没有资产阶级的支持，上级大力扶持的寡头当局感到处境堪忧。在夏多布里昂（Châteaubriant），选举大会甚至解除了当局的权力。在其他各地，当局有所妥协：4月13日，在欧坦（Autun），人们组建了一个后勤委员会，与市政厅展开合作。6月，贝尔纳堡创设了一个常设委员会。国王授权在托内尔（Tonnerre）组建一个民选的“政治委员会”。当局惊讶地收到了来自圣安德烈—德—瓦尔博尔尼（Saint-Andréde-Valborgne）——塞文山脚下一个小村落——的请愿：他们希望设立一个“爱国委员会”来调停当地公民之间的词讼。
当然，所有这些临时采取的预防措施并没有能让任何人安心。不妨认为，这些措施反倒加强了社会的不安情绪，并且公开承认了那些传说中的危险。
现在，当一个大会、一支军队甚至是全体人民都守候着敌人出现的时候，怎么可能看不到敌人到处现身呢？目击到敌人的民众，通常是那些最敏感的人，特别是当他们孤身一人，或者站岗放哨时，他们就会感到沉重的责任感仿佛在不断刺激他们，最后压垮他们。一个可疑人物、一缕烟雾，甚至是一个响动、一道微光、一片阴影，都足以让他们惊慌失措。自我暗示在这里起到的作用更大，他们坚信自己看到或听到了某些东西。于是，整营的军队可以突然陷入惊慌，通常是在夜里。不过，在这种形势下，恐慌如果直到7月下旬才爆发，就很让人吃惊了，因为造成这些单个恐慌事件的那种普遍的焦虑情绪，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逐渐形成。事实上，由于文献不足征，我们不能对一些事件给出完全令人满意的描述和解释，但尽管如此，它们还是表明，自5月开始，许多地方性的“恐慌”开始爆发。
1789年5月12日，巴黎书商阿迪在日记中写道：“蒙彼利埃（Montpellier）的特急信件宣布：该城的卫戍司令佩里戈尔伯爵已下令所有人——除了神父和修道院僧侣——拿起武器，共同防御本城，因为据说有一股盗匪乘坐两艘船，在塞特港口附近上陆，似乎打算纵火烧港。这真是个令人不安的消息。”我们没有找到可以同上述警报相互印证的史料，但它很可能与阿格德骚乱有关，而且盗匪来自海上似乎也很可信，因为毫无疑问，当年柏柏尔人袭扰整个地中海沿岸的海盗行径，仍然残留在民众的记忆之中。
5月下旬，博凯尔（Beaucaire）周围谣言四起，据说在赶集期间，蹂躏该省的各路匪徒，会纠集起来袭击商人：这也许是普罗旺斯骚乱对罗讷河右岸产生的后遗症。如果里布蒙（Ribemont）市郊的历史记录是可靠的，那么，笼罩皮卡第的骚乱局面给当地每一户小康之家都带来了“恐慌”，这在6月底爆发的恐慌中是非常典型的。闯入圣尼古拉（Saint-Nicolas）修道院的士兵强迫僧侣给他们送酒，然后开始大声喧哗。一名僧侣逃了出来，一路跑到城里，在大街上呼喊：“盗匪来了！”当地居民成群出动，手持棍棒、叉子和镰刀，赶到修道院，从士兵手中救出僧侣。在7月1日和2日的里昂骚动期间，当地民众坚信自己遭到了盗匪的袭击。这不难解释：事实上，根据安贝尔—科洛梅斯的说法，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农民以为所有的封建特权都废除了，他们蜂拥而至，带来了自己酿造的葡萄酒或其他产品，交换必需品。他们还参与了袭击市政机关和城门的行动。
7月18日，书商阿迪在日记中如此评论某个里昂的女性亲戚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全城的青年，有3000多人，都拿起了武器抵抗盗匪闯入城市，保障公民的生命安全，”他还补充说，死伤了300多人，“其中里昂本地人很少，他们大都是盗匪，因为他们身上带着鞭笞伤痕或者烙印……他们据说有四五千之众，将周边城市蹂躏一空。”7月14日之后发生的暴动中，我们还会多次遇到类似的叙述语调。市政当局努力维护各自市民的良好声誉，担保他们从未参加骚乱，他们都是外地流窜来的匪徒的受害者。或者，当局声称自己完全有权武装起来，因为附近发生了多起恶性事件。这样说，是为了一旦受到巴黎当局的追究，方便自我开脱。为了说服轻信谣言的民众相信并不存在什么盗匪，上述两种做法毫无帮助。
不久，布尔格也爆发了恐慌。7月8日，该市市长和首席代表告诉临时召集的市镇参议会，恐慌已经在我市四处蔓延，原因在于昨天传来消息：一群大约600人的流浪汉，从萨瓦公国（duchédeSavoie）进入法国境内，这群不法之徒正向里昂进发，一旦其中有人闯入我市作奸犯科，形势必将十分险恶。来自里昂的消息可能让布尔格的民众恐惧万分，但是，这一事件的导火索必定发生在法国与萨瓦公国的交界处，我们对其非常了解。几周之后，同一地区还发生了类似的事件。科纳尔研究了多菲内的恐慌，他指出，整个7月，该省民众都在担心来自萨瓦的侵袭。在这里，我们恰好看到了大恐慌爆发的第一个表现：恐慌很可能最初发生在蓬德博瓦桑（Pont-deBeauvoisin）地区，穿过多菲内和比热（Bugey），远至布尔格，然后从该处传入特雷武（Trévoux），此地在7月份宣布召集守卫和紧闭城门。另一点也非常重要，那就是法国第一次出现了对外国人的恐惧心理。蒙彼利埃爆发的针对外国海盗的谣言可以除外，因为这很可能是实情。几周之后，民众开始谈论流亡贵族带来的随从。7月初，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谣言特别指出是萨瓦，因为在民众看来，这是一片荒野山地，这里的人贫穷而粗鲁，屡屡向法国输出饥饿和可疑的流浪汉。流浪汉即将大规模入侵的消息在多菲内和布尔格传播，这大概不是第一次：萨瓦本身也饱受乞丐和流浪汉的骚扰。1781年至1784年，当地对流浪汉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村民出动搜检森林，客舍老板则告发那些陌生人和没有旅行证明的人。因此，不难想见，那些被四处追捕，失去容身之所的流浪汉，很可能有部分进入了法国。
正是由类似的事件以及其他性质的事件引发的恐惧，合起来造成了大恐慌。大恐慌的独特之处，在于汇合成大恐慌的个别事件的数量，还有——我们将看到，这个数量不是很大——这些事件几乎同时发生并且迅速传播的特点。当然，7月14日之后，各种骚乱猛增，并且在收获时节之前达到高潮，这是很自然的。不安情绪不断激化，结果，恐慌比以前更容易爆发和传播。然而，分歧在于，在上述所有解释要素之外，人们只是满足于找出另一种特别适用于7月下旬局势的解释。比较方法能够说明某些问题吗？在法国历史中，还发生过其他恐慌，不管是在大革命之前还是之后，法国之外也有一些。我们难道不能从中找到一个有助于理解1789年大恐慌的共同特征吗？
1703年9月，在卡米撒派起义期间，一支150人的新教徒军队进入瓦布尔（Vabre）主教区，并从该地进入卡斯特尔（Castres）主教区，沿途焚烧了几个教堂并蹂躏了当地。他们一直走到了遥远的黑山边缘，然后转向圣蓬斯（Saint-Pons）主教区。这个恐慌的信号，它逐渐越过了塞盖拉（ségalas）地区，来到北边的塔恩（Tarn）和西边的图卢兹，或许蔓延到更远的地方。当时的历史记录表明，这次恐慌的外部特征与大恐慌非常相似：民众鸣钟示警，各村紧急向邻近村庄发出警报，请求他们提供支援。前来救援的军队被误认为是敌人，子虚乌有的事件通过信件四处传播。9月22日，科德斯（Cordes）的民兵朝卡斯特尔进发：“圣热内斯（Saint-Genest）或拉普西埃（LaPoussié）民众目睹如此庞大的军队毫无秩序地携带武器前进，吓坏了，他们声嘶力竭地向拉普西埃的巴蒂涅（Batigne）家的儿子（当时还在地里劳作）呼喊，让他火速赶往雷阿尔蒙（Réalmont），告诉当地人：某些疯狂的暴徒闯了进来，烧毁了圣热内斯的教堂。当天晚上六七点，巴蒂涅家的儿子引起了巨大的混乱，所有人都挥舞着叉子、长矛、铁锨和棍棒等跑了出来。他们在市集上与民兵会合。市镇参议决定在门口堆积木材，阻拦敌人闯入。然而，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卡斯特尔的主教逃走了，但是总督代理比较沉得住气，他下令召集民众。在圣蓬斯，主教下令民众组建卫队。9月29日，蒙特韦勒（Montrevel）元帅写信给陆军大臣报告：事态逐渐平息。但是，他补充说：“你不难看出，整个省多么容易陷入骚乱。”为什么这个地区如此敏感？因为当地民众相信，新教徒武装起来，不是为了自保，而是为了屠杀天主教徒，并且新教徒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与外国势力勾结反对路易十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次恐慌被认为源于某种阴谋，并且被改头换面来适应这种说法。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导致了“多地同日传出警报”。“这是误报，尽管如此，它迅速传到巴黎，局势已经失控。”恐慌通过这种形式保留在民众的集体记忆中，据说这要归罪于威廉三世的阴谋，尽管他早在1702年就去世了。到1789年，这次恐慌尚未被遗忘。8月1日，旺塔杜尔（Ventadour）公爵的法官吉龙特（Girondex），从讷维克（Neuvic）写信谈到利穆赞爆发的恐慌：“我欣喜地发现，这次恐慌同奥兰治亲王引起的那次恐慌十分相似。”顺便说一下，这也证明了1703年的那次恐慌超出了多尔多涅（Dordogne）的范围。同样，在阿让（Agen），圣阿芒的布东（Boudons）在1789年也提到，大恐慌就像是“la pâou des Higounaous，1690年的胡格诺派恐慌”。（原文如此）
让我们再往后推一个半世纪，1848年，巴黎宣告成立第二共和国。谣言四起，据说工人要用骚乱来回击骚乱。这些“均产分子”很可能会从农民手中抢夺土地和粮食。4月，香槟爆发了恐慌。6月，整整一个月都笼罩在不安之中。7月初，恐慌席卷了卡尔瓦多斯（Calvados）、芒什（Manche）和奥恩（Orne）诸地，一直到塞纳河下游。基泽尔（Chiselle）先生对奥恩省做了详细的研究。它就像是1789年恐慌的重演。
7月4日上午8点左右，在布尔西（Burcy）和维尔（Vire）之间，有位老妇人正往自家田地里走，突然瞧见道边有两名男子徘徊，这番景象吓坏了她：其中一名男子蹲在地上，显得十分疲惫和焦虑，另一名男子来回踱步，面目可憎。这时，有个管家的儿子骑马经过，老妇人连忙向他哭诉：这两人看起来和匪徒别无二致，后者表示同意，也吓坏了，快马加鞭赶到维尔，沿途到处呼喊：强盗来了！凡是看到过两人的人都认为他们是危险分子。
谣言四处流传，而且传得越来越快：在布尔西，人们说的是有两名盗匪。在普雷尔（Presles），人们说有10名盗匪，在瓦西（Vassy），盗匪的数目被传成300名，在维尔被传成600名，在圣洛（SaintLô）、巴耶（Bayeux）和卡昂，人们竟纷传3000名“均产分子”在维尔周边的森林中麇集、抢劫、焚烧和屠杀。当地的市长向各方发出求助，市长写信给多姆福伦（Domfront）的同僚说：“坦什布赖的国民警卫队，只有150条枪，决无法抵御我所知道的敌人，而且各处的歹徒还在源源不断地加入他们。当务之急是多姆福伦的国民卫队全副武装并急行军赶到这里。”7个小时不到，方圆25里的地方都鸣钟示警。
在卡昂，市政当局果断采取行动。奥德内（Ordener）将军，当地驻军和国民卫队的司令，奉命出发，同时大约有3万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但很快他们便发现这是虚惊一场，连忙安抚诺曼底已经采取动员措施的其他地区。事后进行了调查，由此我们了解了引发恐慌的真正元凶：两名男子都是本地人，面目可憎的那位得了精神错乱，另一位是他的父亲，当时正在照料他。原因和结果之间失衡到如此地步，使整个事件看上去像是一种政治上的操纵。治安部门非常乐意将罪过一股脑推到革命派头上，审判官对此也非常热衷。然而，由于恐慌几乎只会使反动势力得益，民主派就指责他们的对手要为此负责。
至少，9月17日，在香槟，纳皮亚·皮盖（NapiasPiquet）如此评论4月骚乱中农民的作为：“他们眼见自己被骗，他们从来都没遇见过这些穷凶极恶的工人，或者据说四处肆虐的劫匪。那些传播谣言的密探……妄图挑起一场内战。”但是，对我们来说，这是毫无疑问的。所有这些恐慌都源于对某个敌人的畏惧，巴黎的革命派来到“富裕的乡村，呼吁实行财产共有”，如果“善良的人民”也要负一定责任的话，那是他们由于害怕出现民主制度，所以大肆渲染巴黎发生的事件，这样更容易说服各省相信自己将遭受劫掠之灾。在这种情形下，一个老妇人的焦虑就足以引发整个社会对盗匪的恐慌。
因此，在1848年——正如在1703年——除了经济和政治环境引发的不安情绪，还有一种引发这些恐慌事件的心理：某个群体或者某个社会阶层，正在对全国大部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他们有时还同外国人勾结。正是这种普遍的恐惧心理，赋予了地方性恐慌事件（它们的起因和重要性各不相同）某种情感价值和传播动力。
在英国也是这样，1688年末，詹姆斯二世倒台后，民众相信，来自爱尔兰的野蛮和狂热之徒会来协助复辟，于是在“爱尔兰之夜”，全国各地都爆发了恐慌。1789年爆发的恐慌也是如此：地方性的恐慌几乎无法预料，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但是，恐慌还存在某种“加剧因素”，那就是令第三等级忧心忡忡的所谓“贵族阴谋”，还有7月14日的起义给各省造成的焦虑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