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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四日的下午一点半的时候，我们刚才吃完午饭，公安局第三科科长跑进来，说立刻要送我们到苏州高等法院去。我们突然得到这个“立刻”动身的消息，想打个电话给家属通知一下，免得家人挂念，而且我们里面还有人要叫家属送铺盖来，但是这位科长说不可以，“立刻”就要动身，不能等候了。我们对于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都有些气愤，虽则我们都很镇定。沈先生说：“好！走就走！”先去动手整理零物，包卷他的铺盖。这样匆促的把戏，我从来也没有过经验，不免又引起我的奇特的感触，但看见年高德劭的沈先生已在着手卷铺盖，我也就抑制着我的愤懑的情绪，动手归拢零用的东西，包卷我自己的铺盖。在匆匆几分钟的时间里，大家都把行李包卷好了，便打算滚我们的蛋。临行时公安局局长自己也跑到房里来打招呼，说他也是临时才奉到命令，对不起得很，并说他心里也觉得不好过。我们没有什么话说，只谢谢他对于我们的优待。
我们从上海被押解到苏州，不是由火车，用一辆大汽车（好像公共汽车），有十几个“武装同志”和几个侦探一同坐在里面，所以把全车坐得满满的。公安局第三科科长和其他两个职员另坐一辆寻常的汽车在后面跟着。我们的“专车”沿着从上海往苏州的公路走。上车的时候，公安局局长亲自送上车，叫“武装同志”坐到后面去，留出前面的位置让给我们坐。最后他又向我们一一握手，连说“对不起得很”。
我们和上海暂时告别了！车子向前急驶着，由玻窗向四野张望，感到如此大好河山，竟一天天受着侵略国的积极掠夺，而受着惨酷压迫的国家还未能一致对外，这是多么可以痛心的事情！车子行到半路，李公朴先生立起来对同车的“武装同志”演讲国难的严重和我们的全国团结御侮的主张。他讲到激昂时，声泪俱下，“武装同志”们听了都很感动，有些眼眶里还涌上了热泪。随后他们还跟着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
下午四点钟到苏州了。汽车不能进城，我们各乘着黄包车，两旁由那些“武装同志”随伴着走。街上和店铺的人们望着莫名其妙，都现着诧异的神情；大概他们看到形势的严重，车子上坐的又不像强盗，所以使他们摸不着头脑。有几个“武装同志”在车旁对我们说：“先生！我不是来押你的，是来保护你的。”走到半路，因为时间不早了，“武装同志”也纷纷乘黄包车成了一条很长的蛇阵，蜿蜒着向前进。到高等法院的时候，已上了灯火。由上海伴送我们来苏的一群人都纷纷来和我们握手告别，尤其是那些“武装同志”们对于我们表示着非常恳挚的同情。
我们六个人同坐在待审室里面等开审。在这里所见的法警的装束，和在上海的有些不同。上海法院的法警装束，和我们寻常所见的警察装束差不多；苏州法警穿的是宽袍大袖的黑外套，头上戴的是一顶黑漆的高顶帽子。沈先生是一位老资格的大律师，法警都认识他，很客气地和他打招呼，泡了茶送进来喝。
一会儿开审了，我们各人先后分别地被审问。所问的内容和在上海所问的大同小异，不过增加了一些。简单说起来，不过包括下面的这几点：（一）停止一切内战；（二）释放一切政治犯；（三）联俄；（四）曾否主张人民阵线？（五）曾否煽动上海日本纱厂罢工风潮？我们的答辩：对于第一点，我们的目的是要全国一致抗日，而且承认中央的领导权，没有推翻政府的意思。关于第二点，也是要集中人材来抗日救国。关于第三点，也是以有利于中国抗日救国为目的，而且同时主张联英美法。关于第四点，我们所主张的是民族阵线，未曾主张人民阵线；前者是以拯救民族危亡为要旨，是要一致来对外的，后者是以阶级为中心的，是含有对内的意味。关于第五点，我们因为日本纱厂里面的中国同胞在罢工后饥寒交迫，捐了一些钱救济救济，并未煽动工潮。
审问之后，由几名法警押着我们乘黄包车到吴县横街高等法院的看守分所。那时已在夜里九点后，街道上的人已很少了，但是有些人看见一群法警在几辆黄包车的左右随着走，仍对着我们发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