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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今年双十国庆纪念日宣告在陪都成立，并将成立宣言及对时局主张的十大纲领在港报发表，引起了国内外深切的注意，除极少有成见者外，都对该同盟所宣布的十大纲领表示诚挚的同情。我们素来主张中国应该努力实现民主政治以加强抗战积极建国的人，看到该同盟的忠诚为国、光明正大的主张，尤不胜其欣慰和敬佩。记者认为同盟的光明磊落的态度和切合需要的主张，首先可以扫除若干关于反民主的烟幕。
第一，反民主者喜欢诬蔑中国主张民主者是要把“法兰西式的民主”“依样葫芦地搬演到中国”，喜欢说法国如何如何，好像中国一实现了民主，就要变成第二法国！
要扫除这种反民主的烟幕，我们只要看一看民主同盟的十大主张是否“搬演”“法兰西格式的民主”？还是根据中国自己实际上的需要？中国是否需要“贯彻抗日主张”？是否应该“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这便是十大主张中第一项。中国是否需要“实践民主精神？”第二项即根据这个需要而具体建议“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关于“结束党治”问题，后文另有讨论。）中国是否需要“加强国内团结”？第三项即根据这个需要而具体建议“所有党派最近不协调之点，亟应根本调整，使进于正常关系”。以上三项首揭抗战、民主、团结，为全国爱国同胞所最关心的三件大事，而对于每一项都有相当具体明确的指示或建议。
中国是否需要“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第四项主张“督促并协助中国国民党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这不是切合中国当前的实际需要吗？蒋委员长在去年四月间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五次大会的开幕词中就指出：“我们两年前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经过本会决议，是我们全国一致遵守的信条。我们同人要根据这个共同信条，开诚布公的来检讨一下我们已往实行的成绩，不论对于政府，对于地方，对于社会，乃至对于各种团体，个个人都要考查一下，是否忠诚履行了这个纲领，以我们的热诚和公意来督促这个纲领的实行。”第四项的主张正是符合蒋委员长所指示的：“以我们的热诚和公意来督促这个纲领的实行。”
中国是否需要“统一”？第五项对此需要主张“中央与地方权限须为适当之划分”，实符合中山先生“均权制度”的主张。中国是否需要“军队属于国家”？第六项对此需要提出“反对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军队属于国家是民主政治应有的原则，同时也与民主政治的切实实现的程度成正比例。
民主的实现不是一句空话或空头支票，必须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这是否中国当前的需要？第七项和第八项即对此需要提出主张。前者要求“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反对一切非法之特殊处置”；后者要求“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护合法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此外第九及第十两项虽属附注性质，但仍是切合中国当前实际需要的主张。第九项认为在党治结束下，应注意：（一）严行避免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中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二）政府一切机关，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严行避免为一党垄断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三）不得以国家收入或地方收入，支付党费；（四）取消县参会及乡镇代表考试条例。第十项认为在当前政务上应注意：（一）厉行后方节约运动，切实改善前方待遇；（二）纠正各种行政上妨碍生产之措施，以苏民困，并力谋民生之改善；（三）健全监察机关，切实为各种行政上弊端之澄清。
有人除了诬蔑主张民主者是要把“法兰西格式的民主”“依样葫芦地搬演到中国”，还喜欢诬蔑主张民主者是要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独裁”！（妙在这两种诬蔑发见在同一报上，大概法兰西也实行了“无产阶级独裁”罢！否则苏联便“依样葫芦地搬演”了“法兰西格式的民主”！）人们看了上述的民主同盟完全根据中国实际国情及需要提出的主张，既不是“法兰西格式的民主”，也不是“无产阶级独裁”，反民主者的可笑的诬蔑，便不攻自破了。
第二，反民主者还有一套拿手好戏，对主张民主者任意戴上一顶红帽子。他们遇着有人提出实现民主政治的主张，一概加上共产党的头衔，把全国各阶层，广大人民对于实现民主政治的要求，把国父中山先生一生努力奋斗所要实现的民主政治，一切一切都算在共产党帐上（参看本报八月卅日所登拙著《实现民主的普遍要求》一文），现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一方面可见实现民主的要求是反映着全国各阶层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见要求民主并不限于共产党（其实根据国父遗教，国民党也是要求民主的）。参加民主同盟的主要政团单位如中国青年党、中国国社党，在已往和中国共产党都有过激烈斗争的历史，但是各党的领袖鉴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残酷侵略及加强国力共御外侮，有精诚团结共同合作的必要，便毅然决然舍小异而取大同，共同为民主政治的光明前途而努力，各党领袖们的忠诚为国，眼光远大，实在值得我们的钦敬。这次民主同盟，中共并未参加，对于实现民主的要求是由帽子不红的若干在野党派组成的民主同盟提出。反民主者处心积虑要把民主和红帽子联在一起，利用党争破坏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民主，看到这种实际的情形，未免要大失所望罢！
第三，反民主者还善于无中生有，捏造惊人的恫吓之词，诬主张民主者是要“颠覆政府”，“推翻政治中心”“推倒现在的政权”！其实，主张民主者只有充实加强现在政治中心的效用，希望它进步，改善，而不是“推翻”“推倒”。如实施宪政为实现民主的一个重要步骤，蒋委员长在国民参政会第五次大会的演词中，再三说明提早实施宪政并不妨碍训政，在休会词中慨然指出：“我们民国成立快要三十年了，我们国家不能踏上民治的正轨”，要求实现民主政治者也不过是希望我们国家踏上民治的正轨而已。领导全国抗战建国的领袖也只是表示要提早实施宪政以充实加强政治中心，绝不会要推翻政治中心，是显而易见的。积极推动民主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宣言中明白地说：“今后领导国人，挽回大局，仍不能不有望于执政之国民党”，在纲领第四项并明白地提出“督促并协助中国国民党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现在的政权是在国民党手里，如果要“推倒现在的政权”，便连带要“推倒”国民党，怎样还能希望“执政之国民党”来“领导国人，挽回大局”呢？怎样还有“督促”“协助”之可言呢？这是极明显的事实，足见“推倒现在的政权”这个罪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这个毫无根据的罪名却是某些人最喜欢加在主张民主者的头上的！
“结束党治”问题，在国民参政会第五次大会讨论宪政提案时，曾发生异常激烈的辩论。这个名词似乎很容易引起误会，当时参政员中的老前辈孔庚先生就在大会中费了不少时间立起来演说，说那一国没有政党？美国有民主党共和党，英国有保守党工党等等，如把“党治”取消，他们不是无政治可言吗？其实所谓“党治”如果是指英美各国民主制度下的“政党政治”，那就根本用不着取消，在国民参政会中也不会发生那样激烈的辩论。但是中国的抗日在野党派所提出的“取消党治”中的“党治”，却不是指英美各国民主制度下的“政党政治”，而是指“一党专政”。
香港《大公报》曾于去年十月间登载重庆专电，说蒋委员长曾对赴渝视察的上海《英文大美晚报》主笔高尔德说，中国是要多党制的民主政治（因为高尔德提出这个问题询问蒋委员长）。所谓“中国要实行多党制的民主政治”，便是实行宪政，取消“一党专政”之意，也就是一般所谓“取消党治”。蒋委员长在国民参政会中曾表示提早实行宪政并不妨碍训政的继续进行，而且郑重指出：“我（蒋委员长自称）认为训政并非一定要中国国民党来担当，而是热心国事的人共同应有的义务。”既说是“共同应有的义务”，可见并非把国民党除外，同时也不排斥其他党派来合作进行。这也含有取消“一党专政”之意，也就是一般所谓“取消党治”。这样看来，所谓“取消党治”，只是通过民主的方式，由各党派共同合作，协助执政的国民党来充实加强政府，而不是“推倒现在的政权”。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对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方面主张“结束党治”，一方面却表示“今后领导国人，挽回大局，仍不能不有望于执政之国民党”，而且还要“督促并协助中国国民党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便不致感觉到“无论在逻辑上在事实上皆不可通”。
中国现在既不能采用资产阶级蛮横专政的法西斯政治，也不能采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只能采用全国各阶层共同合作的民主政治，也是中山先生所诏示的“真正的‘全民政治’”。（参看本报九月六日所登拙作《一党专政与以党治国》一文）所以就中国的实际需要说，取消一党专政与实行宪政，实现民主，是脱离不了关系的。有决心实行宪政，实现民主，必须有决心取消“一党专政”，也就是必须有决心“取消党治”（这个名词用不用无关重要，最重要的是它所包含的真实的意义）。
提出“贯彻抗日主张”；要求“实践民主精神”；呼吁“加强国内团结”：这显然是热诚爱国的主张，但却有人加以诬蔑，说是“第五纵队的主张”，理由据说是“为了敌人的便利”！依这样的逻辑，中国只有以妥协投降来代替贯彻抗日主张，以采行法西斯作风来代替实现民主精神，以发动内战制造分裂来代替加强国内团结，然后才是于敌人不“便利”！
前年宪政运动正在蓬勃的时候，孙哲生先生曾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说“忆本人在欧洲时，见各国人士对我宪政备加赞誉，咸认为中国在艰难困苦抗战中，尚能竭力发展民主政治，民族复兴，确于此精神中见之。”（见去年一月十日中央社由重庆发出的电讯）现在却有人把“竭力发展民主政治”以“复兴民族”的若干抗日党派诬为“第五纵队”，失态至此，不是太可痛惜吗？
我们知道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重要分子大多数为国民参政员，我们又知道国民参政会正在纷纷通告各参政员按期到渝准备开会，如果他们是“第五纵队”，政府却敦请这许多“第五纵队”到抗战陪都去“参政”，不是太冒失吗？即此亦可充分表现第五纵队的诬蔑，徒然令人齿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