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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位小朋友惨死了。我去年冬天离开故乡，那时也正是她由高小毕业后赋闲半年，为着生活而到纱厂里去当女工，以后我们常常通信。她名义上实在是我的学生；每次的信总是老师老师的称呼，这样我是常常以老师的资格去指导她；不，她常常告诉我许多她的事，她的生活；要我来替她解决。我知道她是入的摇丝间，这工厂仅有八千元的资本，所以什么都是站在刮上，以生命换取他们的资养，每日十二小时，工资一角五分！这样的劳动，这样的代价啊！同时她们两个月里才能出来一次（凡工人一律住厂），每日总是在棉絮窒人中生活，啊！这样的生活，叫我是实在不能耐：牛马的生活啊！还有件可怜的事，管班的衣服，是要她们轮流洗涤，这当然是没有代价的。这样她是一天天的羸弱下去。她说她要离开那里，而且她的痰也带红色了，恐怕不久于人世了。我每次给她的信，总是要她安于现实。我现在是害了她！她的死，不是死于她的病。先生！真的我要流泪。据来信说是十五的那天早晨（由工伴的报告），她下班以后，就死在井里，据说是管班的要侮辱她，她不从，又恐因此触怒而失业，所以跳井而死了。当时还没有知道，到十六日下午，方发现的，随由厂方通知家庭具领。该女的父亲，是十足的乡下人，想要起诉，但又无证据，是的，现在只有忍心具领了！（下略）
（小婴敬上。通州十，廿一。）
这信里所说的事实，谁看了都要愤怒的。但是据我们所知道，这类惨痛的事实并不限于小婴先生的故乡。这类事实固然不会发生在劳苦大众的国家，就在欧美改良主义的国家里也还不致于哭诉无门，一至于此。但是在改良主义还说不上的国家里，情形便不同了。
这类惨酷事实的铲除，不是枝枝节节所能有效的（虽则在可能范围内，我们仍不应该轻轻放过，例如上面所说的事实，如能设法寻到人证物证，还是要设法严惩的）。根本的办法还是要不愿这类惨酷事实继续发生的人们，下更大的决心和努力，用集体的力量把黑暗的社会变过来，变成不容许有这类惨酷事实存在的光明的社会。
小婴先生因为劝她安于现实，觉得是害了她，这诚然是极痛心的话。但是如当时小婴先生不能替她介绍一个较好的啖饭地，也是无可如何的。因为这类惨痛事实的根源是在整个的社会制度，个人的救济力量是很有限的，虽则个人在可能范围内还是要尽他的最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