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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蒋委员长接受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推荐，委任拉第摩尔（Owen Lattimore）为政治顾问，引起了国内外的特殊的注意。要研究这位美国政治顾问对于中国政治可能发生甚么影响，首先要略述他的生平与主张。
拉第摩尔现年四十一岁，美国哈佛大学毕业，他的父亲曾在中国南洋及北洋二大学担任教授，在中国致力教育近二十年，所以他在童年时代即在中国达十二年之久。自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六年间，他曾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处参加新闻界工作，随后曾在中国边境满蒙新疆等处作广泛的游历，将视察所得，写作文章发表。他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七年的大部分时间仍留在中国。因此他能说非常流利的中国国语，他最近对人说，他这次来华，不像出国，只像回乡。他又曾为太平洋学会做了许多时候的研究和写作工作，现任美国约翰霍布金大学教授及《太平洋问题》杂志主笔。他常有关于远东及中国问题的文章发表于美国各杂志如Amerasia及Foreign Affairs等等，被视为远东及太平洋问题专家。他被任为蒋委员长的政治顾问，将于本月八日单身自美乘飞剪号经港赴渝，他的夫人及一个十岁的孩子仍留在美国也尔惕摩尔。
拉第摩尔被称为“对于中国人民有充分的认识，同时对于中国抗战有深切的同情”。依他最近发表的对于中国抗战及中国政治的主张，我们认为他对于中国确有正确的认识，对于中国抗战确有深切的同情。
我在这里特别要指出三点：第一点是他重视中国于国共二党以外的广大中间层的广大力量。他说对中国有一个最重要的认识，就是有千百万的中国人，并不是任何政党的党员，他们只是被“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国”的要求所团结拢来的。任何政党要在形式上统治人民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取得大多数人民的信任，这种信任的取得，不能由于威力强迫的服从，而且能“取得同意”，这个事实保证了中国必须采取民主之路。因此民主政治在中国的重要性，成为拉第摩尔的第二点主张。他最近对美国记者谈话，也提到“中国是为着独立的民主而奋斗”。这和上面说的可以互相参证，就是他认为最大多数的中国人只是被“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团结拢来的。第三点是他特别重视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他认为今日中国如果造成内战，那是日本和德国所渴求的。他认为只有真诚拥护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打倒日本，争取中国的民族独立。他认为友邦的援助，无论来自苏联或来自其他民主国，都须注重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收到良好效果。
上述的意见，都可在拉第摩尔在今年四月出版的ForeignAffairs中《Stalemate in China》一文里可以看到。重视广大中间层的广大力量，广大中间层的信任之取得，必须由于事实上的表现能得人心，而不能由于威力强迫的服从。重视民主政治在中国的重要性，重视中国民族族统一战线是与日德有利，真诚拥护中国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打倒日本及争取民族独立的基本条件。关于这三点的看法，我们和拉第摩尔具有同感。
这至少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在拉第摩尔公开的言论中所能看到的他对于中国政治及抗战的态度。他做了政治顾问之后，有没有什么其他变化，我们在今日当然还无从知道。
据电讯所传，华盛顿政界对于拉第摩尔被任为蒋委员长的政治顾问，甚为重视，因为这是由于罗斯福总统的推荐，而且是蒋委员长第一次接受美国元首的推荐而委任的政治顾问。美国舆论界也郑重指出，这个委任表示美国对于中国抗战有着深切的关怀。
美国对于这件事的用意，大概不外二点：第一点是对于中国的内部情形可有一人经常加以注意，使美国得到更详确的材料，使美国对于中国可以得到更清楚的了解。第二点是对于中国政治的改善，可有一人经常有所贡献，由此可以加强中国抗战的力量，使美国在特别注意大西洋的时期，太平洋方面有着一个相当坚强的安定力量，可以相当减少它的东顾之虑。这二种任务，本来美国的驻华大使也未尝不可略尽责任，但是正式的外交官，究竟有其限度，不如一个半外交式的政治顾问比较便利得多。美国《华盛顿邮报》指出拉第摩尔是最适宜的人选，不但因为他熟悉中国情形，而且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可以直接和蒋委员长谈话，不像其他顾问需要翻译。这诚然也增加了这位政治顾问的便利之又一点。
但是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国在我国抗战四年，正踏上更艰苦奋斗的阶段，由美国总统郑重推荐了一位政治顾问到中国来。（这个地方的“政治”二字，值得特别加重。）美国不久以前派了特使寇里来，后来不久又派了经济专家福克斯来，最近又派了技术专家来协助中国整顿滇缅路，又派了飞机师及运输飞机到中国来。除了这些以外，还嫌不够，还要注意政治方面，郑重推荐一位政治顾问到中国来。据说“观察者皆信此为中美间不久即将实行若干进一步合作的重要计划表示”。此语果确，在“即将实行若干更进一步合作的重要计划”以前，援助中国抗战的友邦也很亲切地想到中国的政治问题。有些人认为中国今日的抗战，只须有飞机大炮就行，什么都不必谈，什么都等到抗战胜利以后再说。外国的学者和政治家似乎和我国的这些人有着很不同的意见。英国的拉斯基教授对于正在激烈抗战中的英国大呼“举行政治上大改革”，大呼“加深并扩大民主的政治的领域”（见拉斯基在New York Times, Oct. 20，1940.所发表的《英国政治改革与胜利的联系》一文）！现在美国为着要加强我国在远东拖住日本的泥腿，也想到了我们的政治，这不是很可深思的吗？依上述某些人的意见，这位美国政治顾问，大可在中国抗战胜利以后来！
根据拉第摩尔已往所表示的态度，根据美国现在还需要支持中国的抗战，我们当然希望这位政治顾问对于中国能发生良好的影响，但是主观的希望是一件事，客观的实际发展是另一件事。我国的何部长曾对美国广播，说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这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当然感到不胜荣幸之至（！），但是同时我们却也要想到挂的是“民国”的招牌，在政治上的实际做法怎样，倒也值得我们的慎重的考虑，不要使这位政治顾问在相反方面，“得到更清楚的了解”。
在另一方面，这位政治顾问虽怀着“满腹经纶”，不远万里而来，究竟对中国政治能够发生怎样的影响，最大部分还是在中国自己方面，如在中国自己方面仍是“讳疾忌医”、“故步自封”；那不要说一个拉第摩尔无可奈何，就是有着十个一百个拉第摩尔有何用处？最显著而又最新鲜的例子是最近来到中国的中美平准基金委员会美籍委员福克斯，在全国财政会议公开发表演说，认为经济问题的解决不仅限于经济的范围，同时要连带牵连许多问题，如“通货膨胀，物价高涨，纸币增发，粮食缺乏，军用品和人民用品增加生产的需要，运输的困难及征税计划，政府度支等等问题”。他更婉转而却严正地指出：“至于人员的登庸必须以才能为唯一的根据，而不能根据其人的政治关系或社会地位”，“关于预算的管理必须有一组织完善和统一制度。政府财政的完全公开，乃民主改良的必要特点。”在福克斯到中国未久，也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但是他这些话实际的影响怎样，实在令人难于判断。
拉第摩尔的光临，至多也只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罢，但是中国政治到了目前的情况，政治机构和人选非有基本的改革，政治作风乃至政策非有基本的改革，要由于一个客卿的几句话，希望收到怎样大的效力，那是不易想象的奇迹！我们在主观上固然存着殷切的希望，但在客观上也必须面对事实，如果徒作幻想而不面对事实，不免发生更大的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