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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这种人来说，写日记实在是一种奇怪的经历。因为我从没写过日记，也因为不管是我还是其他人，都不会对一个十三岁女生的内心世界感兴趣。不过那又何妨呢？我就是想写，我要把心里话统统写下来。
俗话说，纸比人有耐心。那天我情绪低落，在家里托着下巴，无聊又没精打采，琢磨着是出门呢，还是留在家里。最后我还是没出门，而是陷入思考之中。这时，我想起了这句话。是的，纸的确比人更有耐心。再说了，除非我找到真正的朋友，否则我不会把这个硬皮日记本拿给别人看，它可是有个响亮的名字——“日记”。
现在我要说，我最初写日记的重要原因是：我没有真正的朋友。
让我说得更清楚一些吧。没人相信，在这世上，一个十三岁的女孩是完全孤独的。其实我并不孤独，我有疼爱我的父母，一个十六岁的姐姐，还有大概三十个可以叫作朋友的人。另外，还有一大群男孩喜欢我。他们总是用爱慕的眼神看着我，甚至在上课时，还从口袋里掏出一面小破镜偷看我。我有可爱的阿姨，幸福的家庭。表面上看，我什么都不缺，除了一个知心朋友。和朋友们在一起时，我们无非就是嘻嘻哈哈，打打闹闹，聊的都是些平常事。问题是，我们无法走得更近。或许这是我的错，我们无法完全信任对方，无论如何，事实如此。可悲的是，这却无法改变。所以我才开始写日记。
为了增添这位期盼已久的朋友在我心中的形象，我不愿像一般人似的草草记下几笔。我想让日记做我的朋友，我还给它取了个名字：“吉蒂”。如果我现在就开始写，没人明白我写给吉蒂的到底是什么故事。所以尽管我不情愿，还是得先介绍介绍我的生活。
我的爸爸，是我见过的最可亲可敬的爸爸。三十六岁时，他娶了当时二十五岁的妈妈。1926年，我的姐姐玛格特出生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我是1929年6月12日出生的，四岁之前一直住在法兰克福。因为我们是犹太人，1933年爸爸移民去了荷兰，在荷兰一家生产果酱制造机的公司担任总经理。9月，妈妈艾迪丝·荷兰德尔·弗兰克随爸爸一起去了荷兰。我和玛格特则去了亚琛市，和奶奶生活在一起。11月，玛格特去了荷兰，1934年2月我也去了。我被大人砰的一声放在桌上，说是给玛格特的生日礼物。
我进了蒙特梭利的一家幼儿园，在那儿待到六岁，然后开始上一年级。六年级时，我的老师是库普鲁斯太太，她也是校长。当年年末，我们含泪道别，因为我和玛格特被一所犹太学校录取了。
我们的生活不尽如人意。在德国的亲戚正饱受着希特勒的反犹太人法的迫害。经过几次犹太人大屠杀之后，1938年，我的两个叔叔逃离了德国，在南美找到了安身之处。奶奶也搬来和我们同住，当时她已经七十三岁了。
从1940年5月开始，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首先，战争爆发了，然后是投降，接着德国人入侵，犹太人的噩梦就此开始。我们的自由受到一连串反犹太人法令的严格限制：犹太人必须佩戴一颗黄星；必须交出自行车；禁止搭乘电车；禁止开车，哪怕是自己的车；购物时间严格限定在下午三点至五点；只能去犹太人开的理发店和美容院；晚上八点至早上六点，禁止上街；禁止出入剧院、电影院，以及其他一切娱乐场所；游泳池、网球场、曲棍球场，其他运动场馆禁止犹太人入内；禁止划船；禁止参加公共体育活动；晚上八点后，禁止坐在自家或朋友家的花园内；禁止拜访基督教家庭；只能上犹太人学校等。这也不准，那也不准。可是生活还要继续。杰克常常对我说：“我什么都不敢做，害怕稍不留神就违法了。”
1941年的夏天，奶奶生病了，必须做手术，所以我的生日只是草草庆祝一番。1940年的夏天，荷兰被占领，我的生日也不热闹。1942年1月，奶奶去世了。没人知道我有多么想她，至今我仍然深爱着她。为了弥补前几次生日，那一年的生日我开了庆祝会，奶奶的蜡烛也和其他人的蜡烛一起被点亮。
我们一家四口过得还算不错。就这样，时间到了1942年6月，我开始写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