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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帝国主义的国家对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便极尽糟蹋的能事。他们当然不是“为糟蹋而糟蹋”，却有他们的动机。他们因为要欺骗麻醉本国的民众，使本国的民众觉得本国统治者群压迫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行为是应该的，是正当的，是“传布文明”的，就不得不用种种的宣传方法，把那些地方的人民形容得异常野蛮，异常残忍，异常愚蠢，异常可恶。在伦敦有个蜡人馆叫做杜索夫人展览会（Madame Tussaud's Exhibition），在地窖里设有所谓“恐怖室”，悬有杀头的惨相，上面赫然用大字题着“在中国的杀头”（该处为伦敦名胜之一，看的人很多）。我们固然不拥护杀头——虽则杀尽汉奸的头却是痛快的事情——可是好像杀头这件事只存在于中国，用这样的布置来暗示中国人特别残忍成性，显然地存着糟蹋中国民族的用意。我在伦敦时，各报正纷载希特勒杀两个美丽的本国女侦探的头，但是那个“恐怖室”里并不敢悬上一个“在德国的杀头”的相片。似乎只有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活该受这类的糟蹋。他们以为尽量地糟蹋被压迫的民族，可以永远使被压迫者处于奴隶的地位，其实被糟蹋得越厉害，力争解放的情绪也愈迫切。
旧制度的国家的统治者群对于新制度的国家，也极喜用他们的宣传工具——报纸和杂志——痛做糟蹋的工夫。你在西欧各国的报纸和刊物上，常常可以看到糟蹋苏联的种种“新闻”。在苏联农业机械化电气化，集体农场大告成功，农产品日见丰富的当儿，他们竟敢闭着眼睛大造苏联农民整千整万饿死的消息！但事实胜雄辩，到苏联游历的人一天多一天，他们的造谣徒然损失自己的信用罢了！伦敦最反动的报纸之一的《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除常常造谣诬蔑苏联外，还常常登载攻击苏联领袖们的私生活的消息。我到苏联仔细调查后，知道都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谣传，都是有意的糟蹋。其实苏联新社会建设的突飞猛进，苏联领袖们领导苏联大众对于新社会建设的继续努力，都有事实的表现，并不受这样糟蹋的丝毫损伤。
上面所说的是国际上常见到的一种怪现象。但是在一个国度内，反动者群也喜欢用这同样的手段。他们对于新运动，想出种种糟蹋的“新闻”，尽量宣传，使人觉得除了“杀人放火”“洪水猛兽”的印象外，无一是处。他们对于所欲得而甘心的个人，也惯用这同一的“技巧”，由他们直接间接的走狗们造出种种谣言攻击他的私生活；尽瘁于社会事业的人无论怎样艰苦，只须他的事业不便或有碍于反动者群的利益，他们便可造谣诬他怎样“收入巨大”，怎样“服食华贵”，乃至怎样“举动腐化”。他们以为这样可以使他在民众间失却信用，便可替他们的主子拔去一个眼中钉，是多么好的策略！我知道朋友里面因努力于民众的工作而受到反动者群的糟蹋暗箭，不乏其人。糟蹋者心劳日拙，终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其实只须自问没有假公济私的亏心事，自问确是以赤诚努力于所认为有益于大众的事业，不但不怕什么，而且要更勇敢地往前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