潼关之险

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

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

借问潼关吏，修关还备胡，

……

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

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

潼关，号称“关中平原的西大门”，古为桃林塞，相传夸父追日时，弃手杖于此地遂成百里桃林高地。汉末三国时期，为西制关中、抵挡来自凉州的马超，曹操特在关中平原东口营建了关城。

在此之前，秦汉只能东出函谷关才能沟通关中与中原。然而汉末时，马超起兵攻伐曹操势力所占之关中，曹操嫌函谷旧道狭窄，为满足日益增加的军需，故发动人员在秦函谷关侧面凿山开路，导致秦函谷关失去了控制道路的基本功能；再加上千百年来黄河流水对河岸的侵蚀，河岸滑坡形成新的通路，秦函谷关逐渐被废弃。在这样的背景下，为控制崤山道和钳制马超（控制崤山道最西端出口），曹操营建了在之后两千年间作为关中东大门的潼关。

南北朝末年，北周军队就是多次从潼关东征中原，攻灭北齐的；隋末统一战争中，秦王李世民亲率大军东出潼关，战胜窦建德、王世充两大势力，一举克定崤山以东。潼关对关中本位政治势力来说，不但是安全的屏障，更是武勋的象征。

因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潼关在军事上对唐王朝的意义有多么重大，唐王朝一定会尽全力增强潼关的防御力。三百里崤山最西端是潼关，其后便是毫无防备能力的关中八百里沃野。如果不能在潼关彻底阻挡住敌军的脚步，整个关中就会陷入战火，而关中核心——长安城自然也不能幸免。如果真的遇到潼关被破的局面，大唐朝廷只能紧急转移。渭水之盟之所以被李世民视作奇耻大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城下之盟使关中变成了突厥兵锋下的鱼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然而，单从防御角度看，潼关关城所处位置并非三百里崤山中最适合营建关隘的地方。秦代函谷关的位置可谓最好的防卫地点：背靠虢州（今河南灵宝市），以此为后盾，前有山河之险（由于黄河流水对河岸的侵蚀，造就了新的道路，秦代函谷关已失去作为关隘的作用，无法控制交通要道）。甚至坐落在新安的汉函谷关的位置都比潼关好，它能为关中地区争取更大的防御纵深，将整个崤山山地彻底变为防御后方。

但只看到关隘“塞”的一面是远远不够的，还应看到其“途”的一面。潼关修建之初最为重要的一个任务，便是在交通与后勤上支持曹操军在关中的战事。三国到北朝的数百年间，潼关不但完全控制了陆上道路，还控制了渭河——黄河水运。

潼关关城的存在，不但扼守住了陆路交通，同时也有效控制了风陵渡这个重要渡口。对金庸小说《神雕侠侣》比较熟悉的读者，应该不会对“风陵渡”这一名词感到陌生，它在历史上同样赫赫有名。高欢攻伐关中利用过风陵渡，北周在晋南地区与北齐的一系列战役，更有赖于风陵渡作为重要的后勤节点。当然，无论是潼关还是风陵渡，在隋末大乱和唐统一战争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我们把视线再推向更加久远的时代，可以发现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也与风陵渡有着不解之缘。泛舟之役中，风陵渡所在地是重要的转运中心；孟明视一洗前耻的王官之战，秦军也是在风陵渡一带渡河的。

隋唐开凿的大运河与今日的线路大有不同，其主要的目的是向长安输送物资。首先，江南各地生产的物资被调集至扬州，在扬州进行编组后出发，沿着运河北上，过睢阳而后可以走汉水或继续北上汴梁。一般来说，通常走汴梁转运较方便，而后再逆流西行，将粮食物资储存在洛阳附近的含嘉仓（当时天下第一粮仓）。这也是隋炀帝比较重视东都洛阳的原因。后来，武则天时期的“就食洛阳”多半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含嘉仓的物资可选择陆路或水路过崤山之地进入关中。沿汉水输送的物资则在汉中暂时储存，与蜀地益州出产的物资调配，一起翻越秦岭再输送到关中。由此可见，除军事意义外，潼关对唐朝还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然而，唐天宝十四年，却有一个人试图撼动潼关这块“帝国之锁”。他就是——安禄山！史册对其出身的记载是“杂胡”，只知其母是突厥人，不知其父是何人。安禄山号称“盛唐时最会跳胡旋舞的胖子”。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以前，谁要对唐玄宗说“安禄山有谋反的野心和迹象”，肯定会被当作笑谈。最受宠信的杨国忠出于私心，数次进言“安禄山必反”，玄宗认为这是将相不和，不予理睬。结果弄得所有“安禄山要造反”的话，对李隆基而言都是“狼来了”。

所以，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初到长安，唐玄宗还一度当是谣言。直到十一月十五日，确知安禄山已向南进军时，唐玄宗才从太平盛世的迷梦中惊醒，仓促部署防御安禄山。他先让名将封常清、高仙芝领兵御敌，无奈双方实力相差太大，唐军一路败退，洛阳失守，只得退守潼关坚壁不出。

安禄山叛军初期为何能摧枯拉朽？

当时，唐朝募兵总数约为49万人，号称“中国古代扩张转折点”的怛罗斯之战，唐军参战兵力也不过“蕃汉三万”，即加上从当地强征的外族兵力，唐军总兵力也不过3万人，其中正规唐军不到2万人。考虑到唐军编制，远征怛罗斯的唐军应该是一个相对满编的“军”（12500人），以及一些辅助部队。而整个西域与北庭都护府仅各有兵力24000人。参考唐军编制方式，24000人是两个不满编“军”的野战军（由于西域战争频发，各部队难以达到满编）编制外加一定数量的驻守部队。在西域方向，唐军共有四个军，48000人。

而安禄山则有15万人以上，占了唐王朝正规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还有半数的战马在他控制下。在兵力上，能与安禄山抗衡的只有河西陇右节度使，其部队是对付吐蕃人的主力，总兵力在16万以上，但王忠嗣死后没有统一领导，安禄山充分利用了唐军布局的弱点打了个时间差。大唐最为精锐的安西军远在西域。剑南和岭南道的唐军实际上由于距离因素也是很难回防的。关中本身更是因府兵制度的瓦解，募兵困难，无兵可用。

叛乱前，安禄山做了大量准备，其准备之充分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安禄山先利用唐玄宗的信任，兼任了范阳、平卢、河东（遥领）三处节度使（由于东北边患较为严重，这三个地方不但兵力雄厚，士卒久习战事，有很强的战斗力，还招募了契丹、同罗、奚族等胡族士兵）。后来，安禄山又利用制度和唐玄宗的盲目信任，掌握了地方财权，更利用篡取的人事权将麾下统兵将领换为自己亲信，牢固掌握了统领下的军队指挥权。

安禄山掌握的唐王朝正规军如下：范阳91000人、平卢37500人、河东大同军9500人，共138000人。另外，尚有部分或可能全部掌握的正规军：河东天兵军、大同军以外兵力，约25500人。可见，安禄山掌握的唐王朝正规边军在15万人以上。仅从这方面来看，历来造反者，无人可与安禄山相比。

那么，唐代节度使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节度使正式设置于睿宗时期，初期只是将之前不常设的“行军总管”之职与“都督州”建制固定化。节度使最初的任务是提高边境地区的军队战斗力，唐朝进入全面扩张期后，由于长征之兵日益增多，节度使的职权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节度使本来设置于边境地区，目的是防御外来强敌，保障边陲安全。玄宗开元年间，全国亦只有安西（驻地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北庭（驻地在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河西（驻地在今甘肃武威）、朔方（驻地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河东（驻地在今山西太原西南）、范阳（驻地在今北京）、平卢（驻地在今辽宁朝阳）、陇右（驻地在今青海乐都）、剑南（驻地在今四川成都）等节度使和岭南五府经略使（驻地在今广东广州）。

单从表面看来，节度使制度与拜占庭帝国鼎盛时期实行的总督军区制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是在边疆地区加强军事长官权力，划分边境军区，地方军依靠地方财力支持，兵员也均在当地征募。

总之，节度使不但拥有战时直接指挥部队的军令权；更掌握着包括自主征兵、扩充编制、打造兵器、补充后勤、调集物资等权力。宋朝吸取前朝藩镇割据的教训，以枢密院统军令，兵部掌兵政；明代则以大都督府（后因大都督府权力过盛，皇帝自觉难以统御，遂被分化为五军都督府）执掌军令，兵部负责兵政；而现代国家，兵政掌于文官负责的国防部，军令则由军人组成的总参谋部掌握。

节度使制度最大的弊端在于，他不仅掌握着地方的军事权，还掌握着地方行政、财政、司法、人事等本应属于地方政府的权力。可以说，节度使治下的基本是一个独立王国。当然，这些权力也是节度使们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逐渐合法或非法取得的。

但真正使节度使失去控制的原因是，李隆基破坏了原可制衡节度使的制度。节度使的任期由固定年限逐渐变成了终身任职，导致节度使可在地方经营自己的势力，掌握军权、财权、政权。

在有较大边防压力的边境州府中，这套方法能有效抵御外敌入侵。边疆军事长官权力集中，有能力加强边防军团的战斗力（兵力、武器装备方面）。地方军事实力较强，可以随时应对外敌的大举入侵。藩镇在其发挥作用的百年内，一直能够有效对付边疆民族的入侵。但随着募兵制的产生，问题也就出现了。因为在征召士兵看来，军饷是节度使发的，节度使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是他们效忠的对象，他们自然会毫不犹豫执行节度使的命令。

然而，一旦藩镇节度使权力过大，朝廷就很难制约他们。而且，权力滋生腐败和野心，虽然节度使起先都是绝对的忠臣，但在政治斗争中并无忠臣一说！再忠于朝廷的人，也会变为只知维护自己利益之徒。一旦节度使认为自己有能力和朝廷对抗，往往都会反叛！在封建社会，造反这件事不是看将领有没有想法，而是看将领有没有这个能力。即使将领自己不想造反，也很有可能为形势所迫而造反。其实，制度缺陷才是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

从节度使的设置上，我们也能看出唐代的军事布局和用兵方向：

天宝十节度使

范阳节度使，临制奚、契丹，治幽州（天宝时为范阳郡），统辖经略军、静塞军、威武军、清夷军、横海军、高阳军、唐兴军、恒阳军、北平军，管兵91400人。天宝时，节度使为裴宽、安禄山。

平卢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治营州（柳城郡，今辽宁朝阳），统辖平卢军、卢龙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管兵37500人。天宝时，节度使为安禄山。

河东节度使防御突厥，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西南晋源镇），统辖天兵军、大同军、横野军、岢岚军、云中守捉及忻州（定襄郡，今山西忻州）、代州（雁门郡，今山西代县）、岚州（楼烦郡，今山西岚县北）三州郡兵，管兵55000人。天宝时，节度使为田仁琬、王忠嗣、韩休琳、安禄山。

朔方节度使捍御突厥，治灵州（灵武郡，今宁夏灵武西南），统辖经略军、丰安军、定远军、东受降城、中受降城、西受降城、安北都护府、单于都护府，管兵64700人。天宝时，节度使为王忠嗣、张齐丘、安思顺。

河西节度使断隔吐蕃、突厥，治凉州（武威郡，今甘肃武威），统辖赤水军、大斗军、建康军、宁寇军、玉门军、墨离军、豆卢军、新泉军、张掖守捉、交城守捉、白亭守捉，管兵73000人。天宝时，节度使为王倕、皇甫惟明、王忠嗣、安思顺、哥舒翰。

安西节度使，又称四镇节度使、安西四镇节度使，抚宁西域，治龟兹城（今新疆库车），统辖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管兵24000人。天宝时，节度使为夫蒙灵曜、高仙芝、王正见、封常清。

北庭节度使，防御突骑施、坚昆（黠戛斯），治北庭都护府（治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统辖瀚海军、天山军、伊吾军，管兵20000人。天宝时，节度使为来曜、王安见、程千里、封常清。

陇右节度使备御吐蕃，治鄯州（西平郡，治今青海乐都），统辖临洮军、河源军、白水军、安人军、振武军、威戎军、莫门军、宁塞军、积石军、镇西军、绥和守捉、合川守捉、平夷守捉，管兵75000人。天宝十三载又于鄯、廓、洮、河四州之西增置宁边、威胜、天成、振威（吐蕃雕窠城）、神策、金天、武宁、曜武八军。天宝时，节度使为皇甫惟明、王忠嗣、哥舒翰。

剑南节度使西抗吐蕃，南抚蛮僚，治益州（蜀郡，今四川成都），统辖团结营、天宝军、平戎军、昆明军、宁远军、澄川守捉、南江军及翼州、茂州、维州、柘州、松州、当州、雅州、黎州、姚州、悉州等州郡兵，管兵30900人。天宝时，节度使为章仇兼琼、郭虚己、鲜于仲通、杨国忠。

岭南五府经略使绥静夷僚，治广州（南海郡，今广东广州），统辖经略军、清海军，直辖广管诸州、兼领桂、容、邕、安南诸州郡兵，管兵15400人。天宝时，裴敦复为五府经略使，至德元载改为节度使。

第一个要点，是由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连接起来的北方东线。其设立初期是为了应对东突厥与高句丽，太宗与高宗击破它们后，该方向的主要任务逐渐变成应对新兴的契丹势力。顺便提一句，契丹在唐朝已十分兴盛，武周时代曾给过唐军重击，安禄山的“第一桶金”也是从契丹人身上获得的，契丹人后来还差点在战场上杀死安禄山。

第二个要点，是由北庭、安西、河西、陇右四镇连接起来的北方西线。其存在的最基本任务是守卫长安这一关中以西的战略要地，同时争夺对西域贸易要道的控制。前期主要敌人是突厥，后期为吐蕃。某种意义上讲，唐建都长安，是由扩张规划决定的——建都长安才能方便争雄西域。值得注意的是，河西与陇右两镇兵力十分雄厚，远强于安西、北庭（当然，这也与补给难度有关，陇右背靠关中，人员与物资调运方便；安西只能依靠当地的产出，想从关中千里转运是非常不现实的）。可以推断，天宝年间，唐朝西方战线的主要思想是防御，而不是进攻。

第三个要点，是由剑南、岭南构成的西南战线。其主要任务是防御吐蕃从高原直下蜀地，由此可见此时的吐蕃何等兴盛，竟然需要大唐从两个方向上防备。吐蕃能如此兴盛与“圣君”李世民不无关系——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的大量先进技术，让吐蕃的技术发生了巨大变化。似乎事情总是这样，中原王朝将先进技术输送给四方少数民族，以为可以依靠文明教化四方，但他们掌握了先进生产与军事技术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入侵中原。对于中原王朝极力推广的儒家思想，他们只学习了如何加强自身集权统治，而没学习“恭、俭、礼、让”，更不会做到儒生们所期盼的“知恩图报”。

第四个要点，是朔方这一关中北大门。从秦国设九原郡防备匈奴到汉武帝在“河南地”营建朔方，定都长安的中原王朝都极力维持自己在河套平原的统治，盖因此处对守卫关中地区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汉初时匈奴骑兵就是从这里出发，“一日奔驰三百里”突袭关中，甚至焚烧了皇家园林甘泉宫。守卫住朔方，中原王朝就等于在草原插进了一把刀子，强盛时，这里是征伐草原的出发点；衰落时，这里是守卫中原（燕云以西战线）的第一线。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安史之乱就是唐朝东北边防军和西北边防军的对决。 avXbO1cWuQLZXd5l3h/Za6ASd0ZGuNo9Twj89uPTY36ZbR4ClhlFsYxpe4y4KJQ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