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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有识之士一直谏言，要对国王的财务进行一番整顿。税收的分配已经挑战了公正和常识：挑战了公正，是因为一个人越富裕，须缴纳的税就越低；挑战了常识，是因为政府要鼓励农业繁荣，却给农民造成了沉重负担，使农民无法储蓄。没有储蓄，也就没有投入农业开发的资本，也就没有农业的进步。
这类问题几乎不会让王室的财务官寝食难安，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不得不考虑：他们必须弄到足够的钱来应付不断增长的公共财政支出。随着王权的扩张，官僚机构、骑警队和警察也要随之扩张。而且，由于物价持续上涨，预算也要不断跟进。最后，路易十六干预了美国独立战争，并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算所有的大臣都精打细算，也难以应付越来越庞大的开支。
对旧制度来说，不幸的是，当时的法国人不愿意相信这类事情：正如他们的祖先一样，他们抱怨宫廷的奢侈浪费，抱怨官吏队伍越来越人浮于事，抱怨贵族贪得无厌。
显然，路易十六本可以在某些项目上省着点花：宫廷花钱如流水，白养着无数的闲官。至于军队，付给军官们的报酬堪比整个部队的开销。但是，如果不与全体贵族公开协商，就不能合法地削减开支，而这不亚于一场王室革命。曾经跃跃欲试的大臣，无一功成身退。其他大臣只好东挪西借，苦苦支撑。最终，到了1787年，信用也破产了，卡洛纳（Calonne）估计，除了征收能带来高收益的新税，财政已经穷途末路。
然而，连蠢货都知道，不堪重负的民众身上已经榨不出什么油水了。卡洛纳决不蠢，他很聪明，他提议特权阶层也必须缴纳一种新的“土地捐税”。这一举措确实妙！这样一来，虽然富人多交些税，但穷人也少交不了。但是，总税赋的分配依然很荒谬，受益的只有国库。特权阶层被召集到“显贵会议”上来接受咨询（但与会者都是国王钦点的），他们可找到了捍卫“公共利益”的机会，结果就是卡洛纳被罢免了。他的继任者布里埃纳（Brienne）重新捡起了这个方案，各地的高等法院却执意不肯让步。他们要求召开三级会议，只有三级会议有权追加新税。国王终于屈服了：自1614年以来，法国第一次召开三级会议。与此同时，在布里埃纳组建不久的省级大会的问题上，也开始了另一场类似的冲突。所谓的省级大会只是个虚名，实际上还是按照总督辖区召集的，它们的主要缺陷也在于要经过国王任命。贵族到处都在要求重建旧式的省级三级会议，其代表像全国三级会议一样由三个等级选举产生。1788年7月在多菲内三级会议自发地召开了。国王让步了：他向多菲内、弗朗什—孔泰、普罗旺斯和其他几个省授权进行选举。因此，夏多布里昂（Châteaubriand）说：“对法国旧制度的致命一击，是由士绅阶级做出的。贵族开始了革命，而平民完成了革命。”
大革命最初完全起因于贵族，这一点迄今被许多研究者忽略，它其实解释了第三等级的激烈反应，滋生了特权阶层阴谋反对革命的阴谋论，如果没有这种阴谋论，大恐慌就不好理解了。然而，贵族究竟想要什么呢？他们想要重新恢复对国家的控制：贵族同路易十六的冲突，其实是卡佩王朝以来贵族与王室一系列争权夺利的最终阶段。据说，贵族激烈批评君主专制，希望强迫国王颁布宪法，规定，未经三级会议同意，国王再无权制定法律和征税。这是事实。但是，贵族也希望三级会议继续被划分为三个等级，每个等级都有发言权，这样教士和贵族合起来可以占多数。有人甚至主张，每个等级都应该拥有否决权，因为害怕教士和第三等级联合起来反对贵族，而第三等级的构成决定他们绝不会动用这种否决权。还有一种主张，就是让省级三级会议选举全国三级会议的代表，其中第三等级由享有特权的市政当局的特派员来代表，这些市政当局的官员都是些捐官，通常是些新兴贵族或者希望成为贵族的人。高级教士和布列塔尼贵族从来不曾出现在凡尔赛，因为国王拒绝屈服于这一要求。出于同样的原因，普罗旺斯的大多数贵族也不参加选举。如果国王当初听取了这些意见，那么第三等级的代表资格很大程度上将由贵族指定，正如英格兰的下院一样。
有人大肆强调教士和贵族主动为公共财政支出做出的贡献。但是，我们不能夸大其词：事实上，这两个阶层只有一小部分人真诚地打算这样做，另有少部分人觉得，让他们像平民一样纳税，是对他们的侮辱。在阿朗松，特权阶层在陈情书中拒绝写入主动放弃税收豁免权的条款，这不是唯一的例子。其他地区的陈情书中，特权阶层只承诺共同减少债务、消除赤字，或者明确提出，他们会单独进行缴纳。就连最慷慨的贵族，即同意像其他等级一样纳税的人，也只是止步于此。一想到在一个国家里全体公民拥有相同权利，他们就心惊胆战。他们希望保留自己的荣誉特权和爵位，更重要的是，保留封建奴役。贵族自觉他们才是国家的主人，要发起令人生畏的反扑。在旧制度行将终结之际，从时人的通信中可以找到许多关于这种心态的痕迹。1767年，罗昂-沙博（Rohan-Chabot）写信给某个雅尔纳克（Jarnac）当地的居民（后者的一个亲戚似乎卷入了反对公共面包房烤炉的骚动）说：“你岳父生下来就是我父亲的附庸，说附庸都算抬举他了，附庸这个词是留给贵族出身的人的，可以说，他是我在雅尔纳克庄园里的食客和仆役。没有国王，也就是我们共同主人的授权，他无法逃脱半点义务，这种义务是这片土地自古以来的拥有者（我们的父辈开垦了这片土地）很早就强加给他的。他必须了解，我决不妥协，我坚信，他或者他的团伙绝不会有好下场。”1786年，里博维莱（Ribauvillé）双桥（Deux-Ponts）公爵的大总管说：“村社是阿尔萨斯的领主的天敌……我们得养活他们，但是不能喂太饱。”新近获得爵位的人也同样顽固。迪佩雷·德·利勒（Duperrédel'Isle），卡昂拜伊司法区法官助理的夫人，1789年7月9日给加缪（Camus）写信抱怨：“第三等级就是一切，两千三百万比一，这多么疯狂！难道要包括所有仆役，所有的工人、乞丐、监狱或劳改营里的罪犯，所有青年人、妇女和儿童？如果除去这些人，这两千三百万还剩下什么呢？……一切都正常了，一切都井然有序，没有狂热，也没有辱骂，三个等级享有相同权利和权力。试问哪个有良知的法国人，不会因为目睹尊贵的法律被一笔抹去而感到愤怒和悲哀？”8月3日，她写道：“无知和被煽惑的民众不代表整个国家。他们人数众多，却既没有分量也没有恒心。”
大资产阶级——金融家、批发商和“高尚的”食利者——却并不完全反对和解。
在多菲内，大多数贵族都同意按人数和公民平等权利进行投票，但资产阶级和大领主结成了联盟，在未和乡村团体商量的情况下就炮制出本省的陈情书。如果这类协定得到广泛同意，贵族就能够保留他们的名誉特权、财产以及三级会议中优势地位。极少有行政区像布尔格（Bourg）和隆维（Longwy）两地那样，由各等级共同起草陈情书。在沙托鲁（Châteauroux），人们完全拒绝这样做。
资产阶级——主要是律师，以及他们鼓动的商人和工厂主——以牙还牙，结果，一场极端暴力的阶级冲突席卷了整个法国。1788年底，陈情书如雪片般飞来，吁请国王允许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相当于其他两个等级的总和（所谓“双倍代表名额”）以及按人数表决。当国王批准双倍代表名额时，斗争舞台转移到了省级三级会议。1789年1月6日，弗朗什—孔泰的贵族反对路易十六的决定，他们被称为“抗议者”。2月17日，下普瓦图（Bas-Poitou）的士绅举行集会，回应拉莱扎尔迪埃（LaLézardière）的要求时，也提出了类似的抗议。艾克斯（Aix）发生的冲突特别激烈，米拉波发表了气势恢宏的演说，激烈抨击了反对他的贵族。尤其是在布列塔尼，1月8日，贵族拒绝对省级三级会议进行任何改革，并且宣誓：“除非根据现行宪章选举和组成三级会议，否则决不参与任何公共行政机构。”1月27日，雷恩（Rennes）街头爆发了内战。资产阶级青年达成了一个联盟协议，南特和圣马洛（Saint-Malo）的资产阶级也准备加入他们。4月17日，在圣布里厄（Saint-Brieuc），士绅阶级重新宣誓，绝不出席三级会议。
直到这个时候，民众还很平静，特别是在乡村地区。国王、特权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争执还没有直接波及他们，而且，在多数时候，他们也不了解上面究竟在吵些什么。但是，一旦国王在1789年1月29日下令：第三等级的代表将由每个城市和农村团体的代表在各个拜伊司法区选举产生，形势就开始转变了。这就必须召集村民召开选举大会。投票权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所有年满25岁、名列税收登记簿的法国人都有权参与。而且，他们不仅要选举代表，还要起草陈情书：国王希望倾听人民的声音，透彻地了解人民的苦难、需要和愿望，显然打算纠正所有的错误。这是多么令人惊讶的新鲜事！国王，教会的祝圣者、上帝的代理人，是无所不能的。因此，一切苦难行将结束！然而，民众心中一旦萌生希望，他们对贵族的仇恨也同时滋长：农民诉苦如今有了王室撑腰，他们反复陈诉自己当下的辛酸委屈，唤醒过去那些屈辱的记忆。
陈情书普遍反映了民众对国王的信任，还有对领主的仇恨。曼恩的维莱讷—拉瑞埃勒（Villaines-la-Juhel）民众写道：“感谢上帝，我们这个教区没有贵族，”弗朗什-孔泰的埃勒万（Aillevans）民众写道：“我们有4个领主，昼夜不停地吸着血。”坎佩尔（Quimper）拜伊司法区的蓬拉贝（Pont-l'Abbé）民众写道：“高级教士和贵族像驱使奴隶一样驱使布列塔尼人。”但是，对于宣布召开三级会议引起的骚动，陈情书反映出的情况并不完整。
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没有写下自己的真实愿望，事实上，他们的谨慎是很有道理的。君不见，主持选举大会的是领主的法官？不少有权出席大会的农民并没有来。另外一大批人，家仆、“靠父亲的面包生活”的儿子、穷苦雇工，都被排除在外。还有一些陈情书似乎反映出了更多的真实愿望。
亚瑟·杨格在艾斯雷特（Islettes）海边漫步时，遇到了一个穷苦妇女，她诉苦说：“据说，大人物打算做点什么，纾解穷苦百姓的不满。可是，我既不知道这些大人物是谁，也不知道他们如何做。希望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好收成，各种捐税已经让我们喘不过气了！”
在巴黎周边，谣传国王打算向民众开放自己的猎苑。在阿尔萨斯，谣传在三级会议的代表返回以前，不用交税。5月20日，调解委员会不得不出面否认。7月7日，里昂市长安贝尔—科洛梅斯（Imbert-Colomès）报告，一场骚动刚刚席卷了本市，因为“所有的进口关税都被三级会议废除了……酒店老板也趁机在民众中宣扬，所有关税即将被废除，同时，为了筹备（6月27日）三级会议，国王宣布三天内进入巴黎的货物全部免税，就像里昂那样。”
索米尔（Saumur）拜伊司法区的法官总助理德米·德·迪比松（DesmédeDubuisson）在选举期间写道：“最不幸的是，召开的这些选举大会，普遍认为自己拥有某种权利。大会结束后，农民回到村里，觉得从此以后他们就不用缴纳什一税了，也不用管什么狩猎禁令或者领主特权。”
3月的骚乱过后，普罗旺斯地区也发出了同样的警告：艾克斯高等法院的一名成员指出：“民众普遍相信，三级会议的召开将带来王国的复兴，不仅针对当前的制度，而且会给生存环境和财富造成翻天覆地的变化。”6月28日，卡拉曼（Caraman）表示：“民众以为，国王期盼人人平等，不要领主也不要主教，不要等级也不要什一税和领主特权。因此，这些可怜虫认为自己正在行使正当权利，并且遵循了国王的意愿。”
1789年7月4日，在王国的另一端，在普勒梅（Ploërmel），总督代理大声呼吁：“如今局势已经到了如此地步，我听到的威胁使我和其他有识之士感到恐惧，我们害怕本年度开始征收什一税后，会爆发骚乱和暴动……周边以及本辖区的全体农民，大都准备拒绝缴纳麦子作为什一税，并且公然叫嚣，不流血休想拿走一分钱，不管怎么劝说他们，他们都愚蠢地认为：本辖区递交的陈情书已经包含了废除什一税的要求，而且这个要求已经实现了。”
总之，由于坚信国王支持减轻税负，农民觉得自己已没什么理由继续忍受。早在7月14日之前，面对特权阶级，下层阶级的团结一致，已经展示了极大的力量。在沙图（Chatou）爆发的反对当地领主的骚乱中，闹事的人要求某个锁匠说明“自己是否属于第三等级”，得到的答复是“不属于”，显然锁匠不想卷入骚动，闹事的人回应道：“你说你不属于第三等级，我们会戳穿你的谎言。”
而且，各教区代表的选举还带来了这样一个后果，即乡下人有了自己的一些头儿，这些头儿去了拜伊司法区选举大会后，就能跟那里的革命市民取得联系，同时仍保持着跟乡下人的联系。他们自命不凡，特别是如果他们很年轻，他们将在乡村的骚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一旦饥荒蔓延开来，将农民聚集起来召开选举大会，本身就制造了骚乱的温床。
1789年春，饥荒引发的骚乱还伴随有一系列反抗征税，特别是反抗特权的反叛行动。在这方面，普罗旺斯的骚乱可以说是全国的榜样。骚乱的首要原因是饥荒：从3月14日开始，马诺斯克（Manosque）就爆发了骚乱，民众辱骂瑟内（Senez）的主教，朝他扔石块，指控他包庇囤积者。不过，正是选举大会为此骚乱的爆发提供了契机。3月23日，马赛（Marseille）和土伦（Toulon）等城市也爆发了骚乱。在马赛，骚乱并不严重，但是在土伦爆发的是一场货真价实的反叛，但这其实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军火厂的工人已经有两个月没发薪水了。
从土伦开始，骚乱向周边蔓延：24日到了索利耶斯（Solliès），26日到了耶尔（Hyères）。在拉塞讷（LaSeyne），当局下令解散选举大会。25日，在艾克斯，选举大会召开伊始也爆发了骚乱，当时首席参议侮辱了大会门口聚集的民众，并且拒绝降低面包价格。26日及其后几天内，骚乱穿过南部和西部，抵达该省中部：佩尼耶（Peynier）、圣马克西曼（Saint-Maximin）、布里尼奥勒（Brignoles），然后继续向北：巴尔若勒（Barjols）、萨莱讷（Salernes）、欧普斯（Aups）。越过迪朗斯河（laDurance），到达了佩尔图伊（Pertuis）。我们可以跟踪这股风暴直到里耶（Riez），当地主教在自己的府邸遭到民众围攻，再到卡斯泰朗（Castellane），向东抵达索莱亚（Soleilhas）。这股风暴狂暴而短促。到了4月初，军队抵达，现在轮到另一方恐惧了。
人们到处搜寻粮食：公共粮仓、粮店，修道院谷仓，个人储粮也被无情地掠夺。市政当局不得不降低面包和肉类的价格，取消关税和臭名昭著的磨坊税。骚乱到处都带有某种政治色彩：在马赛，3月21日，张贴出的通告呼吁被排除在选举大会外的工人前来抗议：“我们有权发表意见。有胆色的人请站出来！”在佩尼耶，由于当局解散了选举大会，骚乱分子要求投票选出第二个选举大会，“尽管他们大多数是肥皂厂工人，没有任何财产”。他们把目标对准了当局：在巴尔若勒，参议和法官被要求成为“城市的公仆”。他们宣布，人民要当家做主，“要为自己伸张正义”。在圣马克西曼，任命了新的参议和法官。在艾克斯，高等法院成员遭到威胁。骚乱分子首先攻击的是特权阶层。除了在萨莱讷，本地教士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骚扰，但是主教和修道院遭到了粗暴对待，领主就更不用说了。在巴尔若勒，有人绑架勒索圣于尔絮勒会的修女。在土伦，主教府邸被洗劫一空。在里耶，有人胁迫主教交出债务文书，索利耶斯和贝瑟（Besse）的城堡遭到破坏。佩尔图伊的公共磨坊被捣毁。
骚乱分子在各地逼迫领主任命的律师和其他代理人交出债务文书，返还收取的税款，公开宣布放弃主子的所有权利。一些贵族被迫逃亡或遭受虐待。
3月26日，在欧普斯，蒙费拉（Montferrat）据说因为试图反抗而被杀。一旦风暴结束，当地的入市税和磨坊税纷纷卷土重来，至少大体如此。但是，什一税和封建特权却再也没有恢复。3月27日，卡拉曼报告：“农民拒绝缴纳什一税和领主贡赋。”8月16日，马赛的圣维克托（Saint-Victor）的议事司铎证明了农民的决心：“自从3月末的民众骚动以来，什一税和其他封建贡赋只能靠自愿缴纳，随时可以拒缴……大多数牧民都拒绝缴纳（从羊群抽取）什一税。公共烤炉形同虚设，几乎所有乡村居民都在用私人烤炉烤面包。”
最后，骚动开始具有真正的农业色彩：公共牧场使用权再次得到落实。牲畜成群入侵领主甚至其他人的土地。资产阶级和富农也不能幸免。骚乱分子要填饱肚子，还要得到薪水，例如27日在拉塞讷：他们既然失业了，对于如此伤害就不能无动于衷。
对于这类骚乱的特征，我们不要心存误解。泰纳认为这是盗匪干的。说是“盗匪”并不错，前提是“盗匪”指代的是当时人赋予这个词的意思：扰乱秩序的暴徒。然而，泰纳却不是这个意思。当时的盗匪并非拦路抢劫的强贼，或是苦役船的逃犯，而是来自城市和乡村的下层民众，他们在饥饿的驱使下，大肆攻击旧制度，而且还认为国王也站在他们一边。
在多菲内，骚乱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早在2月13日，沃尔克斯（Vaulx）的高等法院院长就向内克尔报告：多个县拒绝缴纳封建贡赋。普罗旺斯爆发的骚动很可能在这些地方得到响应，4月18日，在阿万斯河（l'Avance）谷地的加普（Gap）以东，有3个村庄爆发骚乱，可能也是出于这一原因。阿万松（Avançon）的居民向他们的领主、艾克斯高等法院的推事埃斯普罗（Espraux）公开表示，他们希望三级会议免除他们向他缴纳的一切封建贡赋。埃斯普罗指出，他可以批准赎买封建特权，但没有成功。他将自己的文契档案转移到了格勒诺布尔（Grenoble），以防万一。此举十分明智，因为在4月，为饥荒所逼，他领地内的农民打算夺回1788年缴纳的粮食，这起骚乱很快转化为一场典型的农民反叛，直至1792年，这类反叛都经常以相似的方式爆发。事变始于安息日：在这个时期，安息日以及弥撒日，总是非常关键的日子，农民聚在一起听弥撒，然后回到小酒馆里无所事事。
20日是星期一，阿万松的村民组织了一支武装，向圣艾蒂安（Saint-Étienne）进军，沿途劝说民众加入他们，一直走到瓦尔塞雷斯（Valserres）城堡。埃斯普罗刚好不在家。民众闯入了他的府邸，将之翻了个底朝天。不过，埃斯普罗自己承认，没有发生任何破坏或盗窃。庄园仆人吓坏了，主动向骚乱者提供酒水。骚乱者逼迫他们承诺，26日之前让他们的主子公开宣布放弃所有封建特权，否则将卷土重来。骑警闻讯赶来，但骚乱的村民似乎无动于衷。他们将领主的佃户赶走，威胁要在未熟的庄稼地里放牧。骑兵部队随后赶到，民众四散逃入森林。听说刑事法庭打算干预，民众有些犹豫了，答应提供赔偿。但是，埃斯普罗承认，他无法继续催缴贡赋，因为没有哪个执达员胆敢在无人护送的情况下送达执行书。
在远远的北方，4月13日在帕萨热村（Passage），5月13日在帕拉德鲁村（Paladru），农民决定，在不诉诸暴力的前提下，不再向领主缴纳任何贡赋，除非他们交出收取租金的土地。这些决定被印刷出来，到处散发。6月28日，托迪尔（Thodure）男爵领地的农民也提出了类似主张。奥纳西埃（Ornacieux）的高等法院院长说，骚乱正在到处蔓延：“袭击贵族、火烧城堡以及销毁文契档案的消息每天都有……在骚乱不那么严重的县，农民也天天都聚在一起讨论拒绝再向领主支付租金或缴纳其他贡赋，而是用低价赎买，或者降低缴纳比例。如今盛极一时的平等和独立精神，滋生出无数这类充满敌意的方案。”6月初，我们看到，在克雷米约（Crémieu）周围甚至有谣言称：“一定要烧毁并掠夺城堡。”
在王国的另一端，在埃诺、康布雷齐和皮卡第，第三波骚乱很快爆发。村里举行的选举大会一片混乱。在圣阿芒（Saint-Amand），4月30日，即司法官选定举行大会的当天，农民从四面八方赶来，围攻了当地的修道院。5月6日和7日，在康布雷也发生了骚乱，起因是面包涨价。在普罗旺斯，农民冲入沃塞尔（Vaucelles）、瓦林库尔（Walincourt）、奥讷库尔（Honnecourt）、蒙圣马丹（Mont-SaintMartin）和瓦西勒韦尔热（Oisy-le-Verger）等地的农场，搜寻粮食。瓦林库尔的领主贝塞莱尔（Bécelaer）也被迫交出部分存粮。随后，骚乱传播到蒂耶拉什，经过拉夏特尔（LeCatelet）、博安（Bohain）、勒努维永（LeNouvion）直至罗祖瓦（Rozoy），从韦芒地区直至圣昆坦郊区，骚乱者的队伍从200多人壮大到500多人，到处强迫人们按照他们确定的价格交出存粮。在拉费尔（LaFère）附近也有类似的掠夺活动。6月，还有一个入侵努瓦永（Noyon）的查尔特勒修道院的密谋。资产阶级和富农的遭遇，同特权阶层别无二致，特权阶层还被剥夺了有争议的封建特权。7月初，当征收什一税的特权像往年一样在佛兰德公开拍卖的时候，里尔的郊区爆发了骚乱，圣皮埃尔的议事司铎也遭到了袭击，被迫承诺将部分权益交还给穷人。
巴黎和凡尔赛地区很快就成了第四个风云激荡的骚乱地区，骚乱大多是由王家猎苑中的猎物糟蹋庄稼引起的，行政区的法规和林苑的广袤程度，尤其让人无法忍受。昂吉安（Enghien）的总督代理报告，饥荒已经“让农民从灵魂深处陷入了绝望，这就是骚动的原因”。事变早在1788年就初见端倪，那是在孔蒂（Conti）亲王位于蓬图瓦兹和利勒亚当（L'Isle-Adam）之间的猎苑。1789年的头几个月，农民开始成群结队闯入其中打猎。3月，来自皮耶尔勒莱厄（Pierrelaye）、埃尔布莱（Herblay）和孔夫朗（Conflans）的农民闯入了奥地利大使梅西—阿尔让托（Mercy-Argenteau）伯爵的领地。热讷维耶（Gennevilliers）的农民也入侵了奥尔良公爵的领地。28日，孔代（Condé）亲王的两名猎苑守卫被射杀。5月在枫丹白露，6月在圣克卢（Saint-Cloud）的王后猎苑，也爆发了类似骚动。森林四处遭到破坏。6月11日，贝桑瓦尔报告，沃茹尔（Vaujours）和维勒庞特（Villepinte）附近属于圣但尼（Saint-Denis）修道院的领地遭受了巨大破坏：“该地区不少富有的农场主，如今拥有了四匹马拉的马车，这是他们低价从当地农民那里购得的。”在这一地区，真正的暴力行为很少。5月11日，沙图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农民用武力胁迫当局开放了一条穿过城堡领地的道路，这条道路之前被领主封闭了。
在其他省份，饥饿引发的骚乱同反对领主的骚乱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反对领主的骚乱出现得更加频繁。
1789年1月5日，弗朗什—孔泰的每周通讯报告：“骚乱从城市蔓延到乡村。许多县都宣布在事态发生明显变化之前，取消一切捐纳和租金。我们已经到了暴动的边缘。”6月7日，香槟的塔乌尔（Tahure）的领主写道：“乡巴佬对领主的仇恨发展到了高潮。整个地区动荡不安，他们在马利公爵位于本省的领地上四处猎杀野兽。”7月7日，里昂的安贝尔—科洛梅斯报告：“在附近一些地区，许多村庄拒绝缴纳什一税，乡村并不比城市更加平静。”6月初，乌兹（Uzès）的主教请求国王命令农民照例缴纳什一税。5月，在朗格多克，波塔利斯（Portalis）侯爵抱怨，库尔农—特拉尔（Cournon-Terral）的农民四处聚集。巴尼奥的领主试图通过允许农民赎回封建特权来安抚他们。在布列塔尼，我们已经提到了普勒梅的总督代理的担忧。7月，雷恩的总督越来越寝食不安，高等法院发现，骚乱人群成倍增长，尤其是在南特主教区。
5月，在曼恩的蒙福尔（Montfort）教区，当地民众扬言拒绝缴纳租金：“我们盲目地顺从了太长时间，现在受够了。”同月，在普瓦图，阿吉西（Aguisy）侯爵抱怨说，当地发生了多起罪行。走私越来越多，直接税越来越难催收，而且各地发生的粮食骚乱还伴随有对税务局的袭击：5月3日和4日在利穆（Limoux），暴民捣毁了税务局。6月初，在里维耶尔—凡尔登（Rivière-Verdun）司法管辖区的比昂内（Biennet）村社，农民决定不再缴纳捐税，并且宣称如果税吏坚持，就要面临死亡威胁。
因此，7月的农民大反叛早在初春时节就初具雏形，它经过了一段相当长的酝酿时期，进而在各地引发了普遍不安。“恐惧”的新成因，加到了这许多旧成因之上，为那种旨在重新奴役农民的“贵族阴谋”的说法提供了绝佳的心理准备，大恐慌也即由此而演成了一种全国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