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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初出茅庐

我是在一九二一年毕业于约翰的。向例在行毕业礼的那一天,各同学都一律要穿西装,要罩上宽袍大袖的学士礼服,戴上方帽子。这在富家的子弟,到了这一天,当然可以出钱特制很讲究的西装和礼服,在我这穷学生,却又是一个问题了。学士礼服和方帽子是可以租的,这倒有法可想。关于西装,因为常有西装裁缝到寄宿舍里来兜生意,尤其是在将行毕业礼的前几天。我便和其中一个商量,要暂时赊账,等两三个月以后才付钱。他答应了,我这个问题才解决。

到了行毕业礼的那一天,各同学的家属,老的幼的,男的女的,都跑来凑热闹。他们当然都是笑嘻嘻的,很快乐的。各同学先在草场上列成双人队,由校长和各教授引导着,鱼贯缓步进大礼堂,各家属和来宾们很拥挤的围着大鼓其掌。我此时夹在队伍中,的确引起了异样的情感,——与其说是胜利的感觉,不如说是伤感的意味居多。我的大家族住在北平,自己还未结婚,没有什么娇妻,也没有什么爱人,来分受我在这刹那间的情绪上的反应。所以我很觉得好像是个孤零零的孤儿夹在怪热闹的环境中,想到平日的苦忙,想到平日的奔波,想到平日筹措学费的艰辛,想到这一天所剩下来的是三四百元的债务和身上穿着的赊账的西装!这种种零零碎碎的毫无系统的念头,像电闪似的在脑际掠过去,竟使我在那刹那间“生踢门陀”(Sentimental)起来了,眼眶里涌上了热泪——莫名其妙的热泪。但在前后左右都充满着喜容和笑声,独有一个人掉泪,似乎是怪难为情的,所以立刻装做笑容,把那涌上来的热泪抑制着向里流。

大学教育算是告了一个结束。虽然在求学的工具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方面,还只是建立了一个基础,但是学校却不得不离开了。离开了学校,当然要注意到职业界这方面来。

同级的各同学在将毕业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将来职业就已开始打算。(其中虽有极少数已决定毕业后到美国去留学。)我本来是要想入新闻界的,但是一时得不到什么机会,以前“走曲线”求学,现在又不得不“走曲线”就业了。我说“就业”而不说“求业”,因为在毕业前的一两个月,毕云程先生就对我说,穆藕初先生要请一位英文秘书,问我就不就。当时穆先生正在办厚生纱厂,不久正出了五万元资送五个北大学生出国留学,这件慨捐巨款乐育人材的事情,使我对他颇有着好感,便答应了下来。

到厚生纱厂办事没有几天工夫,穆先生创办上海纱布交易所,他自己任理事长,把我调到纱布交易所担任英文秘书。其实纱布交易所里面关于英文的信件很少,每天只翻译几页关于纱市的英文电讯,内容只是数目字的变异,格式都是很呆板的。每月薪水倒有一百二十元,这在我这样初毕业于学校的小子,已不能算少,虽则当时交易所林立,生意兴隆,薪水比任何机关都大,我这样的薪水在比较上仍是很平常的。我倒不嫌薪水小,却觉得我的工作不合于我的爱好。诚然,我也知道初出就业,不能苛求,只得一步一步的干去;也明知重大的责任要从比较小的责任开始。我的不喜欢,不是因为事情的机械,或是事情的小。我后来办理出版业的时候,任何机械的事情或是任何小事情,我都干得津津有味。我只觉得一天那样翻译着几张纱市的电讯,没有什么意义,尤其觉得这是用不着一个什么英文秘书来办的事情。空闲的时候太多,也是使我觉得不安的一件事。

在精神上虽有这样的烦闷,但是因为一方面还没有较适宜的机会,一方面又急于要归还所借的学费,只得打定主意拖下去。

在这样的烦闷的环境中,如果说还有一些愉快的事情,那要算是认识了一位好友余天栋先生。他是东南大学商科毕业的一个英俊焕发至诚感人的有为青年,这时他在担任纱布交易所的会计科科长,在该所是比较重要的职务。我以前并不认识他,到交易所的第一天,在成立会的会场上遇着,经穆先生介绍后,他那样的和蔼殷勤豪爽的态度,和待我的恳挚亲切,就已使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值得敬爱的好友。我是一个爽快的人,他也是一个爽快的人。我每遇着我所敬爱而知心的人,就喜欢披肝沥胆地畅谈,他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不遇着则已,一遇着了,总是一谈几小时。他为人整洁,敦厚,聪明,正直,而又很富于幽默。在星期日,我们常在一起,每每一谈就谈了半天。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大雨中穿着雨衣,在四川路一带走着,上面虽有倾盆大雨淋着,我们还是谈笑自若,边走边谈,愈谈愈有味。

我那时因为急于归还学费,每次领薪水的时候,留下自用的钱总是很少的,到了月底往往只剩几角钱,窘迫得可笑。他的薪水赚得比我多,到了这种时候,他往往自动地一定要把五块钱的钞票塞在我的衣袋里,强要借给我用。

我离开纱布交易所之后,他还在那里做他的会计科科长。一时失却了我,使他感到懊丧万状。后来我们虽因各人都忙,不能常聚,一聚还是畅谈几小时。当我筹备结婚的时候,他也离开了纱布交易所,正在打算赴美再求深造,同时在做标金生意,想多弄得几个钱带出去。他知道我婚费还有问题,慨然代出二百元凑在他一起做一次标金生意,不料运道不好,完全蚀光。他又慨然说,我的费用来源不易,一定不要我还这二百元,所蚀的由他负责付出。虽经我再三婉却,他还是不许。他对于朋友的慷慨义侠,往往如此。

他还未赴美,忽于一个夏天患时疫,上午还是活泼泼的,下午就死在时疫医院里。我知道了好像听到晴天霹雳,泪如泉涌,急奔到尸前大哭一场,已不能和他再谈一句话了。失却了这样的一个好友,实在是我生平的一大损失。 FbZAUe7hyENJYh+bGQWkz3Ij4B0q5etkaTQDhJ9e2RaO2W7e3GRAOnTzoaU3Cx4j



一五 三星期的练习

初出茅庐的第一炮似乎就放得不响!

当然,我对于所做的事还不肯马虎。即如每天所译的纱市电讯,我对于其中的数目字都特别谨慎,总是很仔细地和原稿对一遍才放手发出去,因为我知道这些数目字在我看来虽毫无关系,在做生意的人们看来,错了一个数目字也许就有着很大的出入。我要末立刻辞职不干,否则在职一日,当然要尽我一日的职守。

我对于自己的职务不肯一丝一毫的撒烂污,但同时却不愿忍受任何不合理的侮辱。这时纱布交易所里有一个高级职员自恃他是所里的某要人的亲戚,对一般同事常表现他的盛气凌人的侮慢的音容。各人对他虽积恨在心,但都敢怒而不敢言,尤其是和我同办公室的那位长着两撇八字须的中文秘书,常受他的闲气。有一天他也来向我尝试尝试,用很不客气的口吻“命令”我写一封英文信,我也立刻板起面孔,严肃着嗓子,回敬他一个打击:“你不要那样神气活现!我不是你个人的英文秘书!我不写!”他还想争辩,我再敬他一个打击:“你不配和我多说,有理尽可径向理事长或理事会报告!”他才怒气冲冲地跑开。他一出了我的办公室,那位中文秘书就乐得起跳,急急地宣传了出去,各同事都为之欢腾,那位充满着正义感的好友余天栋,立刻跑进来欣欣然和我大握其手,大道其贺!

我老等着那个自恃有靠山的职员“借刀杀人”,来打破我的饭碗,但是等了好几天,并没有什么动静,才知道他原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从此以后,他固然不敢再来惹我,就是对于其他的同事,也不得不稍为小心了。但是他虽然不能打破我的饭碗,我自己却很想打破这个饭碗!我是靠自食其力的人,要打破这个旧饭碗,不得不先找新饭碗,所以我在这个时候的问题是怎样找个新饭碗。

我很想进新闻界,所以我的注意又先转到这方面来。当时张竹平先生正在做《申报》的经理,我因为他是约翰同学,便藉着这个关系去找他。我表示要进新闻界服务的意思,托他替我留意相当的机会。他很诚恳,据说对我在学校时的成绩也很知道,先拿一件近两万字的英文文件叫我翻译。我很卖力地把那文件在最短时间内译好送去,他看后表示满意,送我二十块钱稿费,同时叫我再等机会。

不久张先生又来叫我去。他说在申报馆里暂时有不少英文函件需要人帮忙,叫我帮帮他的忙,不过说明只是以私人的资格去帮他的忙,还不算是正式职员。我答应了,每天在下午六点后,离开了交易所的办公室,便匆匆跑到他那里去。我们两人同在申报馆楼上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在我的小桌上摆着一架英文打字机,他的办公桌上七横八竖地堆着不少待复的英文函件。依我所记得,那些信件的内容大概都是关于广告方面说服外国公司兜生意的,或是因为买报纸和外国纸张公司办交涉的。他把答应的大意告诉我,由我就在打字机上翻成英文。他对于英文的写作虽不很高明,但是对于英文写作的辨别力却很强。他办事那样认真的态度,实在给我一个很深刻的教训。你替他写的英文信,一定要把他的意思完全不漏地写出来,而且要用很有表示力的字句写出来,否则写好了他还是一定要你重新写过。你只要有一句写得不能完全使他恰意,他也要你再写过一张。不但如此,他把意思告诉你之后,你一面在打字机上的的答答地打着,他一面却在房里踱着方步,仍在转着他对于复信的念头。有时你的信打到了一半,他老先生在踱方步中抓抓他的秃头,想出了新的意思,叫你重打过!最尴尬的是有时你的全信刚要打好,他忽然抓着头想出了什么好意思,再叫你重新打过!他对于某一件要答复的事情,总是要在这件事情上转尽了念头:要说明的意思,总要说得一丝一毫不漏;如果是驳复的话,总要使得接信的人不能再开口!所以我每夜工作到十点钟,手不停止地在打字机上工作着,每封信打到最后一行的时候,总要很担心地望望那位踱方步抓秃头的朋友!每夜这样工作了几小时,走出申报馆门口的时候,总是筋疲力尽,好像生了一场大病刚好似的。

这样干了三个星期,把堆积的英文信件清理之后,才告一段落。当时我得到多少金钱的酬报,现在已不记得,但我好像做了三星期的练习生,学得办事的认真态度,却是无价之宝,虽则我以为办理信件的时候,尤其是叫人打英文信件的时候,转念头最好仔仔细细地总转一下,不要零零碎碎地转。

后来张先生拉我加入《时事新报》,这三星期的练习也许也是一种有力的媒介。 FbZAUe7hyENJYh+bGQWkz3Ij4B0q5etkaTQDhJ9e2RaO2W7e3GRAOnTzoaU3Cx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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