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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是三种旧时流行的蒙学读物,习称“三、百、千”。

《三字经》的作者,明清人多指为南宋名儒王应麟,也有宋人区适、明人黎贞等说,但都是出于传闻,并无实在的证据。《三字经》中说:“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朱熹的著作经庆元党禁后,获得全面的尊崇和推行,已是进入元代的事。而《三字经》又有鼓励仕进的内容,故似当作成于元延祐年恢复科举,规定考试程式中《四书》用朱氏集注之后。近时人们发现南宋陈淳用三字句写成的《启蒙初诵》,起首为:“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以下还有“性相近,君臣义,父子亲,长幼序”等语,很像是《三字经》的先河。说明《三字经》从雏形到更定,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今本《三字经》还有对明清历史的简述,则是历代增补的结果。

《百家姓》的成书和普及要早于《三字经》。陆游《秋日郊居》诗“授罢村书闭门睡”句下自注:“《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南宋学者王明清还对《百家姓》进行考证,认为赵指赵宋,钱指吴越,孙为钱俶正妃,李为南唐李氏,周、吴以下四姓为钱镠以下的后妃,故“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玉照新志》)。我们看百家姓所收哈、爱等姓,都是唐代始出现的对外藩的赐姓,可知王氏所言不为无据。吴越钱氏在宋太祖开国后即入贡,至太平兴国二年(977)率土归降(时李氏新亡不久),《百家姓》可能即成于这一时期。

“三、百、千”中唯一可知作者与撰作时期的是《千字文》,系南朝梁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于梁武帝大同年间所编,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它的撰作,相传还有一段故事:

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

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唐李绰《尚书故实》)

《千字文》中,除了“潔”字两见外,其余都无重复。周兴嗣能在一夜之间,把杂乱无章的一千个字编成韵文,而且对仗工整,条理贯穿,文采斐然,确实令人称绝。难怪它风行历久,以至其字序被广泛用作坊里屋舍、簿册卷宗的编号。

作为独立成篇的蒙书,“三、百、千”各有所长:《三字经》言简意赅,内容丰富;《百家姓》常见常用,便于记诵;《千字文》构思巧妙,宛转有致。而一旦配合使用,又三位一体,相辅相成,所谓“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明吕坤《社学要略》)。所以千百年来,家弦户诵,几于无人不晓。历代以来,“三、百、千”的改续本、仿写本,不下百余种,有的还是用方言、满蒙文字以至日语、梵语所写成;同时,各种释音、释义的注解本也层出不穷。“三、百、千”的广泛影响,可见一斑。

本书所辑入者计有:

一、《三字经注解备要》 原署“浚仪王应麟伯厚先生手著,岳门朗轩氏较正,衡阳晚学贺兴思先生注解,上元紫巢氏重较”,似成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注者以“袖里《通鉴纲目》”自许,而行文多有挦撦黄继善《史学提要》之处。对名物的解释更是诸家杂糅,且时见窳误、脱漏,反映出西学东渐时期蒙书守旧陋闻的一面。

二、《重订三字经》 章太炎订定。这是章氏以提倡“国粹”对抗新文化运动的尝试之一,但弁首的《题辞》对《三字经》作了较为全面和公允的评价,所进行的修订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发展对《三字经》的新要求,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百家姓》 依康熙《御制百家姓》例,保留了有关姓氏的郡望。郡望为望族的郡属,起于魏晋,门阀士庶观念影响着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存之可备检索。

四、《千字文释义》 原署“汪啸尹先生纂辑 孙谦益先生参注”。褚人获《坚瓠补集》卷二记载毛纶(声山)六十岁时汪啸尹有祝嘏诗,可知汪为清初时人。然《千字文》已经编定,又何需清人“纂辑”?观“啸尹”为字号,而“谦益”更像实名,并存不伦。因疑此孙谦益或即曾为《欧阳修集》作解的宋代注家,汪氏所纂辑者当为宋人所作的《释义》。从隋代起即出现了《千字文》的种种释本,以此书为较胜。当然,其注释也未能尽脱腐儒的窠臼。

“三、百、千”是迄今完整保存的产生最早、使用最久、影响范围最广的蒙书。自从它们出现后,便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三、百、千”的这种稳定性和适应性,固然由它的形式与思想内容所决定,但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上层建筑的惰性。一方面,介绍三种传统的启蒙读物,另一方面,为全面考察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一份参考资料,这便是整理出版本书的目的。 jLC0rloIiMYGTNv8Kzsv3WL/Nk5fDLlWjw0yVTLwaei4fCzjamj1hUvS2QjfEr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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