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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共同努力于中国进步文化的一个组合，我们的奖励和处分，都含有集体的意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里面任何人受了奖励，绝对不是为了任何个人的事情努力的结果，是为整个事业的全部分或一部分努力的结果；我们所得到的奖励，是根据集体领导的机构（人事委员会）所定的原则，由集体领导的机构以公意决定而赋与的。这样看来，可见这种奖励是真正光荣的，因为它的来源在本质上是真正光荣的。
讲到处分，当然无所谓光荣。关于奖励的事情，我们希望它能一天天加多；关于处分的事情，我们希望它能一天天减少。但是一个有组织的文化事业机关，必须有相当的纪律，否则有碍工作的效率，即间接影响到文化事业的发展，此其一，我们大家都不能担保绝对不会有错误，犯了错误之后，要使自己及其他同事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于是小的错误有小的处分，大的错误有大的处分，这是不能绝对没有的办法，此其二。但是我们的处分也和奖励一样，也要根据集体领导的机构所定的原则，由集体领导的机构以公意决定而执行的。
奖励的意义容易了解，得到奖励的人也不容易对这件事起什么反感；可是处分的意义却不是很容易了解的，得到处分的人本来说不上什么高兴，因为不很容易了解，反要引起很大的反感，甚至影响到工作的情绪！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件矛盾的事情。我们为着要维持或更进一步要增进工作的效率，要避免因工作不良影响到文化事业的发展，所以遇必要时须执行处分的办法；但是执行了处分的办法之后，又要引起受处分者很大的反感，由此影响到工作情绪，间接影响到文化事业的发展！这种矛盾怎样统一起来呢？第一步我们要彻底明白处分的意义，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的文化事业机关里，关于处分的意义。
先举一个譬方，也许可以更加明白些。诸位如果稍注意过苏联的司法制度，（《苏联的民主》一书中就曾论及）便知道他们有对于同志的法律，有对于敌人的法律；对于敌人的法律是旨在消灭敌人，对于同志的法律是旨在改善同志。我们虽不是什么政治组织或政治集团的同志，但因为我们是共同努力于文化事业的同事，具有这同一的目标，所以我们不仅是泛泛的一般的同事，而是具有深切的友谊，也可以说具有一种同志爱。因此，我们所决定的处分，其意义可以说是完全旨在改善，而绝对不含有对敌人的意味。
“改善”这二个字，我们这里要特别把它强调起来。中国以前的学者很注重所谓“师友夹持”，很注重交忠直的朋友，为着要结交贤师良友，奔走天下四方去寻找，这在以前的学者是很寻常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进步，自己的优点要发展，自己的缺点要消除，但是自己往往苦于不自知，所以需要“师友夹持”，需要忠直的朋友提醒我们。奖励是鼓励发展优点，处分是提醒消除缺点。虽有积极消极之分，它的动机都是一样的：就是要希望同人进步，是完全善意的。我们不是希望多得优秀的干部吗？优秀的干部是从进步中来的，解职的处分才是我们认为无法再共事的，在这个最严重的处分之下的各种处分，对于不幸得到处分的同事，绝对不存着任何轻视，绝对没有任何恶意，都是含着再求进步的善意，希望他的缺点愈减愈少，个个成为优秀的干部。明白了这一点，即使受到处分，只应有积极求进步的态度，不应消极，不应因此影响到工作情绪。
当然附带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处分要公平。关于这个问题，在本店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是本店用人向来采取人材主义，绝对没有不顾能力，引用私人，所以易于公平。第二，本店关于人事的处理，有集体领导机构（人事委员会）所定的原则与决议，所以也易于公平。如有不公平情形，受处分者还可对领导机构提出申诉，要求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