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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生活史话

一 生活书店的前身

生活书店的前身是生活周刊社。《生活》周刊是民国十四年十月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当时职教社的主任是黄任之先生,副主任是杨卫玉先生,我以半天时间在该社担任编辑股主任,主持该社出版的《教育与职业》月刊,译著职业教育丛书,及编著英文年刊。大家鉴于《教育与职业》月刊要每一个月才刊行一次,而且是偏于研究职业教育理论的比较学术性的刊物,于是想再出版一种周刊,每星期就可以刊行一次,专门用来宣传职业教育及职业指导的消息和简要的言论。我记得在一天由黄先生做主席的社务会议上(等于我们现在的业务会议或店务会议,每星期开一次),大家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结果决定办。接着大家即在会议席上想一个好的报名,你提一个,他提一个,经过相当的讨论后,终于采用了杨卫玉先生所提出的“生活”两个字。主笔呢?原来应该由编辑股主任担任,但因为我太忙,所以公推新由美国学成回国的王志莘先生担任,每月送他薪水四十只大洋,其余的文章由职教社同人帮忙,发行的事情由当时还在职教社做练习生的徐伯昕先生兼任。“生活”两个字是由黄先生一挥而就的,也就是现在数十万读者所面熟的写得强劲的典型的“生活”两个字。最有趣的是后来办《生活日报》,请黄先生在日报两字之上,另写两个同样的字,他写来写去不像,还是靠有艺术天才的伯昕先生依样仿着写出。

生活书店的前身——生活周刊社——便这样在距今十四年前简简单单地呱呱堕地了。

二 空手起家的《生活》周刊

生活书店的前身——《生活》周刊——可以说是空手起家的。这当然不是说毫无凭藉,无中生有,例如创办的时候,虽只有主笔王志莘先生有数十元的薪水,其余的像徐先生和我只是帮忙,但是我们都是中华职教社的职员,所以也可以说《生活》周刊是揩着职教社的一部分的油起家的。可是它是苦出身,并没有一定的资金开头,却是事实,所以说它是空手起家,也未尝完全没有理由。

王志莘先生在美国学的是银行学,所以他主编了一年,就脱离去做银行家去了。我掮的是编辑股主任的名义,所以他走了之后,这副担子就抛在我的肩上。这个“弃儿”在第一年中并看不出它有什么大的前途,因为职业教育和职业指导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并不怎样一般化民众化,订户当然说不到,报贩也不起劲。有一次遇着运动场开运动会,由一位茶博士带了一大堆立在门口分送,——在当时是不敢想到卖得出的。印的数量虽有一千余份,最大部都只是分赠给职教社的社员。谁想得到在中国文化界受到千百万读者欢迎的“生活书店”,它是在这样惨淡的情景中生长起来的!我应该老实说,我自己在当时也没有看出这个“弃儿”有什么远大的前程,只是因为它是一个突然失去了保姆怪可怜的“弃儿”,我义不容辞地把它收容下来!可是我既把它收容了下来,却也不忍薄待它,下次我将要告诉诸位它是怎样生活起来的。

三 光杆编辑

《生活》周刊既是空手起家,它的编辑只配做光杆编辑,是一种很合于逻辑的现象。职教社的几位先生,原来是可以帮忙写点文章的,但是因为他们各忙于原有的职务,所以慢慢地少起来,要向外征文吗?一文钱稿费没有,刊物的销路又很小,都是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结果往往全期的文章,长长短短的,庄的谐的,都由光杆编辑包办,并不是他欢喜这样做,却是因为出于万不得已。但是这光杆编辑不干则已,既然干了,却不愿消极,却不愿怨天尤人,存着不高兴或拆烂污的心理。他模仿了孙悟空先生摇身一变的把戏,取了十来个不同的笔名,每个笔名派它一个特殊的任务。例如一个叫因公,专做阐扬三民主义及中山先生遗教的文章,对“总理遗教”下一番研究工夫是他的任务。有一个叫心水,他的任务是摆出道学的面孔,专做修养的文章。有一个叫落霞,他的任务是译述世界名人传记或轶事。有一个叫孤峰,有一个叫秋月,有一个叫……分任各种各类的短篇文字。这样一来,在光杆编辑主持下的这个“编辑部”,似乎人材济济,应有尽有!仅仅有了许多笔名是不会凭空生产出文章的,那时没有听到什么“资料室”的名词,补救的办法是光杆编辑采用了“跑街”政策,常常到上海的棋盘街和四川路一带跑,在那一带的中西书店里东奔西窜,东翻西阅,利用现成的“资料室”,有些西文杂志实在太贵,只得看后记个大概,请脑袋偏劳,有的也酌量买一点。奔回“编辑部”后,便怪头怪脑地分配各位“编辑”的工作!

四 四毛钱一千字的特约撰述

上次所谈的“光杆编辑部”,做文章绝对没有稿费,那是不消说的。但是穷光蛋的野心却不小,想到颇有敦聘特约撰述的必要,我们敦聘到的第一位特约撰述是毕云程先生。既是特约撰述,照理应该致送薄酬,藉表谢意,于是经过再三慎重的考虑,每千字敬送名符其薄的稿费四毛钱!毕先生热心之至,每次得到“灵感”,写好一篇大作之后,就亲自乘着黄包车送来,来往车费恐怕总是超出全篇稿费,可是他却乐此不倦,一则因为他很敬重我们的苦中乐干的精神,二则因为《生活》周刊的读者群已在扩大,他的卓见有许多人看到。

可怜的“弃儿”已渐露头角了,不到二年,销数由二千余份突增到二万份以上,胆子越弄越大,不但有了国内的特约撰述,而且有了国外的特约的通讯,最初两位是在日本的徐玉文女士,和在美国的李公朴先生。徐女士文笔顺洁婉达,简直可以一字不改,李先生写得多而杂,但略经删除润饰,亦斐然可观。他们两位有个共同的优点,就是写得非常的勤,源源不断地来,同时光杆编辑和他们也经常有密切的通信,深深地感谢他们,热烈地鼓励他们。当时国外的通讯稿费是每千字大洋一只,这也算薄得可以了,可是在“光杆编辑部”已是出了满身大汗,不能想象有再高的酬谢了!

越弄越有劲儿,不但由国内四毛钱的特约撰述,发展到国外一只洋的特约通讯,而且还有漫画!由徐伯昕先生笔名吟秋的“免费”漫画到倪綗贤先生五毛钱的特约漫画,可算是应有尽有了!

五 光杆编辑兼光杆书记

《生活》周刊渐渐“繁荣”之后,最感觉得显著的象征是读者来信也渐渐地增多。当时,“生活周刊社”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一个附属机关,总的责任在名义上皆由职教社的副主任杨卫玉先生担负,但是因为他原有的事情已经够忙,所以所谓“生活周刊社”的内部事情,在实际上最初就只是两个半的同事干着。除光杆编辑算一个外,还有一个是徐伯昕先生,还有半个是孙梦旦先生(他有一部分时间还兼任职教社的事情)。读者的信件多了,光杆编辑不得不兼任光杆书记,自己拆信,自己看信,自己起草复信,自己誊写复信(因要存稿)。忙得不可开交,但也乐得不亦乐乎。因为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读者的来信,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决或商讨种种问题。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当然,光杆编辑不是万能,遇有必要的时候,还须代为请教专家,拿笔之外,还须跑腿,讲到读者来信的内容,真是形形色色,无所不有,有的因为夫人肚子大了,再三细问那一个产科医生好,这还容易效劳;有的因为肚子大了要打胎,那就负不起那样大的法律上的责任了。有一次我写了三千余字的一封复信,说服了一个做未婚夫而万端多疑的青年,终于玉成了他们一对快乐的小夫妻,他们于欣慰之余写信来说要把《生活》周刊作为他们快乐家庭的永远读物。有许多事,编辑当然有严守秘密的责任。这种对读者的尽心竭智的服务是“生活精神”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生活书店最重要的基础。此时只是萌芽,至于后来怎样扩大起来,且听下回分解。

六 生活与服务

服务是“生活精神”最重要的因素,也可说是“生活书店”的奠基石,它在《生活》周刊时代就已萌芽了。最初的表现是尽心竭力答复广大读者的来信,当时我们答复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一点不肯马虎,鞠躬尽瘁,写而后已!最盛的时候,有四位同事专门担任拆信与抄信的事情。读者和我们真做成了好朋友,不但大大小小的事要和我们商量,在海外的侨胞和在内地的同胞,还时常寄钱来托我们买东西,买鞋子,买衣料,都在“义不容辞”之列,这当然需要跑腿,选择,包寄,买得不十分对还要包换:麻烦虽是麻烦,但是寥寥几个同事却没有丝毫烦躁或不高兴的意识,简直跑得愉快,麻烦得愉快!他们为什么不信托别人而却那样信托我们呢?这是本刊在读者中所建立的信任心。所代买的东西之中,书报占最大部分,其初我们只是由同事兼带照料,后来愈来愈多,兼带不了,于是才于民国十九年设立“书报代办部”,对读者还是纯尽义务,不过与同行立有合同,用特殊批发折扣的一些收入作该部一部分的开销。最初主持书报代办部的是严长衍同事。这“书报代办部”是附属于“生活周刊社”的,它可算是“生活书店”的胚胎。最可注意的是它的产生完全是“服务”做它的产妇,服务成为“生活精神”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不是凭着口说说的,是的确有着它的可宝贵的历史。

“生活书店”的发达,当然有许多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但是服务精神,鞠躬尽瘁的服务精神,在千百万读者好友心坎中播下的种子,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这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这是我们所应永远记取,发扬光大的。

七 《生活》周刊的发展

竭忠尽智的服务精神,是“生活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的萌芽,在上次已经谈到。这种服务是随着《生活》周刊的发展而发展的。但在继续叙述这种服务的发展情形以前,不得不回转来先谈谈《生活》周刊的发展。《生活》周刊是创办于民国十四年十月,我的正式接办是在十五年十月,最初只是一单张,慢慢儿扩展到一张半,至十八年五卷起,才扩展到本子的格式。本子格式可算是《生活》周刊的一个新纪元,在这新纪元以前的三年(自十五年至十八年)间可另成一个时期。《生活》周刊在三年间从二千余份增加到四万余份,它的声誉,一天天隆盛起来,读者群一天天广大起来。在上海办报,一般的说来,在报纸本身是要赚钱的,全靠广告来弥补。我们的这个小小周刊幸亏非常节省,勉强支持,但是要发展却非另有筹款办法不可,职教社筹措教育经费已经感到焦头烂额,绝对没有余力顾到,唯一办法只有“自力更生”!由一张加到一张半,不是一想就办到的,我和伯昕先生商量又商量,一方面充实内容,推广销路,一方面努力拉广告,经了好久时间,才把这个愿望实现。要由一张半加到本子格式,不但要增加篇幅,而且还要加上订工,是个更大的难关,更不是一想就办到的,我和伯昕先生商量又商量,一方面更充实内容,更推广销路,一方面更努力拉广告,又经了好久时间,才把这个愿望实现。此中甘苦,饶有趣味,趣味何在,请看下回。

八 第一批同事的增加

《生活》周刊自民国十八年的第五卷起才勉力印成本子的格式,在本子格式以前是单张的(由一张加到一张半),我把这单张时期称为《生活》周刊的第一个时期。自十五年至十七年,这一年间是由二个半人勉力办着,到十七年的十月,黄宝珣女士是加入的第一人。黄女士的加入可说是颇为偶然的,因为我向来办事业,策励自己的有一件事,便是不用自己的亲戚,黄女士与我有内亲的关系,原来是不会加入的。但是当时本社还是由职教社副主任杨卫玉先生主持,用人之权是属于他的,所以是由他请进来的,我事前并未参与。那时经济当然非常困难,她算是起码职员,每月大洋十八元,膳宿自备。当年十一月,第二位加入的是一位十三四岁的矮胖胖怪结实的小弟弟,名叫陈凤芳,就是现在得力干部之一的陈其襄同事。他的来源颇有趣。《生活》周刊随处都遇着好朋友,他的叔父做邮差,常常为我们送递邮信,是我们的读者,也成了我们的朋友。他说有个侄子很好,约来一见,大家赞成,成了本店练习生的开山鼻祖!这时,原来的半个人也成为一个人,我们一共有了五位同事。拥挤在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四四二号的一个过街楼上一个小房间里,挤挤(不是济济)一堂,怪热闹似的。除五位同事外,还有二个社工,是职教社的社工兼做帮帮忙的。

当时还有一位朋友非常热心帮助我们,现在也是我们的得力干部之一,那就是当时尚在交通印刷所中任事的陈锡麟,就是现在的陈雪岭同事。当时因为《生活》周刊的销数很大,我们是交通印刷所的一个主要的主顾。雪岭当时还是一个小弟弟,对我们的事业非常热诚,我对排样及校对非常疙瘩,一不对就要亲往印刷所办交涉,他对我们的事情非常热心招呼,诚恳可感,我心里已把他当为我们自己的一位同事看。

九 怎样扩充起来

我上次同诸位谈及《生活》周刊第一个时期中(自民国十四年至十八年)第一批同事的增加。第二个时期是自民国十八年由单张扩充到本子的时候。《生活》周刊改为本子之后,内容更充实,销数突增至八万份,随即增至十二万份,后来竟增至十五万份以上,为中国杂志界开一新纪元,所以就本店的事业说,可以算是划一新时代。

扩充要有钱,也就是现在大家所常谈起的所谓资金。可是当时我们两手空空,怎样扩充起来呢?许多读者写信来要求改成本子,我们向来是非常重视读者意见的,我和伯昕先生下决心改成本子,但是钱这东西却不是可由我们下一决心就能到手的。伯昕先生常常在算盘上打来打去,我常常和他商量又商量,我们的“决议”是只有自己设法的一条路走(当时“自力更生”这个名词还未时髦)。一面推广销路,一面设法大拉广告。伯昕先生每天夹着一个黑色皮包,里面藏着不少宣传的印刷品(这都是他一手包办的),他不但有十二万分的热诚,而且还有一副艺术家的本领,把宣传材料做得怪美丽,怪动人,东奔西跑,到各行家去用着“苏张之舌”,尽游说怂恿的能事,真是“上天不负苦心人”,广告居然一天多一天。我们看到没有一家报上不登“韦廉氏医生”的红色补丸,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补品东西,我们也转着它的念头,想向他们拉一个广告来“补”一下!这是洋人办的卖药公司,因为我懂得几句洋话,于是由我出马,跑到江西路那家“洋行”里去闯它一下。事情虽然成功,经过却颇费周折,详情如何,又要请诸位且听下回分解。

一〇 拉洋广告

我上次答应诸位,要继续谈一谈拉洋广告的事情。诸位如有人看过拙著《经历》,也许记得申报经理张竹平先生在我刚从学校出来之后,很有意要把我练成一个英文广告员,也就是要去拉英文广告,因此他曾经把一些诀窍告诉了我。第一是要不怕难为情,第二是要不怕麻烦,第三……甚至说拉广告时要有不怕被人赶出来的决心!我这次出马往韦廉氏去替《生活》周刊拉广告,虽未准备被人赶出来还赖在那里,但却预先存有不怕难为情,不怕麻烦的态度去。

该行的总经理听我噜噜苏苏说明了一大顿后,他叫一个中国买办来问一下,你想他说什么,我暗中真想打他一个耳光,他说这个报销路虽好,但是一个小报(洋话叫做蚊虫报)!他这样拖一句,几乎破坏了我的好事。他滚出之后,我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位洋经理说回来,由他介绍一位洋人经理接下去谈具体条件。商人讲价钱是要不怕麻烦的,我因为得到他们总经理的允登,更大胆地和他们这位洋经理作胶着战,首尾去了二小时,居然把洋合同订好!每期登全页四分之一的“大”广告!

我走出这家洋行的时候,正落着倾盆大雨,大得异乎寻常,但是我边走边对自己发笑:拉到了大广告,真不在乎什么大雨!我出了大门,跨上了一辆黄包车,不料那辆黄包车的篷布破烂不堪,的的㳠㳠,淋得我满身透湿,从头发淋漓尽致到脚底,可是我跳进我们那个小小过街楼时,笑嘻嘻地告诉徐先生说:“洋广告拉到了!”

一一 大拉广告与自力更生

我上次谈起拉洋广告的事情,虽是在胚胎中的本店的艰苦奋斗史中的一个小小的插话,不过这只是偶然的一件事,真正为我们大拉广告的还是伯昕先生。现在有些外人不明白本店历史的——尤其是奋斗史——,往往把寻常的商店必须相当资金才开起来的事实,来对我们作不合理的怀疑,其实我们的发展的确是靠我们的“自力更生”,这当然是靠全体同人的努力,但在筚路蓝缕,基础更为薄弱的时期,伯昕先生聚精会神,为本店努力开源的艰辛,实在值得我们永久的敬念。他当时替薄薄的一本《生活》周刊所拉的广告,每期所登在五六十家以上,而且像煞有介事,限制非常的严,略有迹近妨碍道德的广告不登,略有迹近招摇的广告不登,花柳病药的广告不登,迹近滑头医生的广告不登,有国货代用品的外国货广告不登,这样不登,那样不登,但是一方面由于销数的增加,一方面由于伯昕先生的手段高明,广告仍然大大地发达起来,引起上海整个广告界的震惊。在上海报界做广告业务的,往往最初替报馆工作,等到发达,总是宣告独立自办广告公司,大发其财。我曾在上海几家报馆里做过事,亲见有几个广告界“大亨”,都是这样出身,因为广告的“康蜜花”实在是再“甜蜜”不过了,而且广告界做生意,往往讲交情(即对拉广告者),不注重机关,这也是给个人发财的一个鼓励,所以广告做熟了,做得发财了,总是要撇开公家而走上个人藉此发财的道路。但是伯昕先生始终没有丝毫替他自己打算,始终涓滴归公,使本店在奠定最初的基础上得到一个有力的臂助,这在本店的功绩,是永远不朽的。大拉广告的妙用还不止此,请待下次补充。

一二 广告的广大联系

拉广告似乎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其效用似乎也很简单,多拉几家广告,好像只是替本店胚胎时期多收入几个钱就完了。其实不然,因为伯昕先生的作风,即在拉广告之中,也替本店广结善缘,替本店创造了无量的同情和友谊!他完全用服务的精神,为登广告的人家设计,我从前已经说过,他是具有相当的艺术修养的,独出心裁替登广告的人家作义务设计,做得人家看了心满意足,钦佩之至。不但把它登在我们的刊物上,而且在别处的广告(登在各日报上的广告)也用着同样的底稿,每次总是迫切地期待着我们的设计。因此我们的广告多一家,便好像多结交一位朋友,他们对于我们的服务精神,都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平日固然继续不断地登着长期的广告,遇着要出特号,需要增加广告的时候,只要伯昕先生夹着一个大皮包,在各处巡回奔跑一番,便“满载而归”。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基础是异常薄弱的,要请一位同事设计广告,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事情,幸亏有了多才多艺的伯昕先生,简直“出将入相”,出门可以到处奔走拉广告,入门可以坐下来制图绘画,替各种各类的商家货物写有声有色的说明!他如果只为着自己个人打算,撇开我们这个艰苦的岗位去替自己开个广告公司,至少他是一个小小的财主了,但是他的满腔心血都灌溉到本店的经济基础上面去;为了集体的文化事业,忘记了他自己的一切要求。但是我们如果放大眼光,为国家民族的文化着想,为一个文化机关培植基础,比个人成功一个财主,两相比较,其贡献于社会乃至人类孰大,却无须我们解释而已可瞭然的。

一三 赚钱干什么?

要把单张的《生活》周刊改成本子,要有钱;要开展事业,要有钱;要增加同事以分任过忙的工作,也要钱,所以我们天天想嫌钱,大拉广告也是赚钱之一道。

赚钱干什么?全是为着事业。我当时和伯昕先生憨头憨脑地立下一个心愿,就是把所有赚来的钱,统统用到事业上面去。屡次增加篇幅,出特刊,一个钱的价格不加。刊物内容要有精彩,稿费大加特加,最初八毛钱一千字的稿费,后来由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六元,七元,八元,乃至十元!(较多的是海外寄来的通讯,因为洋面包特别贵,非重费难得好稿。)在当时,全国刊物中所送稿费最大的是推《生活》周刊了。这种种开销的钱从那里来的呢?都是我们从营业上赚来的。我们拼命赚钱,拼命用钱,但是赚钱却坚守着合理正当的途径,决不赚“不义之财”,例如拉广告是赚钱之一道,但是登广告的条件却非常严格,(这在以前已说及)不肯为着老孔(指孔方兄,勿误会!)而有丝毫的迁就。用钱也不是浪费用,却是很认真地用到事业上面去。

说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对中华职教社的几位前辈先生——黄江杨三位先生——致最崇高的敬礼,在民国二十二年以前,生活周刊还未独立以前,还是附属于职教社的;当时虽已会计独立,但在事实上还是归职教社管理的。职教社是靠捐款办职业教育的,经济原不充裕,而且是常在拮据之中,可是他们重视这一部分的事业,从来没有把我们所赚的钱移作别用,却听任我们把所赚的钱完全用到本身事业上去。

一四 第二批的老同事

我曾经说过,民国十四年至十八年的四年间,可以说是《生活》周刊社的第一个时期,到民国十八年《生活》周刊由单张改成单本的时候起,可以说是《生活》周刊社的第二个时期的开始,因为从那时起,《生活》周刊的销数突增至每期十二万份以上,一切都随着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民国十九年附设了一个“书报代办部”,严长衍同事就是专被请来主持这件事的,因为这方面业务逐渐扩大,人手太不够了,伯昕先生早就常常说起非添一个同事不可,他在跑广告及在外面与同业接洽业务的时候,就时常留意相当的人材,不久便把严长衍请来了,他对于书业是富有经验的,我们得到这样一位同事襄助,真是欢天喜地。到了民国二十年,寒松同事也来参加我们的事业了。现在大家喜称他为“老艾”,“老艾”和我们的事业发生关系的缘起,追想起来也是怪有趣的。他原是我们的一位热心读者,他在复旦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以读者的姿态写一封长信给我:讨论当时所感到的关于青年和国事的问题。我看了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材,赶紧复一封信寄到复旦大学去请他面谈,可是被邮局退回,说并无此人。他在那封信里怪作剧,署的不是真名却是何某某(后两字我记不起来了),我当时以为真名,遇着复旦大学来的朋友就探问何某某,都说不知道。我虽常常想起他,但以为他已不在人间!我后来把他的那封信略加删改之后,并略加附语,登在《生活》周刊上。据他后来告诉我说,他有一天在马路上和几位朋友正在大兜圈子,偶在报摊上看到,知道我要看他,便飞跑地来看我。看后情形如何,留在下次再谈。

一五 请不起三十元一月的总务主任

我在上次谈起寒松是于民国二十年加入我们这一群的。但是这件事却不很简单,《生活》周刊在民国十八年由单张改成单本之后,虽已踏上了更向前发展的第二个时期,羽毛似乎较前略丰了,但是仍然是很窘苦的。我们当时虽很想正式请老艾加入,可是经济力量不够,还是力不从心。这并不是因为老艾在物质上提出了什么高的要求,一点没有,因为他是完全以热烈的同情心来想加入共同努力的。他当时也只需要三十元一月的生活费就够了,可是说来惭愧,我们再三考虑,依据当时“总的经济”,还是无法决定。于无办法之中想出一个办法,我和他商定每期由他替《生活》周刊写一篇关于青年修养的文章,把稿费凑成三十元左右,同时在办公室里加一张办公桌,请他来办公!这似乎太难为了他,但是他并不计较,很诚恳地替我们努力。他原号涤尘,在第一篇文章上叫我替他取个笔名,我就随意代取寒松两个字,这就是寒松之由来。他又很虚心,有时我觉得他的文章需要重写,他就重写,三写他就三写!以这样菲薄的待遇,在工作上又这样苛求,而老艾总是诚诚恳恳地帮助我们,这真不愧是一颗“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寒松”了!我们当时本想请他担任在我们算是破天荒的总务主任(以前没有),但是月送三十只大洋,还要以稿费补充,还要说什么主任不主任,实在说不出口,所以并没有对他说出什么名义,他也不知道什么名义,只是热心帮我们工作就是了。我还记得我们寥寥几个人挤在一个小小房间里开什么“业务会议”,围坐在一个极小圆桌的周围,真做到了“促膝”的程度,在这里面你也可以看到两目炯炯光着头的老艾,一腔热诚在他怪慢的一字一句都下着重音的话语里表现出来。

一六 人才主义的用人政策

我在上二次曾经谈及最初几次添请同事的情形,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当时的窘苦,也可以看到我们事业的逐渐发展,但是还有一点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一开始就奠定了人才主义的用人政策。我自从全权主持生活周刊社之后,始终坚决地不介绍自己的亲戚,也可以说不用私人的任何关系而作为用人的标准。这也许有人要觉得矫枉过正,但是,为着扫除封建余毒,宁严毋滥。这一点在我前几次的叙述里也可以看出的。这种人才主义的用人政策,已成为本店在用人方面的一种传统的精神。我们的事业发展到了今天的规模,同人的数量较前增加了百余倍,在人事问题上当然比较以前复杂一些,但是和其他机关比较一下,便知因私人的关系而倾轧排挤的恶习惯,可以说是没有,在比较负重责的人从来也不因任何私人的关系而感到棘手:这都是由于这个传统精神的作用。

除了极少数在社会上服务多年,在事业上已有昭著成绩的人,我们依着事业的需要聘请进来之外,最大多数的同事都是经过考试手续的,一方面根据业务上的实际需要,一方面根据应考者的实际能力,加以公正的考虑。现在本店有许多得力的干部,其学识能力都能超过任何受过国内外大学教育的人,都是由考取本店练习生升起来的。这种极可欣幸的现象,就是人才主义的用人政策的结果。因此我们这一群一心一德亲密诚挚的同事,是人才的集团,是事业的共同目标所吸聚,而不是由于任何私人的关系而聚集的。这可以说是本店事业所以得到相当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一七 第一件轰动的事情

日本强盗在“九一八”开始掠夺我国的东北国土,引起了我国全国爱国同胞的愤怒,霹雳一声,坐镇黑龙江的马占山将军奋起抗战,嫩江战役,震动了海内外同胞的心弦,生活周刊社也大声疾呼,号召读者为马将军和他所领导的民族战士捐款,登高一呼,万山响应。当时我们的办公处已移到环龙路中华职业教育社新造大厦的底层,另辟独立的门户,进门二三步就有一个木制的柜台横着,柜台上面装着一排矮栏,每日随着东北马将军抗战的紧张,门口挤满了男女老幼的热心读者,数十成群,继续不断,争伸着手把钞票,洋钿,角子,乃至铜板,纷纷交入,卖报的孩子与卖菜的乡下老伯伯,都挤在里面慷慨捐输,那种热烈的情形,真使人永不能忘。我们仅仅十几人的全体同事全体动员,收钱的收钱,记录的记录,打算盘的打算盘,大家忙得喘不过气来,十多架算盘的的搭搭算到深夜二三点钟,把姓名和数目赶着送到日报去登广告,第二日全张四分之一的大广告赫然显露了。登广告的钱是我们平日的热心广告户应我们的请求而捐送的。这样热闹了好几天,捐款竟到十五万余元之多。当时不仅轰动了全沪,简直轰动了全国!最有趣的是上海的全国总商会也在发起捐款,第一天也和我们同样地在日报上登出捐款者姓名数目的广告,但是第一天就不及我们的一大半,第二天更小,他们觉得不好意思,不再登报了!在踊跃捐输的读者中,有年仅二十岁左右的“粤东女子”独将父母遗产全部二万五千元捐给马将军抗战,社会上都在纷纷揣测谁是这位“粤东女子”,她曾经亲来见我一面,但不愿公布姓名。这是一件够令人感动的义举,她可说是拥护抗战国策最早最力的一位女先锋!

一八 第二件轰动的事情

第二件轰动的事情是发生在“一二八”淞沪抗日之战。这一战役给予全国同胞的兴奋,并不下于黑龙江嫩江一役。因此生活周刊社门口捐款的拥挤,其热烈情形也不下于我们为马占山将军捐款的时候。不过为马将军捐款时,我们因远在上海,只须设法把款汇往黑龙江就行;这次战役,却近在上海,我们同时还参加了战事后方的服务,根据战士们的实际需要,帮同后方的机关采购种种需用品,押送到前线去,所以忙上加忙。同时因为我们的读者对我们特别信任,我们办公处里的电话机上的铃声响个不断,“喂!战事有何新消息?”刚回答了一个,第二个又继续地接上来。我们这号称全体而实际只有十几个人的同事,不得不轮流在电话机旁服务,甚至在深夜还有许多读者来“喂!”我们不但不以此为麻烦,而且感觉到深深的荣幸,很诚恳地很客气地回答了每一个读者在电话中的询问。幸而我们不但有人参加了后方的服务,和军事的后方机关有密切的接触,而且战地记者也有不少是我们的熟友,所以在战事消息方面的确有“独到”之处,尚不辜负读者对于我们的特殊信任。除在电话里不断地为读者服务外,因为有许多读者经过我们的门口时,往往都要弯进来问问最近的战事消息。尤其是在下午以后没有报看的时候,于是我们每天居然写了几次大张的“号外”,在门外专备的大木板上贴着,报告最近的军事消息,在那里你常常可以看到数千成群的读者静悄悄地仰着头细细地看着。他们对于我们的“号外”的信任,超过对于任何日报的“号外”。在这样鼓励之下,我们同事尽管缩短睡眠,疲于奔命,但是精神上的愉快却是无法形容的!

一九 第三件轰动的事情

第三件轰动的事情就是《生活日报》的招股,招股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有何轰动之有?但是《生活日报》的招股却有它的特殊的情形。首先,《生活日报》的发起是应许多读者长时期中的要求,并不是由少数人凭空想办的,所以一旦公布招股,便有着非常蓬勃的气象,数千份招股章程放在门内柜台上,几乎瞬息精光!许多读者因为信任《生活》周刊,都希望能有一个具有同样精神的日报,都抱着满腔热诚来投股,所以在一月左右便达到十五万元以上。十五万元的数目似乎也并不足以惊人,但是你如果想到这是数元数十元凑集而成的,便可以想见这里面所包含的热血肝胆,实在不是任何数目字所能测计的!我们没有大股东,而股东的数量却是几千人,布满着海内外的各角落!许多读者都在十分殷切地盼望着这个日报的早日出现,我们也在勤勤恳恳地筹备着一切。今天接洽印刷机,明天研究健全的组织,后天讨论报的格式与内容。那时我们的心情,真是好像在办理什么天大的喜事!但是正在蓬蓬勃勃之际,却因“迫于环境”而不得不中途作罢,我自己也不得不出国。当时因为开办遥遥无期,所以把已招得的股款完全发还,并且把存款于银行所得的利息,也一并归还给投股者。我们在经济上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一毫不敢苟且随便,但是不能如许多读者多年的期望,创办一个他们所想望的日报,这个歉忱是至今还深深地存在着。(后来在香港试办的《生活日报》,是由本店单独试办的,详情见拙著《经历》书中。)

二〇 少不了的会计师

关于上几次所说的几件“轰动的事情”,都是有关于经济的事情,也就是关于银钱经手的事情,关于这方面,本店有一个特点,就是必须请会计师查帐,出证明书。除《生活日报》的股款本息全部归还外,为马将军捐的款,为十九路军捐的款,都经过上海潘序伦会计师查帐证明无误。我们都根据会计师的证明登报宣布及印发征信录。我们认为这个手续非常必要的。这不但是本店保持读者的信任所必要的手续,而且即我个人也受其赐,因为后来有人企图破坏我在社会上的信誉,公开用文字诬蔑,说我把替马将军捐的巨款私吞下来,用来办书店,并用为出国的费用,但是我不怕,因为我们再把会计师的证明书制铜版在报上公布,什么阴谋都无所施其伎俩。

不但关于上述的几件事而已,自从本店开办以来,每年度的收支,都请会计师查帐出证明书,即在抗战以来的帐目,虽因迁徙无定,未能早查,但最近也逐一由会计师清查了。少不了的会计师,他是我们在经济上绝对诚实的证人。我们向来是要请教他的。我们对同事向来是经济公开的,最重要的就是有会计师的查帐和证明书。我们的事业是由艰苦中产生出来的,我们的同事所以能在很艰苦的情况中共甘苦,共同奋斗,固然是由于有着为进步文化而努力的共同目标,同时也因为我们大家都是靠工作取得生活费,没有不劳而获的分子,并因为我们的经济公开,偶有一部分的赢余,也是用到发展事业的上面去。甚至因为历年的资金不够,应分的一些股息和一些红利,都一古脑儿用作事业的维持费和发展费,大家并无怨言,也是由于请教了少不了的会计师!

二一 长足的发展

我于民国二十二年六月间出国,但是本店在我出国后,由于诸位同事的努力,在我出国后的第二年间,不但不衰落,而且有着长足的发展。伯昕先生的辛勤支撑,劳怨不辞;诸同事的同心协力,积极工作,愈之先生的热心赞助,策划周详,以及云程仲实诸先生的加入共同努力,为本店发展史上造成最灿烂的一页。试举其荦荦大端:(一)杂志种类大增,有《文学》,《世界知识》,《妇女生活》,《太白》,《译文》,《生活教育》等等,都是风行一时,万人争诵,杂志订户亦随着突飞猛进。(二)本版书大增加,我们最初是以经售外版书为大宗,这时自己也有了编印本版书的计划。(三)邮购户大增。(四)创制全国出版物联合广告,首创十大银行免费汇款,以便读者订购书报。(五)同事人数由二十人左右突增至六七十人。(六)租赁四马路店址,并在该屋三楼之上自建四楼。

《生活》周刊虽因文字获罪而停办,但由杜重远先生接下去创办《新生》周刊,由寒松先生相助,内容精彩,风行海内外,成为一支锐不可当的生力军。中间虽因文字触怒了日本强盗,不幸夭折,但是由此更暴露了日寇对中国的横蛮,引起了全中国的爱国同胞的愤慨,引起了全世界同情中国人士的正义感,实为我国后来神圣抗战奠下了一块基石。

我于民国二十四年八月间回国,我下船后第一件事是眼眶里含着热泪奔往狱里去慰问杜先生,随后跑到四马路本店里,和每一位同事亲切的握手,出国时只有十几位同事,回国时竟看到六七十位同事,握手就握了不少时候!我在那短短的半天里,真是悲喜交集!

二二 惊风骇浪中迈进

我回国后,又请到文坛大将金仲华先生加入本店,是本店的一大幸事。但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暴行,已日逼日紧,全国的爱国怒潮正在日趋澎湃之中。这是当时整个中国的危殆局势,但是在本店的小范围内也有一件万分焦虑的事,就是伯昕先生因劳苦过度,肺病甚危,我奔到他家里去看他的时候,他已不能行动,上气不接下气的激烈地喘着,那真是不得了!他在这样危殆的情况中,还念念不忘店事,还不肯抛弃一切去养病。我极力劝他暂时往莫干山静养,他坚持不肯。我想除了强制执行外,没有其他办法,特请张铭宝先生(雪岭同事的老兄,原在交通印制所任事,此时在两路局任事,也是本店的一位热心老友)代为布置一切,第二日把伯昕先生“押解”上山!强迫养到年底,他居然完全恢复了健康。这个小波澜总算安稳渡过了。

但是大波澜却在继续增高中。为着推进救国运动,在这时期,我们办了每期销数量多时达二十万份的《大众生活》,承办了促成全国团结一致对外的《生活日报》。二十六年“八一三”神圣抗战爆发,本店为着努力抗战文化起见,许多同事不得不分配到内地各重要据点去工作。我们因限于资金,各位同事只是以数百元作为一个新据点的开办费,号称经理,实同士兵,在没有旅馆可住的地方,初到时往往即在码头上露宿一宵!有一次有位“经理”因船挤被挤下水,幸而得救。这种苦楚的生涯,只有我们同人自己知道的。即在上海将分散到内地去的时候,计划已定,而盘费无着。(一时没有现款)还是临时靠伯昕先生设法做了一笔纸生意,出于意外地赚了三千块钱,才把这个难题勉强解决。我们这样艰苦创造的事业,还有人疑心我们的“经济来源”,冤乎不冤!

如有天理,本店是应该永久存在的,本店史话当然非目前所能终了,但是抗战开始以后的情形,为时较近,知道的多,不必就说,至于将来永续不断的店史,却有待于可畏的后生,区区谈到这里,要同诸君告别了。

(二十九,四,十七晚,十时。) uJ3xcU4K+JcjgF/++QEJy3sbKOghhpdo99HnKrsF0727v8/MJ80kIJgAOv7pKj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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