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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苏战争爆发以后，除了德国统制下的小喽罗及某些国家里仍然固执着对于苏联的怨恨而把自己国家民族的利益宁愿因此抛弃不顾的人们，最大多数的同情无疑地是全在苏联方面。即英国首相邱吉尔，一方面尽管公开宣言：“二十五年来没有谁比我反共产主义更彻底了，我不收回我所讲过的反对共产主义的任何一句话”，在另一方面却也坦白地说：“但是面对着在我们眼前展开的绘卷，这一切都消逝了。”从此就听到他说了不少要援助苏联的话，再没有听到他说一句反苏或责备苏联的话。又例如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一方面尽管公开宣言：“德国和苏联政府都是不让他们的人民有信教自由的，对于美国人民，这些以及其他共产主义专政的教条正如同国社党专政的教条一样不能忍受，一样和他们的信仰相左”，但在另一方面也坦白地说：“不过当前的现实问题是国社党所拚命追求的独霸世界，奴役所有民族和毁灭民主国家的计划能不能有效的被挡住和被打败。”韦尔斯把苏联的主义和德国的纳粹主义等量齐观，是否正确，非本文范围所欲讨论，在这里所要指出的是韦尔斯如同邱吉尔一样，公开宣言是始终反对共产主义的，也就是以前确是反苏的，但现在（指苏德战争爆发以后）却要暂时不算旧帐，主张援苏，在事实上也没有再听到他们今天来一篇反苏的文章，明天来一篇责苏的谈话。德苏战争爆发于六月廿二日，邱吉尔和韦尔斯的上述的演词和谈话都发表于六月廿二日，足见他们反应的敏捷。他们的这样态度的改变，能说他们是采取了“苏联至上”主义吗？能说他们抛弃了英国或美国的立场而是“为着苏联的利益”吗？我想略有头脑的英国人或美国人是不会这样看法的。
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看到了为着本国当前的利益而对于苏联毅然搁开旧怨，采取友好的态度，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的眼光如炬罢。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进而讨论中国对苏联的态度，但是在我们讨论中国对苏联的态度以前，我们要先谈谈苏联对中国的态度。
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可从苏联同情和援助中国的抗战看出来。英美苏都是同情和援助中国抗战的友邦，但迄今为止，苏联仍是援助中国最多的一个友邦。自中国抗战以来美国给中国的借款实际上共为一万七千万美金，英国给中国的借款实际上不到一万万美金，而苏联给中国的借款共达三万万美金。且在中国抗战后，借款给中国最早的是苏联，最爽快的也是苏联。（例如美国于今年四月正式签订的中美平准基金及购货信用借款，其实在去年十一月即已决定，直延到今年四月廿五日始行签字。）我们对同情和援助中国抗战的各友邦，当然都感谢，当然都珍视，但是在实际上对我国抗战同情最切援助最多的友邦，我们却也不可不知道。我们的“官报”或“准官报”，对于英美借款特别乐于表扬，对于苏联借款往往讳莫如深。我们不反对表扬，但对于讳莫如深却颇难索解。但是某些要人在国外却有时于无意中流露出一些，例如孙哲生先生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在伦敦发表谈话，就说到“苏联给与我们的援助与军械，实较其他各国为多。”前驻英郭大使说得更具体：“中国自苏联方面获得的物质援助，较之他国方面合并所得者尤多。”（见一九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上海《大美晚报》）蒋夫人在美国《自由周刊》（Liberty）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去年十二月廿一日），也说到“知识分子的忠实，迫得我不得不说出中国抗战三年来，得自苏联的物质援助，实较自英美方面获得的总和多至数倍。”
此外我们听到孙哲生先生在国民参政会留渝同人谈话中关于他数次在苏联亲眼看到苏联对中国抗战的热烈态度，尤令人感奋。苏联借给中国的三万万美金是分四次借的，头三次哲生先生都参加过。他说在“八一三”抗战的前夜，其他友邦对中国抗战都抱着多少怀疑态度的时候，当时在南京的苏联大使慨然表示苏联对中国抗战的信念，自动表示可以借款相助。第一次借款为五千万美金，当时因战备匆迫，条件不及谈，文书不及写，签字手续都不及做，苏联不顾这些，只要中国开一个单子，开明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就赶紧照办，打破了向来国际上订定借款合同的先例！后来用过了原额，第二次借款（约在廿八年二月），又借五千万美金，于签订第二次借款合同时，才顺便完成第一次借款的签订手续。到廿八年八月间，看看需要作第三次借款，哲生先生再亲自跑到莫斯科，他想这一次要多借一些，准备对苏联当局说出许多中国抗战的重要和需要某些军械迫切的情形，苏联当局听不到一半，就诚恳表示，这些他们都完全了解，只须中国团结抗战下去，苏联援华是不成问题的，问中国再需要多少，哲生先生以一万五千万元美金答复他们，他们即照数答应，没有第二句话！
哲生先生报告这段情形时，他说他事前为着借款的成功，竟备着一肚子的话，结果只说出了一些。他慨叹着说，苏联对中国抗战的这样的热烈态度，达到这样的程度，也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哲生先生还有一段有趣的报告。他说当他在莫斯科时，他每天看莫斯科出版的英文报，对于中国的抗战报导，好像天天在看中国报，因为他们总是用显著的地位，详载中国各战场的胜利消息，凡是不利于中国抗战的任何消息，一概不登。中国鄂北之役大胜利，他在莫斯科的报上最早看到，比中国驻苏大使馆所得的电报还早。他们用最显著的地方和最显著的标题，详载这项胜利的消息，简直把中国的胜利，看作如同他们自己的胜利一样！哲生先生还郑重地指出，你在苏联全国报纸杂志里面，找不出一句不利于中国的话。他随着指出，在他由苏联回到中国之后，在中国的刊物上竟看到不少毁谤或诬蔑苏联的话，使他两相比较之下，感到非常惭愧。（哲生先生不但在国民参政会留渝同人谈话会中谈到这一点，有一次他在中央党部对文化界——包括日报及各杂志的编辑人——的演讲，也谈到这一点。）
我想哲生先生的这样对苏联的态度，是完全为着中国的利益，绝对不是采用了什么“苏联至上”主义，绝对不是抛弃了中国的立场而“为着苏联的利益”。
我们对于同情和援助中国的各友邦当然都感谢，都珍视，我们并没有主张只须领受苏联的援助而抛弃英美的援助。我们为着抗战的胜利，一面要自力更生，一面要尽力争取更多的一切外援。但是我们却主张对于最邻近中国的、反法西斯最坚决的、对中国抗战同情最切援助最多的苏联，须特别加强友好和合作的关系。这种态度是完全和中国的国家民族的利益相符合的。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它处心积虑，千方百计所企图者，是希望在中国能造成反苏的高潮，或至少要时常引起中国人对于苏联的恶感或嫉视，由此破坏中国在抗战期间一个最同情的战友——苏联（同时对中国内部还可收到分化的作用），这当然是和日本有利而对中国有害的。这当然不是中国人所愿有的，但是中国人中却有一些专在挑拨离间中苏感情上做工夫，好像只有反苏的态度才符合“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否则便是“苏联至上”主义，便是“为着苏联的利益”。无论他们主观上的动机如何，而在客观上却是陷入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圈套。
德苏战争爆发以后，英美当局都为着他们各国本身当前的利益，没有和苏联算旧帐，上面所述的邱吉尔和韦尔斯的态度，便是明证。欧战爆发的前夜，英法苏谈判久久没有效果，而德苏互不侵犯协定却迅速成立，这笔旧帐在英国看来当然有着切身的关系，但是我们却没有听到英国自己在德苏战争爆发后，提出这件事来攻击苏联。即在苏联方面，李维诺夫最近向欧美的广播演讲，也说当前不是时候容许再详论当时苏联呼吁集体制裁德国的无效是由于什么缘故，可见苏联对此事也无意算旧帐。而殊可奇异的是我国在德苏战争爆发之后，却有“官报”或“准官报”对这笔旧帐大感兴趣，历数苏联一误再误三误四误，好像苏联之受到侵略，是咎由自取，真是所谓活该！关于当时英法苏谈判之所以失败，其责任何在，在今日已成国际知识中的常识，更非本文范围所及，在这里所欲指出的是在中国似乎有些人处处以反苏态度作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表示，这一点是实令人不能索解的。
苏联把中国的胜利看作他们自己的胜利一样，这是哲生先生亲历的印象。在中国却有些人故意使苏联的利益和中国的利益对立起来。他们说“苏俄必须转而尊重中国的抗战”，好像在各友邦中援助中国抗战最多的苏联是一向破坏中国抗战，现在要“转”一下才好！他们说“亲苏者当知支持中国抗战就是保卫苏联”，好像主张“亲苏”者就只是保卫苏联，不是保卫中国，只有反苏者是在保卫中国！他们听到有人主张“全国一致于日军开始北上进攻苏联时，立即为全线反攻”，是为着苏联而战，不是为中国而战，他们不想中国乘日本分散兵力北进时，便是中国为着中国利益而全线反攻的好机会，更是争取中国抗战更大胜利的好机会。这固然于苏联有利，但于中国也有利，中苏利益不是对立的，而他们的意思却把中苏的利益对立起来，最好日本北进时，中国停止反攻，只要能让苏联大吃苦头，就是抛弃中国为着中国利益而全线反攻的好机会，就是抛弃争取中国抗战更大胜利的好机会，也在所不惜！这是有些人的对苏联态度所引伸的逻辑的结果。这与中国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
中苏两大伟大民族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两大支柱，它们的利益是相辅相成而不是相对立的，它们的友好的关系和密切的合作是全世界光明前途的源泉。它们反法西斯侵略的战争，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是全世界的人类解放的两盏明灯，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儿女所渴望的。这是我们所应有的基本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