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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承嗣在整合魏博实力将其发展为强大藩镇之后，开始谋求对外扩张之道。他首先将目光投向了曾经同在安禄山、史思明麾下的薛嵩，以及薛嵩所掌握的相卫镇所辖诸州。
薛嵩出身河东薛氏，其家族为唐代著名的将门。薛嵩的祖父是唐初名将薛仁贵。薛仁贵诸子中最为杰出的是长子薛讷，评书人物“薛丁山”的原型。薛嵩是薛仁贵另一子薛楚玉之子。薛楚玉历任平卢、范阳节度使，也是边疆宿将，后因对契丹作战战事不利，被朝廷认为不称职而被免职。因为薛楚玉的缘故，薛嵩生长于燕、蓟之间，年十五便随其父在东北边境参与对周边民族的战争，“突围朝战，控弦夜猎”。他也继承了先祖膂力强劲、善于骑射的基因，号称“入则参戴鹖，出则追射雕”。其祖父、父亲、伯父三人均曾在东北边境任职，因此薛家在范阳军中拥有一定的影响力，薛嵩也从而成为安禄山拉拢的对象。安禄山发动叛乱后，薛嵩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作为勋臣子弟竟也参与其中，并担任重要职务，最后做到叛军邺郡节度使的高位。
史朝义兵败后，薛嵩以所辖相、卫、邢、洺四州降唐，并被朝廷任命为相卫节度使，号其军为“昭义”，并封平阳郡王。不过，与其他河朔藩镇的跋扈不同，薛嵩执行的是亲朝廷的政策，《新唐书·列传第三十六》载：“嵩谨奉职，颇有治名。”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身为勋臣子弟与朝廷自然亲近，而其他河朔藩镇节度使或是胡人出身，或是边境土著，浸染胡俗，与朝廷离心力相对更强。另一方面，在当时的河朔四镇中，相卫节度使兵力最为薄弱，总计只有3万左右。因此为防止被其他藩镇吞并，薛嵩也不得不与朝廷亲近，借助朝廷的力量维持其自主地位。
至于田承嗣将扩张的野心投向薛嵩的相卫之地，除了相卫兵力薄弱，容易吞并外，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相、卫等州对魏博来说极其重要。相、卫等州不但人烟稠密、经济发达，除纺织业外还有煤矿、铁矿之利，如取得可极大增强魏博的实力。而且该地地理位置重要，乃是咽喉之地，如利刃插入腹心威胁着河朔，其中卫州“南滨大河，西控上党” （《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九》） ，控制着黄河渡口，朝廷可以通过卫州随时渡河北上；邢州“尤为山东要地” （《读史方舆纪要·卷 十五》） ，拥有对魏博镇的地理优势；相州更是“唇齿泽、潞，臂指邢、洛，联络河阳，襟带澶、魏，其为险塞” （《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九》） ，被认为“自古用兵，以邺而制洛也常易” （《读史方舆纪要·河南方舆纪要序》） 。而与《聂隐娘》齐名的唐代刺客故事《红线》便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该故事描写了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企图吞并潞州节度使薛嵩的领地，薛嵩侍女红线以神奇超凡的手段潜入戒备森严的田府，夜盗其床头金盒作为威吓，迫使田承嗣收敛狂妄气焰，回书表示悔过自新。其故事背景为唐代宗年间河朔方镇刚刚兴起的时代。
袁郊生活的时代为唐王朝衰亡覆灭的时代，各路军阀之间的混战愈演愈烈，“血战不解，唐祚以至于亡” （《旧唐书·卷二十三》） 。战火无情，兵锋所过之处一片残破景象，尤其是中原地区，更是一片末世景象，“五六年间，民无耕织，千室之邑，不存一二，岁既凶荒，皆脍人而食，丧乱之酷，未之前闻” （《旧唐书·卷 二十三》） 。面对如此乱世，袁郊希望能有人以神奇手段平息纷争，维护安定，实现“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的美好愿望。
据计有功所编《唐诗纪事》载，薛嵩确有一名叫红线的侍女，善弹阮咸琴，因其手纹隐起如红线而名之。当然，现实中的红线并无这样的神奇手段，只是一名普通的侍女。小说《甘泽谣·红线》中并未提到红线的师承，但从其出行前“胸前佩龙文匕首，额上书太乙神名”的举动可以推断出学的应是道教法术。太乙者，太一也，为古代神话中的最高神。道教认为其是世界万物的本源，居于北极星的紫微宫中，乃是主宰天象运行、万物生长的昊天上帝。田承嗣枕前的七星剑，金盒内所书的生身甲子与北斗神名也带有浓厚的道教色彩。古人认为北斗七星掌管着人的生死，有免除他人暗害的力量。《汉书·息夫躬传》记，息夫躬受人传退盗术，以桑枝制匕首，上画北斗七星，夜里披发于庭，朝北斗挥舞匕首，祝祷作法，求以免除贼之骚扰。北斗七星又被古人认为是天帝之车，率领众星运行于天上，围绕着北极星运转，川流不息，循环往复。因此红线在行动前在额上书太乙神名，应该也是为了克制田承嗣的护身法器。这种信仰在唐代应该颇有市场。跋扈难治，割据申、光、蔡诸州的淮西节度使吴少诚麾下有一支悍锐的骡子军，这支军队的士兵“甲皆画雷公星文以厌胜，诅詈王师”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三十九》） 。
不过说到底，《红线》的故事只是小说家言。作者希望有一英雄人物用神奇的手段弭定干戈，但历史上相卫镇最后还是在田承嗣的武力介入下解体。此前薛嵩在时，由于他家族背景显赫，父祖都以军功闻名于世，且自身又是安史宿将，勇武善战，因此在河北地区拥有极高的人望。对内他能压制骄兵悍将，对外他能抵制魏博扩张，田承嗣一时无法插手，只能静待时机。
大历八年（773年）正月，薛嵩去世，相卫镇局面立刻急转直下。薛嵩虽然事朝廷甚为恭谨，但这是其自保之道，相卫镇骨子里还是河朔藩镇，所辖诸州刺史多由薛氏族人担任，比如薛择为相州刺史，薛雄为卫州刺史，薛坚为洺州刺史，朝廷对其只是羁縻而已。薛嵩的部将中多为参加过安史之乱的燕赵豪杰，颇有骄横难治之徒。薛嵩刚死，部将们便企图拥戴其子薛平为帅。薛平当时年仅十二岁，虽然年幼，却识得其中凶险。他明白，相卫镇面临的形势是外有强敌窥伺，内有骄兵逼迫，非自己所能应付，一不小心便是杀身覆族之祸。因此薛平假装答应，不久便将帅位让给其叔父薛崿，然后以“奉父丧”之名连夜逃归乡里。
红线盗盒
薛嵩的丧事办得极为风光，其部下一路上设置祭堂，每半里一祭，二十余里间连绵不绝，大的祭堂花费千余贯，小的也要三四百贯。单这一笔便花费了好几万贯，由此可见当时河朔节帅的豪奢程度。
薛嵩死后，朝廷顺水推舟，任命薛崿为节度留后，而田承嗣也加紧了对相卫镇的渗透，“诱昭义将吏使作乱”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五》） 。因为相卫镇多安史旧将，与魏博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田承嗣很快便得到了一部分相卫将士的拥戴。而薛崿却没有其兄长的威望，难以压制内部，形势很快失控。
大历十年（775年）正月，昭义军兵马使裴志清在田承嗣的策动下，发动兵变驱逐了薛崿，率领部下投向田承嗣。田承嗣则以“平定相州军乱”为名，立即率军袭占相州。薛崿仓皇逃离相州，出奔洺州。他知道自己无法坐稳节度使的位置，于是上表朝廷请求入朝，离开了这一是非之地。
朝廷得知相卫镇巨变后，连忙派遣内侍孙知古作为使节赶往魏州，要求田承嗣各守封疆，不得擅自吞并邻镇。田承嗣知道朝廷虚弱，去年为笼络固结其心，甚至将皇女永乐公主下嫁其子田华，因此他拒不奉诏，同时加紧吞并步伐，分别派遣大将卢子期取洺州，杨光朝破卫州。这年二月，田承嗣派人会见卫州刺史薛雄，希望其率部投入魏博军中，但薛雄坚决不从。田承嗣竟派遣豢养的刺客伪装成盗贼，冲入薛雄家中，将其满门杀尽。不久后，田承嗣便尽取相、卫四州，并自置长吏，相卫镇的“精甲利器，良马劲兵，全军之资装，农藏之积实” （《全唐文·卷 四十七》） 也全被掠至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