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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赶紧把所有事告诉了母亲，也许我早该告诉她了，我们发现我们处境艰险。一部分船长的钱——如果他有的话——是应该还欠我们的账的，但是船长的伙伴们，尤其是我看到的那两个样本，黑狗和瞎乞丐，不太像是会把他们的战利品拿出来替死人还债的样子。船长曾让我立即去找李伏西大夫，但那样的话我就要离开我的母亲，留下她一个人孤立无援，所以不可行。实际上，看起来我们两个都不能在这房子里待下去，厨房炉格里的碎煤块跌落，钟的嘀嗒，都让我们心惊肉跳。周围在我们听来总像是有脚步声在走近。旁边是船长在客厅地板上的尸体，再想想可怕的瞎乞丐就在不远的地方走动，等下就要回来，我好几次像俗话说的那样浑身泛起鸡皮疙瘩。得当机立断了，我们最后决定一起去邻近的村庄寻求帮助。说走就走，我们连帽子也没戴，就冲进了渐浓的夜色和霜雾之中。
那个村子虽然望不见，但是也就几百码远，在小海湾的另一边。让我宽慰的是，它在那个瞎乞丐来的路的反方向，他离开大概也会原路返回。我们在路上没走多久，虽然我们有时会停下来，互相拉住，侧耳倾听，但什么异常的声响都没有，只有海浪轻轻拍岸，还有树林里呱呱的鸟叫。
我们到的时候，村子里已经点起了灯，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看见门窗里的暖黄色光有多高兴，但结果发现，那是我们从那里得到的最好的帮助。你或许会觉得村里人该为他们自己感到羞愧——没有人愿意和我们一起回本葆将军客栈。我们越是诉说我们的麻烦，他们——男女老少——就越往他们房子里躲。弗林特船长的名字对我来说很陌生，但他们有人对他很熟悉，那个名字引起了他们极大的恐慌。有些人先头在离本葆将军客栈稍远一点儿的田地里干活，记得看到了路上有些陌生人，他们以为是走私者，就远远避开了。至少有一个人看见被我们称为“猫洞”的小海湾里有只小帆船。更不用说，任何老弗林特船长的人都能把他们吓得要死。反正，有人愿意骑马去找在另一个方向上的李伏西大夫，但没人愿意帮我们保卫客栈。
人们常说怯懦会相互传染，但反过来，争论也能使人勇气倍增，等大家说完了，我母亲讲了一番话，说她不会让她没父亲的儿子失去应该属于他的钱，“如果你们都不敢，”她说，“吉姆和我敢。我们要回去，就从我们来的路上，谢谢你们这些体壮如牛、胆小如鼠的人了。我们要去开箱子，就算死也要。谢谢克劳斯利夫人借我包去装回依法属于我们的钱。”
我当然说要和我母亲一起走，他们当然也是纷纷大呼说我们愚勇，即使那样仍没人愿意跟我们走。他们所做的就是给了我一把装好弹药的手枪，以防我们被袭击；承诺会为我们备两匹马，好让我们返回被追赶时用；还有一个小伙儿骑马去大夫那里找救兵。
当我们再次踏上寒夜中的险途，我的心怦怦直跳。一轮满月开始上升，带着发红的光芒从雾气上方探出，这使我们更加快了步伐，因为很显然，在我们再次返回前，月光会亮如白昼，把一切都照得清清楚楚，任何人都会看见我们。我们沿着树篱疾走，不发出一点声响，也没有看见或听见什么会让我们更惊惶的东西，直到进了本葆将军客栈，关上门，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我立即插上门闩，我们在黑暗里站着喘了一会儿，房子里只有我们和船长的尸体。母亲从酒柜里摸出一根蜡烛，我们手拉着手进入客厅。他还像我们走的时候那样仰面朝天躺着，睁着眼睛，一只胳膊伸在外面。
“把百叶窗合上，吉姆，”母亲轻声说，“他们来了会从外面看。”我关好窗以后她又说：“现在我们要去拿那把钥匙，我真不知道谁敢去碰它！”她说这话时带着哭腔。
我赶紧跪下，在他手边的地板上有一张小圆纸片，一面涂着黑色，我想这就是黑券，把它捡起来，看到另一面用非常好和清楚的笔迹写着这样的简讯：你的期限是今晚十点。
“他们十点来，妈。”话音刚落，我家的钟就敲了起来，这突然的响声把我们两个吓得够呛，不过好消息是，它只响了六下。
“吉姆，”她说，“钥匙。”
我一只一只去摸他的口袋，一点小硬币，一枚顶针，线和几根大的缝衣针，一卷一头咬过的烟草，他的弯柄小刀，一只袖珍罗盘，一个打火匣，全部就这些，我有点失望。
“可能挂在他脖子上。”母亲提醒说。
我克服着强烈的恶心，扯开他的衬衫领子，发现他脖子上果然系着一条油腻腻的绳子，我用他的小刀割断绳子，我们找到了钥匙。这胜利使我们充满了希望，马上上楼，到他住了那么久的小房间去，从他到的第一天起，箱子就摆在那里。
它外表看起来和任何一个水手的箱子没什么两样，盖子上用烙铁烫着他姓名的首字母，角上因为长年粗暴的使用而破破烂烂的。
“把钥匙给我。”母亲说。虽然那把锁很紧，她还是一眨眼就开了锁、掀开了箱子盖。
一股很浓的烟草和柏油的味道冒出来，但箱子的上层只有一套认真刷过叠好的很好的衣服。母亲说它们从来没被穿过。下面大杂烩来了——一架四分仪、一只小铁皮罐、几支烟草、两把很帅的手枪、一块银锭、一只老旧的西班牙表、几件不值钱的小饰品，大都是外国做的，一副黄铜镶嵌的罗盘、五六枚稀奇的西印度洋贝壳。我后来常常想，他在他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犯罪生涯里，为什么要带着这些贝壳。
当时，除了银锭和小饰品，我们没找到任何值点钱的东西，但银锭和小饰品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箱底有一件历经风霜、被海盐染成白色的旧航海斗篷，母亲不耐烦地把它扯出来，于是箱子里最后的东西躺在我们眼前：一卷用油布包着的东西，像是纸；一只帆布袋，触碰时发出金币叮当声。
“我要让这帮流氓看看，我是个诚实的女人，”我母亲说，“我只要收欠我的账，一个子儿都不会多拿。拿着克劳斯利夫人的包。”她开始从船长的袋子里数出他欠的数目放进我拿着的包里。
这是件费时费力的工作，因为钱币是各个国家的，大小不一，有西班牙金币、法国金币、英国金畿尼，还有西班牙银币，还有我不认识的，全部混在一起。英国金畿尼最少，却是我母亲唯一知道怎么算的。
我们大约数了一半的时候，我突然按住了她胳膊，因为我听见在寂静寒冷的空气中有一个声音，把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就是那个瞎子的拐杖在冻得硬邦邦的路上敲击的嗒嗒声。那声音越来越近，我们坐着，气也不敢出。接着它猛地敲在了客栈门上，我们听见门把手被转动，门闩嘎嘎作响，那个坏蛋想要进来。之后过了蛮长一段时间，屋里屋外都没有声音。最后嗒嗒声又响起来，让我们感到难以形容的开心和谢天谢地的是，它渐渐远去直到听不见了。
“妈，”我说，“全拿了走吧。”尽管没见过那个可怕瞎子的人简直不知道我有多庆幸我闩上了门，但我也确信闩上的门看起来很可疑，海盗们很快就要倾巢而来了。
但我母亲，虽然很害怕，还是不肯多拿一分钱，也固执地不肯少拿。她说还没到七点，还早，她知道她的权利，她不想放弃它。她还在跟我争执，远远的山上传来一声低哨声。我们两个立刻意识到，没什么好多说的了。
“我带上已经拿了的。”她赶紧站了起来。
“我要拿这个抵账。”我捡起了油布包。
我们很快摸索着下了楼，把蜡烛留在空箱子旁边，开了门就往外跑，时间已经不多了。雾正在迅速散开，皎洁的月光已经照耀在整个高地上，只有谷底和客栈门口一点点地方还悬聚着纱似的薄雾，掩护了我们出逃的最初一小段路。在距离村子不到一半路的地方，出了山谷，我们必须走到月光下了。就在这时，我们已经听到了一阵奔跑的脚步声，我们回头看，只见一束光摇来摇去很快地往这边来，想必是来人中有人提着灯笼。
“好儿子，”母亲突然说，“拿着钱跑吧。我跑不动了。”
我觉得我们两个完了。我真想骂邻人怯懦，又怪可怜的母亲又诚实又贪心，先前愚勇而眼下虚弱！幸而我们正好到了小桥边，我扶着脚步踉跄的她走到岸边，她在那儿叹了口气就倒在了我肩膀上，我不知道我哪儿来的力气，动作怕是很粗鲁地把她拖下河岸，放在桥洞边。我没办法再挪动她了，因为桥太矮了，我在底下只能爬，我们只能那样待着——母亲的身体几乎全露在外面，听得见客栈那边传来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