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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奋先生：
听说你们的日报就要出版，并附有星期增刊，非常愉快。我写这封信的时候，虽还未能读到贵刊，但是因为看过你们以前所编行的刊物，深信贵刊是很值得珍爱的；因此就觉得似乎我有权利先向贵刊贡献意见。
我觉得贵刊应担负促成解放中国民族的伟业，而目前的中心问题是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之实际的组织。贵刊应将全部精力聚集于此。
救亡的人民阵线应是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应是全民族抗敌反卖国贼的各阶层联盟。从最进步的阶层及其政党的武装力量起，直至最落后的同乡会宗教团体与部分反敌的地主，军人，官吏，资本家，名流学者等，都应包括在人民阵线之中，这个问题不应该只是宣传的口号了，而应该进入实际的组织工作上去。贵刊就应来担负这一艰巨而伟大的组织工作。
关于人民阵线，我觉得最危险的是狭隘的关门的观点。有人认为民族独立的思想和要求已不及一九二七年革命时候那样大，这便是很大错误的判断。事实是恰恰相反的，侵略主义在中国势力比一九二七年有十倍的加强，民族危机已达到亡国灭种程度，这已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之政治经济生活的中心，民族独立的思想和要求，是超过其他一切问题在全国人民面前被严重的提出来。这已成为中国民族解放之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了。这时候谁能在民众面前正确答解这个问题，谁就能获得民众的信仰。这是人民阵线组成的基础。反之，谁忽视这个问题，降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谁就要落在民众后面，不齿于民众。
自然，现在的民族运动比一九二七年是大不相同，这表现在：现在的民族运动是在经过无数次革命锻炼之后产生的；是在中国革命形势已经存在，及世界已处在革命与战争前夜形势之下产生的。因此，他就特别有力，特别坚持，特别与世界革命因素互相影响，互相帮助，以达到中国民族之彻底解放。
还有人说，统治中国的是资本势力，封建势力没有了，民族独立的动力是工人阶级，而民族运动的任务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同时还肯定的说：在中国以后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民族英雄再不会有了。这种偏见如获抬头，人民阵线要全被葬送，是没有疑问的！
如果说：封建势力没有什么（？），民族问题也没有什么（？），从事民族独立运动的只有工人，而民族运动的任务又是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试问在这里还有什么人民阵线的必要？
甚至有人轻视与侮辱在民族解放中英勇斗争的农民，说“目前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其对面包与土地的要求，决不比对民族独立平等的要求低一些……华北傀儡的活动，是有着饥饿的农民作它的社会基础的。当他们一面宣传‘文化合作’‘经济提携’，而一面向农民宣传开发华北便有饭吃的时候，农民是忍痛受其麻醉的。”这是什么话！竟说农民是汉奸的社会基础，农民会接受侵略主义的宣传忍痛作汉奸；唯一的理由，是因为农民对面包和土地的要求比对民族独立平等的要求高一些。我想除开侵略主义的奸细之外，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东北四省广大的农民参加义勇军及每次学生下乡宣传获得广大农民的赞助，不知作何种解释！当着工人学生向农民宣传，农民是很容易懂得：在亡国之后，他们所要求的土地与面包是更难到手的。在民族革命之胜利进展中，在没收侵略主义与汉奸土地财产之斗争中，他们的土地与面包要求是更易于实现的。在民族斗争中联系着满足工人农民之土地与面包的要求，才是正当的。所以民族独立在今日是主要的要求。
如果说除开工人之外，一切的人都是反革命的，而且是反民族解放的，这就把一切的门都关死了，还有什么人民阵线？
我肯定的认为：在今天中国全部陷入完全殖民地的时候，在亡国灭种迫在眉睫的大祸前面，工人与农民都是革命的基本动力，城乡小资产阶层是整个的重新转入了民族的解放斗争的营垒，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之可靠的同盟者。民族敌人的营垒中开始了从来未有的动摇与分裂。首先动摇的是民族资产阶层与富农，这时候民族资产阶层有由动摇而至对革命中立的可能，一部分有重新参加民族革命的可能，许多的小地主与一部分官僚，军阀，有同情赞助与参加民族革命的可能，我相信代表资产阶层与小资产阶层的民族英雄不独还会有，而且将更多的不断的产生出来。这就是说：参加革命的群众基础与社会阶层更加强了，更广泛了，而民族反革命的社会基础更削弱了。这就造成了极广泛的人民阵线的基础。不承认对目前形势的这种分析，就谈不到人民阵线与上层的统一战线。
我觉得你们在组织人民阵线时，应根据上述的分析，更大胆些，更放纵些，把门完全打开！抛去一切狭隘的对人“不容忍”的傲慢的废物，不管什么党派，什么团体，什么样式的个人，你们都要去招致来，在抗敌救国共同目标之下，联合起来。从某些比较进步的要人，直到青年会，佛教会，商会，以及其他一切新式旧式的各种各色的团体与个人，都要去推动与鼓励他们到这条战线上来。丝毫不要机械，能全部同意你们主张更好，即使只同意你们一点，只能给你们以极有限的帮助，甚至只能中立不积极来反对人民阵线的都好。因为我们目前唯一的目标是反对侵略主义者。你们要使每一个人明白他所受到的共同威胁，知道只有站在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上，才是救自己与救民族的方法。你们反对卖国贼，要集中火力对付亲敌汉奸，其余的都应成为你们间接的同盟者，这样才能结成广泛的战线。
对于麻醉民众为民族敌人张目的所谓“名流学者”，你们批评的彻底是必要的，因为这些人也是东北的出卖者。他们常常成为卖国者的理论家，但他们还是中国人，事实逼迫他们一定的时候也不能不认为抗敌战争是必要的。因此你们在批评中还应表示善意的态度，应避免一些刺激感情的故意攻击的语句，你们应该鼓励他们往好的方面走。
总之，我以为你们的火力应放在亲敌汉奸身上，其余你们应尽力使他们站在中立，同情，和赞助你们的地位上来。你们要促成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便不得不严重注意到这一点。关于上面所提到的农民和工人等等的生计问题，我们也应该坚持这样的观点：即满足农民之土地要求与满足工人职员士兵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不独不会削弱抗日救国的力量，相反的，将大大增加抗日救国的力量，发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到民族战场上去英勇牺牲的精神。
我觉得狭隘与不广泛，是促成人民阵线的大障碍，所以在贵刊即将出版的时候，贡献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意见，供你们的参考。
我以为还应确定一下贵刊应该属于何种性质。我认为贵刊应成为救国人民阵线的指导者与组织者；成为千千万万各种各色群众的权威的刊物。
韬奋先生：话暂时说在这里为止，我不希望贵刊一定发表我这封信，但我希望先生及贵社同人能考虑一番我所贡献的这些意见，并在贵刊上简单答复我。此致。
敬礼！
（莫文华，五月廿四日天津。）
本报的目的，劈头第一句就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运动”，莫先生的这封信对于“民族解放人民阵线”有着剀切详明的指示，和我们的意思，可谓不谋而合，我们于欣感之余，并觉得这种意思实有公开于一般热心救国民众的必要，所以便把这封信发表出来。
在这国难万分严重的时候，全民族里面，各人都应该各尽所有的力量，加入民族联合阵线努力；在另一方面说，凡是有一分力量可以贡献于这斗争的任何人，我们都应该鼓励他尽他所有的这一分力量用到民族联合阵线这上面来。民族革命的力量增强一分，即民族敌人的力量削弱一分。所以除开在事实上已显然甘心做汉奸，在事实上已在出卖民族利益的奴才们，我们都要尽心力把他拉到民族联合阵线里面来。
现在还有人谈到民族联合阵线，便想到什么领导权问题，甚至有些人怕领导权被人抢去，以致不敢发动或赞助民族联合阵线。我们以为谁能把握着领导权，是要看事实上谁能坚决地英勇地领导救国运动，这是要由实际行动决定的事实问题，不是空谈领导权应该归谁所能决定的问题。在这样亡国灭种大难当前的时候，谁能在实际行动上领导全国造成联合阵线，领导权就必然地自然地归到那方面去。倘若因为怕失却领导权而袖手旁观，置身于民族联合阵线之外，那就永远和领导权无缘接近；倘若因存着成见，不愿领导权被谁拿去，因此而置身联合阵线的外面，或甚至有破坏联合阵线的疯狂企图，那领导权也仍然要轮到在实际上能领导救国运动的方面，无论你愿不愿，在事实上是不相干的。莫先生对“关门主义”的错误已说得很明白，我们以为对领导权谁属的无谓的踌躇，也是联合阵线的一个障碍，所以提出来略加补充。
在中国的人民看来，最急要的问题是救亡，不要再管何党何派；即在任何党派，国家亡了，什么主张都徒然的。即就政权在手的国民党说，华北被敌人侵入以后，国民党的领袖孙先生的遗照就不许悬挂，孙先生的遗嘱也没有人再敢在那些地方高声朗诵，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也不得不三缄其口，党部也只得纷纷关门大吉了，所以现在应该不论何党何派，要立刻在民族解放联合阵线的大目标下，集中力量，抗敌救亡。这不当是在民族的生存上有绝对的必要，即为任何党派的自身生存计，亦有绝对的必要。有人还不免有一种怀疑，认为联合阵线也许是某党某派的手段，在手段后面还另有该党该派的目的。有着这样的疑虑，也是联合阵线的另一障碍。但看了上面的分析，便知凡是真能坚决努力于造成民族联合阵线的，救国便是他的真诚的目的，决不是用什么欺骗的方法来达到甚么另外的目的。只有那些很怯懦地只怕民族联合阵线造成后，自己的党派要被消灭的，那才是有着另外的目的——党派自私自利的目的——置国家民族的存亡于不顾。再进一步说，任何党派有着这样的顾虑，便足以证明该党派是在老实承认他们是在出卖民族利益以保全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一党一派的利益是否真能保全，还是另一问题）。因为民族联合阵线是有利于民族的，同时当然是不利于出卖民族利益的任何党派。至于本来不属于任何党派的中华民国的国民，如因为受着这样自私自利的党派所麻醉，减少他对于民族联合阵线的热诚，那更是愚蠢达于极点了。这当然也是联合阵线的一个障碍，所以我们也特为提出来，作为莫先生这封信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