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夹缝中的中亚

塔拉斯所在的中亚细亚腹地，距离大海十分遥远。它在地理上最显著的特征是气候几乎不受海洋的影响，这一特点使中亚降水稀少。由于缺乏雨水，这里大部分地区异常干燥，皆为一片浩瀚无垠的沙漠和草原。沿着锡尔河与天山一线，中亚北部地区虽然有部分地区干旱，但大部分地区相对比较湿润，从而提供了广袤的牧场供游牧民族生活；这一线的南部地区非常干燥，大部分都是沙漠。这里的居民大多被限制在绿洲和大河流域。由于对水利技术的熟练应用，这里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了精耕细作的农业。但是，除了一些富庶城市的诱惑之外，这里对游牧民族也没有什么吸引力。

中亚地区另一显著特点是高山林立，帕米尔山脉、天山山脉、阿尔泰山脉、厄尔布尔士山脉等等，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在这些大山脉之间又分布着一系列较小的山脉。这些山脉中环抱着一些河谷，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山链又将中亚细亚劈为两半。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把中亚大地分割成一些独立的绿洲与谷地，相互间或有终年积雪的高山，或有干旱不毛的沙漠戈壁隔开。在中世纪的条件下穿越其间非常困难，所以在这些绿洲上建立的国家规模都很小。统治这些绿洲国家的王朝虽然长期内争不已，但王族却很少被替代。它们对外随时准备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归降某个大国做附庸，以保存王统，但也随时准备摆脱附庸地位而独立自主。

在生产力没有达到一定水平前，这种政治格局很难被打破。所以在中亚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统治时间上百年、疆域横跨几个大绿洲的国家，这可以说是近代以前中亚历史的一个突出特点。即使那些外来征服者，依据其本土雄厚的人力、物力、财力征服了中亚，但也都很快丧失了对其的控制，这一地区也就重新回到了四分五裂的状态。这是因为，这些外来征服者在中亚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无法在他们的帝国内构建统一的国内市场。帝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系仅仅只是建立在军事征服基础上的政治隶属和赋税榨取，而各个基层政权之间缺乏横向联系。中亚的任何一块大绿洲，也都没有能力供养一支足以长期威慑附庸国，使之俯首听命的军队。

中亚最重要的两条河流是阿姆河与锡尔河，两者注入咸海，明显地将中亚西部区分为几个地理区域。阿姆河（汉籍古称“乌浒河”）以南，向西南一直延伸到伊朗卡维尔盐漠，历史上称为“呼罗珊”，大致相当于今伊朗东北部、土库曼斯坦地区。呼罗珊地区的主要城市有内沙布尔、图斯、木鹿等。锡尔河（汉籍古称“药杀水”）和阿姆河中游之间的地区称为“河中”（以日后西辽在这里建立河中府得名），相当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大部、哈萨克斯坦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西北部草原地带。布哈拉、撒马尔罕和玉龙杰赤是这里的著名城市。

与中原不同，地中海世界的学者对中亚的认知非常早。波斯帝国从伊朗高原向东扩张，将疆界一直推进到了锡尔河，亚历山大东征后也基本沿袭了波斯帝国在中亚的疆域。因此，古希腊时期的地理书将河中地区称为“乌浒河外地”（Transoxiane）。据希腊学者解释，该地包括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全部地区。而被波斯地理学者称为“索格底安那”的地方，则只限于阿姆河以北的泽拉夫善河流域。

在经历了波斯帝国的长期统治之后，古代中亚带有鲜明的波斯文化特征，西方学者干脆将其称为“东伊朗”。属于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的粟特语曾经是中亚各民族的通用语，在新疆的吐鲁番绿洲也作为商业和文学语言广泛使用，甚至曾是位于鄂尔浑（Orkhan）河地区的第一突厥汗国的官方语言。它在语法与词汇上与其他东部伊朗语，如曾在中亚使用的花剌子模语（Khwarazmian）、在塔里木盆地使用的土木舒克语（Tumushuqese）与和田塞语（Khotanese Saka）有亲缘关系，而与属于西伊朗语支的波斯语（在中亚称为“塔吉克语”，在阿富汗称为“达利语”）不同。

虽然粟特语今天已经消逝，但其对后世的影响仍然存在。粟特字母源自西亚的阿拉米语，日后被用来拼写古突厥文（畏兀儿文）。而畏兀儿字母又在13世纪被成吉思汗当作创制蒙古文字母的范本，蒙古文字本身又是17世纪努尔哈赤下令创制的满文字母的原形。直到今天，这种字母仍在中国的蒙古语与锡伯语中使用。这恰是一个缩影，体现出中亚在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作用。

这一桥梁作用在张骞通西域开通丝绸之路后变得日益突出：汉地商人从长安（或洛阳）出发，经过河西走廊，穿越西域并跨越葱岭（帕米尔山脉）后继续西行，便进入了粟特人居住的河中地区。这里成为欧亚大陆东西贸易的重要地段。

这里地势平坦并有很多绿洲，有最古老的绿洲城市，是索格底亚纳与波斯地区之间的贸易中转站。从河中地区的名城撒马尔罕向西南行，出卡拉库姆沙漠便到达了呼罗珊最东部的城市木鹿，经由此地继续向西穿越伊朗高原，便可直抵“新罗马”君士坦丁堡，将地中海世界与中原王朝连接在一起。

368年左右，在幼发拉底河岸的巴达尼亚（Batnae）每年举行一次的集会上，已有赛里斯人带来的中原货物出售。来自中国的丝绸纺织品，经由波斯远销到拜占庭帝国，进而转销欧洲各地。与此同时，地中海沿岸的特产，诸如玻璃制品、纺织品、金银器皿、装饰品、手工艺品，以及中亚的黄金、宝石、皮革，印度的香料、纺织品等，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波斯境内，再经过丝绸之路运往东方销售。索格底亚纳的粟特商人当时主宰了从中亚到印度河谷地的商路。来自商路的巨额利润不仅让商人们富裕起来，粟特的普通居民也变得富足。生活方式的改变甚至反映在制陶这样的家庭手工业中：6世纪比较原始的碗到了7世纪，已经被富有艺术性的器皿和银制雕刻品取代；7世纪下半叶和8世纪初，粟特平民的餐用陶器的设计也全盘改变，其形状和装饰开始模仿贵族的银器。

滚滚而来的财富引来了强邻的觊觎。在西方，丝绸的短缺和丝价的暴涨带给罗马帝国的社会经济压力，促使罗马帝国和帕提亚帝国（即安息帝国），以及之后的萨珊波斯帝国之间发生了长期的战争，以夺取通向中国的商路的控制权。罗马帝国在106年控制了皮特纳，216年占领了埃德萨，273年夺取了且兰。但总体而言，罗马人也只是推进到小亚细亚和巴勒斯坦，红海的大门和陆路商道依然控制在帕提亚人和之后的波斯人手里。罗马帝国不得不与他们妥协，仍然从其手里购买中国丝绸。

291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与萨珊波斯帝国签订贸易条约，指定尼西比纳为两国丝绸贸易的中心，尼西比纳从此成为中国丝绸进入地中海地区的关税之城。408年、409年，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同萨珊波斯帝国的伊嗣埃一世又签订了丝绸贸易协定，将贸易中心扩大到幼发拉底河畔的卡利尼克、阿拉斯河畔的阿尔塔萨城，但这些条约是在萨珊波斯帝国自沙普尔二世在位时起与拜占庭帝国进行了长达将近40年的战争后才达成的。562年，萨珊波斯帝国的库思老一世国王与拜占庭的查士丁尼皇帝又签订了为期50年的和平条约，将贸易中心又扩大到达卢城，而这也是又一次战争的结果。

在东方，6世纪后期，突厥可汗建立起了幅员辽阔的游牧国家——突厥汗国，其疆域从黑海一直延伸到中原王朝的边境；自玉门关以西，丝绸之路的所有道路均被它控制，所有的绿洲城邦国家都是它的属国。但是作为草原游牧民族的国家，它既不是丝路贸易的商品产地国，又不是贸易的集散地，它仅仅通过“切税商胡”“督其征赋”，榨取中亚绿洲诸国和贸易商队的财富来养活自己。不过粟特人的商业倒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因为突厥人希望这些道路安全以获取稳定的财富。譬如，突厥可汗与撒马尔罕统治者的关系更像同盟者，而不像宗主国和属国：突厥可汗的女儿嫁给了撒马尔罕王。虽然如此，突厥汗国作为亚洲内陆主宰力量的两个世纪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因为在书面史料中，这是第一次一个真正的游牧政权同时与三个主要定居文明政权为邻：中原王朝、“万王之王”萨珊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