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博

田氏家族的崛起始于田季安的祖父田承嗣。田氏家族出自东北边境的平州卢龙，世代都在卢龙军中担任军官，为长安天子拱卫着东北防线。卢龙形势险要，以山如龙形而得名，为中原的东北大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有卢龙塞，烟尘飞至今”。由于靠近边境，这里的百姓“人性劲悍，习于戎马”，历来出精兵良将。田承嗣的祖父及父亲都是当地有名的豪侠之士，田承嗣自然继承了这样的家族基因，“幼尚击剑”，也以豪侠著称。成年后，田承嗣沿着父祖的足迹，同样投身卢龙军中效力，在金戈铁马中拼搏着前程。由于田承嗣既有勇力，又不乏智术，能够“度山川之险易，计戎狄之勇怯” （《全唐文·卷 四百四十四》） ，故从偏裨小校开始一直做到前锋兵马使，成为卢龙军中的重要将领。此后，他又在唐王朝对契丹、奚族的边境战争中屡立战功，曾“一月三捷”，累功升迁至左武卫将军。

田承嗣不仅个人勇武过人，而且治军严整，有名将之风。有一天下大雪，安禄山巡视部下各个军营，来到田承嗣所部时，但见大雪满营，里面寂静无声，安禄山进营检阅士卒，却又没有一个脱离职守，均在营中安静待命。安禄山对这样严整的军纪叹服不已。安禄山十分看重田承嗣，将其作为得力爪牙培养。田承嗣也不负其望，积极参与了安禄山谋反的种种策划。

安禄山起兵后，田承嗣常被委以重任，担任叛军前锋，摧城拔寨，多立战功，各个战场上均活跃着他的身影。比如，他曾经破封常清于洛阳，克鲁炅于南阳，围来瑱于颍川。乾元元年（758年），安庆绪与郭子仪率领的朝廷讨伐大军决战于卫州，安庆绪自领中军，崔乾佑、田承嗣分领上下两军，可见田承嗣此时已成为叛军中最为重要的大将之一。安庆绪死后，田承嗣又在史思明、史朝义父子麾下作战，再次率军攻破洛阳，因功授魏州刺史。之后，他又受史思明之命负责攻略淮西，攻占睢阳，并受封睢阳节度使。

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唐军在回纥骑兵的支援下再次收复洛阳，史朝义节节败退，退守卫州，田承嗣率军回援。但当时叛军已成土崩瓦解之势，田承嗣也无回天之力，最后叛军一路败退至莫州。田承嗣见叛军大势已去，便诓骗史朝义出城，称自己将固守城池，请史朝义到幽州求燕京留守李怀仙发兵救援，再内外夹击唐军。结果史朝义刚一出城，田承嗣便献城投降，并将史朝义的母亲妻子尽皆献出。史朝义来到幽州城下，李怀仙又闭门不纳。史朝义走投无路，最后只得自缢林中，后被传首长安。而田承嗣则因此功劳被封为魏博节度使。可以说，在安史之乱中，田承嗣凭借自己的智谋与武略一飞冲天，完成了从效忠朝廷的边将到割据一方的藩帅的人生转变。

众所周知，安史之乱是盛唐走向中晚唐的分水岭。自此之后，大一统局面不复存在，地方形成了藩镇林立的割据局面。朝廷企图重构权力结构，藩镇则竭力保持相对独立性。在这权力重构的过程中，朝廷与藩镇之间相互博弈，既存在矛盾，又相互依存，形成了微妙的平衡关系。这一体系存在了近一个半世纪，直到被黄巢之乱打破。

各藩镇中，最为跋扈者无疑是脱胎于安史叛军的河朔藩镇集团。当年朝廷平叛大军虽在回纥骑兵的援助下，取得了为时八年的平叛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却缺乏一鼓作气荡平河北的决心。同时，由于河西、陇右等军被大量抽调入援朝廷，西北边防空虚，吐蕃、党项趁机入侵，这进一步分散了朝廷的力量。于是朝廷只得下诏：“东都河北应受贼胁从署伪官并伪出身，悉原其罪，一切不问。” （《册 府元龟·卷八十八》） 在此情形下，安史叛军的余党李怀仙、田承嗣、薛嵩、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等人，得以“招还散亡，治城邑甲兵，自署文武将吏，私贡赋，天子不能制”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三十七》） 。此后，朝廷只得承认他们割地称雄的现实，于广德元年（763年）正式下诏分割河北诸州，并先后以张忠志为成德节度使，时辖恒、冀、深、定、易、赵等州，治恒州；以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时辖魏、博、贝、沧、瀛等州，治魏州；以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时辖幽、蓟、营、平、妫、檀、棣等州，治幽州；以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时辖相、卫、邢、洺等州，治相州。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河朔故事”。

河朔既强大又桀骜不驯，如内地无相抗衡者，则内外轻重失调，势必形成新的安史之乱。于是朝廷又不得不在河朔周边广设方镇，重新建立防线。既然设置这些中原方镇的目的在于以方镇御方镇，那么此类藩镇也得保持相当强大的兵力，以控扼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贡赋之地。由于藩镇与藩镇之间相互制约，与朝廷之间既有利益冲突，也有相互合作，最终形成了“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 （《日知录·卷九》） 的均势局面。

这其中，魏博镇无疑是各个藩镇中最为强大者。王夫之在其所著《读通鉴论·卷二十七·昭宣帝》中这样评论：“藩镇之强，始于河北，而魏博为尤，魏博者，天下强悍之区也。”

魏博镇的核心无疑是魏州。魏州当时是河北的重要都会。北周末年，杨坚在击破相州总管尉迟迥的反抗后，为防止反对势力死灰复燃，遂一把火将曹魏以来的六朝古都邺城烧成废墟。此后杨坚迁相州于安阳，并分昌黎郡为魏州。自此，魏州便取代了邺城，成为河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至隋末，魏州武阳郡有户口213000余，仅次于京兆和清河两郡。

魏州地处漳水与洹水之间，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一向是重要的农耕地区，农业经济十分繁荣。自西门豹治邺开始，当地便有发达的水利灌溉设施，《史记·滑稽列传》称：“民人以给足富。”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所著的《魏都赋》，曾描述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景象：

墱流十二，同源异口。畜为屯云，泄为行雨。水澍粳稌，陆莳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纻。均田画畴，蕃庐错列。姜芋充茂，桃李荫翳。

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魏州刺史卢晖改造永济渠，引水流至城西，“以通江淮之货”。自此魏州便借助大运河的水运优势愈加繁盛，成为沟通南北的重要商业枢纽。同时由于永济渠的开掘，这里成为朝廷重要的粮食运输基地，所产粮食可以通过水运供应关中地区，支撑朝廷开支。同时，魏州也是当时最为重要的纺织业中心，出产丝、绵、 、䌷等丝织品。

魏州不但经济发达、人口众多，其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该地枕山带水，乃是河朔之重镇，北门之锁钥。李密当年夺取魏州后，其势力便达到顶点，可以问鼎天下。刘黑闼起兵，也多次争夺魏州，以便攻略河南。正是由于魏州重要的战略地位，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魏州被设为大都督府驻地，用来掌控河北地区。

河北地区之前一向是士族的聚居地，但是隋唐时期，河北士族如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等家族出现了向长安、洛阳两京迁移集中的趋势。从出土的墓志铭中可以发现，这些迁移至长安、洛阳的士族不但居住在那里，而且死后也葬于附近，形成了郡姓。这些大族脱离原籍、迁居两京是因为科举制的吸引力。他们要进入官僚阶层，居住于两京无疑更为便利。这种转变使河北地区士族大姓的社会势力逐渐减弱、分散与南移，于是军人集团趁机填补了空缺，成为河朔地区强有力的社会势力。

同时，河北地区民风历来剽悍难治。汉代时就有“人患剽悍”的记载，又有谚语道：“魏郡、清河，天公无奈何！”当时官员均视到这几个地方做官为畏途。此后的朝廷为压制当地豪强，也不得不让地方官员“以便宜从事，其多行杀戮” （《隋书·卷三十》） 。虽然后来在儒学的洗礼下，河北风俗有了渐变，其中河朔崔、卢、李三姓更是以注重经学礼法著称，成为北方士族之冠，但是河朔民风中好气任侠之风的基因依旧存在。田承嗣率领的安史余孽本出自东北边防军，夹杂着大量藩兵，这些人本就“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田承嗣入主魏博后，本地豪强与这一武装集团结合，魏州地区“俗重气侠，好结朋党” （《隋书·卷三十》） 之风俗再次被激发，这也是河朔割据的社会基础。

同时，藩镇也极为重视延揽人才。许多官场失意、沉沦下僚，或是蹉跎于科举的士人纷纷北上，进入节度使幕府，为其效力。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田承嗣得到魏博后无疑是如鱼得水。他一方面联合成德、幽州等藩镇，结成攻守同盟；另一方面又大力发展军队，一手开创了魏博牙军，直接影响了日后近两百年的政局。 T+Tg5OQlTSyRg6DXzE0m7wKd8ZJmOWbyo8op3xMJTA5dIjQuhzqD2YtjMgGiCqb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