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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起来有些像梦境了！时间是在前年（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光景，正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通过实行宪政的决议案以后的几个月内，那时还允许各界举行什么宪政座谈会，还允许在“自由中国”公开研究民主政治问题。在重庆郊外沙坪坝的中央大学的青年学生也举行了一次宪政座谈会，由该校学生会主持，请了两个人演讲，一个是中宣部副部长潘公展先生，还有一个是现在仍在呼吁民主使反民主的先生们感觉头痛的我。潘先生对我再三谦让之后，先登台演讲，在他讲到一个地方，忽然抖擞精神，声色俱厉，大声疾呼的问道：“现在有人说苏联是最民主的国家，试问苏联是不是只有着一个政党？”苏联现在只有一个政党诚然是事实，但是我们却不能从此得到结论，说凡是民主的国家，都只有一个政党的可能。
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国家如苏联，是由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初期即代表全俄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工农大众取得政权，经过廿年的积极奋斗和建设，把原来百分之五的特权阶级也消灭或改造了，成为没有阶级的社会，也可以说全国中只有一个工作者的阶级。政党只是代表其所代表的阶级，那么苏联现在只有一个党，是与苏联全国只有一个工作者的阶级的这一事实适合的。
在我们当前的世界上所看到的实际的情形，除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国家行一党政治外，还有资产阶级蛮横专政的法西斯国家如德意，是行一党专政的。但是在本质上，这两种“一”，有着基本的差异。
第一，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国家是走着民主的道路，例如苏联，是由初期全体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民主发展到全体人口百分之一百的民主，而资产阶级蛮横专政的法西斯国家如德意，却是走着专制的道路，为着极少数的独占资产阶级的利益，用最残酷的手段，压迫剥削最大多数的人民（关于这一点，英国拉斯基教授在他所著的《近代国家中的自由》一书里，曾有明确的阐发）。第二，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国家，由于特权阶级的消灭，由于全国只有一个工作者阶级的存在，所以它的一党政治的“一”是真正的“一”，因为在事实上只需要一个党就可以代表全国中唯一的工作者阶级的利益，而资产阶级蛮横专政的法西斯国家，在实际上不能不依赖无产阶级而存在，在实际上并不能使全国都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所以它的一党专政的“一”只是表面上的现象，在实际上，暗中仍有其他党派的存在，例如在德国，在意大利，暗中仍有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存在，不过都在极秘密的情况下活动罢了。因为在实际上既有着各阶级各阶层的存在，必然有着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利益的各党派的存在，而不可能勉强“一”起来的。苏联一党政治的“一”，是由全国最大多数人民（初期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后来占全人口百分之一百）所要求，是为着全国最多数人民的利益而自然存在的。德意一党专政的“一”，却是为着全国中最少数特权阶级的利益，用暴力压迫最大多数人民，奴役最大多数人民而勉强存在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国家和资产阶级蛮横专政的法西斯国家，虽在表面上看来同是“一党制”，而在本质上却有着这样大的差异。
天下事无奇不有，投降纳粹的贝当居然也梦想“一党专政”！贝当于八月卅一日在参战军人同志会发表演说，宣布法国将采一党制，组织唯一的政党，说他以前曾经组织唯一的政党，即“国家统一运动”，但成立不久，沦陷区即组织“民众集结运动”相对抗，使他所发起的一党运动未能成功，现在他要将参战军人同志会作为法国的唯一的政党，以代替“国家统一运动”！他把法国奉送给纳粹，使法国人做了亡国奴，不自知羞愧，却腼然把什么“国家统一运动”和“一党运动”并为一谈，其实他的所谓“一党运动”，其作用不外是对内更残酷地压迫法国人民，对外更无耻地为敌作伥罢了！如其不信，有事实为证：
（一）反对贝当投降的已有四万人被捕。据合众社八月二十一日维希电讯，巴黎两次搜查的结果，有一万人被称为犹太人被捕，搜查者为德法两国的警察。据估计，在占领区和非占领区内，反对贝当投降者有四万人都已被捕。此次搜查逾五小时，一次拘捕四千人，又一次拘捕六千，被拘捕的大多数人都被送至德兰赛的集中营。（二）施用酷刑残审反德的爱国分子，诬爱国分子为共产党及无政府的罪名。据路透社八月廿三日维希电讯，维希警察于廿二日晚，在巴黎的极乐宫附近，搜查拘捕一千人。维希廿三日官报公布一严厉新法，规定人民犯有“共产”与“无政府”活动的罪名者，将处以监禁与罚作苦工，在某种情形下，处以死罪。瑞士的《巴列国民新闻报》评论，指出“凡反对者均称为共产党乃一旧把戏。目前在法国沦陷区内，凡赞成国民抵抗者，都被称为共产党。”该报并从德国的公告推定，凡在法警察拘留中的人民，都被德国当局认为质人，遇任何破坏行动发生，则这些质人将被枪毙。该报又说，“准备与德国合作者只限于少数上层，法国人民则拒绝合作。”（三）对爱国分子施用断头的酷刑。据路透社八月廿八日伦敦电讯，当晨巴黎山特监狱的空场上有三人被施以断头酷刑，系根据新颁“恐怖”法规而执行者，德人与法国叛徒欲藉该法规以遏止法国的骚乱。
妥协投降的贝当政府无耻地帮助纳粹逮捕残杀爱国的法国人民，无耻地帮助纳粹镇压法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他们自己愿做奴隶，还要强迫法国的爱国人民也永沦奴籍。这是法国爱国人民所必然要奋起反抗的。巴黎某周刊于八月廿一日发表一项巨大反维希的“阴谋”，据说他们藉工艺家及财政部高级官员神秘的协会为名，代表一秘密团体，“阴谋”推翻妥协投降的贝当政府。该团体定名“共治”，与无政府主义适形相反（按贝当政府对法国爱国分子除随意戴上红帽子外，并诬为无政府主义者），乃集合宗教、文化、种族、及政治各方人士，组织而成（见合众社八月廿一日维希电讯）。法国近又发生反德行动，军队奉命出发镇压。法国的反德行动，大都发生于各军需品制造厂，尤其在圣伊丁尼地方，该处工人举行抗议示威游行，不但反对代德军制造武器，而且厌恶达兰及憎恨他与德国合作的政策（见路透社本月廿六日里斯本电讯）。法国人民反德示威，暗杀德军官，大批被拘捕数千名所谓共产党，法政府设立特别法庭，德驻军司令则表示如再遇有破坏行动时，将以格杀质人相威胁（见路透社八月廿七日伦敦电讯）。
这种种事实都表示法国爱国的人民及进步分子都在极黑暗极惨酷的环境中努力奋斗，妥协投降的贝当政府不得不用更残酷的手段来压迫镇压，来为他们的主子们献媚，于是随着大作其“一党专政”的迷梦，企图由此可以加强对于法国人民的压迫镇压！
中国在实际上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国家如苏联，也不是资产阶级蛮横专政的国家如德意，更不是妥协投降的维希所能比拟，所以中国不适用苏联式的一党政治，也不适用德意式的一党专政，更不需要贝当所梦想的加强压迫人民以媚敌的“一党专政”。
三民主义的中国，根据国父中山先生的遗教，是采用所谓“以党治国”，但是这四个字最容易引起误解，使有些人一想就想到“一党专政”，大呼其“一个党”！其实中山先生所谓“以党治国”，绝对不是上面所述的任何一种的“一党制”，而是“以党义治国”。这可以用中山先生自己说的话来说明。他在民国十二年十月对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训词里就曾经这样说过：“以党治国这一说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所有的党员都要做官，才算是治国呢？……那种思想便是大错。……好像诸君在家内，要有好菜吃，便要专请一个好厨子。要做好衣穿，便要专请一个好裁缝。要造好屋住，便要专请一个好建筑工程师。这些厨子，裁缝和建筑工程师的任务，在诸君自己家内的人，不能够说都可以做得到。诸君要请厨子，裁缝和建筑工程师，家内的人便不能一定要反对。……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党义治国，诸君要辨别得很清楚。”这可见中山先生所特别注重的是主义的实行，是要全国各方面都来共同努力使主义实行，而不是主张只由“一个党”来包办一切的。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作为明证。中山先生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发表的《北上宣言》，声称“本党所主张之国民会议实现之后，本党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列之政纲，提出于国民会议，期得国民彻底的明瞭与赞助。”可见中山先生临终以前还有着要通过国民会议的“赞助”以实行主义的渴望。（《北上宣言》并说明上述政纲为“以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为基本，而应因时势列举救济办法。”）但是依中山先生的主张，这国民会议的组织成分却不是一党包办的，而是由各种团体的代表组织的，其中就包括有各政党的代表。并主张“于会议以前，所有各省政治犯，完全赦免，并保障各地方之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均见《北上宣言》）
“以党治国”不是“一党专政”，而是“以党义治国”；不是一党包办，而是由全国各党派（当然是抗日的）依民主方式来共同努力，使中国成为三民主义的民主国家。这一点的明确认识，对于中国政治的推进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位国民党籍的参政员（恕我未便宣布姓名）征得蒋委员长的准许，参加高级训练班受训，他亲口告诉我，有一天在小组中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实行三民主义，只是国民党一党干去呢？还是需要全国各党派来共同努力（大意如此）？那位小组组长大不高兴，勉强敷衍了几句，在背后大说他的思想有了毛病，并打听他是谁介绍来的！（是总裁介绍来的！）可见这一点的明确认识，虽依中山先生的遗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在实际政治上却有加以检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