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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二日参观红伟橡皮厂所附设的托儿所、工人住宅，及该厂所在的一区的诊治院。关于这个托儿所的情形——是记者在苏联看到的最好的一个托儿所——曾经在第八十篇通讯《托儿所》里面叙述过。关于诊治院的情形，在第九十四篇通讯《工人城》里面，也曾经叙述过一个大概。这天所看的诊治院，在规模及设备方面，和在《工人城》所见的大同小异。该院除为红伟厂的八千工人的卫生和健康任卫护的责任外，并为该厂所在的全区五万居民负起同样的责任。所谓诊治院，专为设计预防及临时诊治之用，病人并不住院的；遇有病症须住院医治的，即另送到医院里去；遇有病症须经较长时间疗养的，即另送到相当的疗养院里去。
这个诊治院各科都有，另设有儿童科，专诊十五岁以下的孩子。医生一百个，看护妇百余人。医生每日到院工作四小时，研究一小时。每个医生的月薪自二百五十罗布至四百罗布。看护妇每日工作六小时，轮班服务。每个看护妇每月薪金自一百二十罗布至一百五十罗布。关于粮食及日常的需用品，医生和看护妇都可得到合作商店的优待。（医生五年毕业，看护妇则三年毕业。）
我们对该院院长又提出私人行医的问题，即医生自己挂招牌行医，不参加公共的机关。关于这个问题有人提出几点：一是病人对于私人的医生是否觉得比公共机关的医生来得可靠，来得仔细，于是仍喜欢就医于私人的医生；一是就医生方面说，是否在实际也是私人的医生对于诊察来得仔细，责任心来得重。据该院院长的答复，依他们的实际情形，一般人都愿到公共的机关就医，因为良好的医生都在这里工作，而且免费；在医生方面，因社会的环境和以前不同，做医生的在物质供给上既有相当的满足，并不斤斤较量商业性质的方面，特重于医术上的研究和努力增高一般人的卫生和健康，同时因为公共机关在设备上——研究方面以及疗治方面——都为私人的医生自己力量所不及，所以他们也很愿意加入公共机关来发展他们的天才或专门的能力，增加他们对于社会的贡献。
这天看了诊治院和托儿所之后，又参观了几处工人的住宅。关于工人住宅的情形，记者在以前的通讯里，曾经零星地谈到。这天看到的一处是在一个簇新的大公寓式的屋子里一个工人家庭。这公寓的内部，和在德国所见的差不多，也是每家有个小门，小门内几个房间，和他家分开——不同之点是：在德国至少为小布尔乔亚的住宅，而在苏联则为工人的住宅。这个工人家庭有一夫，一妻，和两个小孩，占卧室两间，厨房一间，厕所一间。男的在一个皮革厂里做工，每月工资三百罗布，每月出租金三十四个罗布。女的原来也是做女工的，六年来因身体内部有病，不能再作工，每月领到赡养金六十罗布，在家里料理家务。这小家庭里布置得很整洁，有地毡，还有一架钢琴。
又到一个工人居住的公寓，和上面所说的差不多。我们走进一个小家庭，一夫一妻和三个小孩，占两个卧室，一大一小，大的是三个小孩住的（每个小孩有一个小铁床，上面铺着雪白的被单，排着厚软的枕头），小的是夫妇住的；一个厨房，一个厕所，还有一个小餐室；卧室里装有无线电播音，布置也很清洁，有地毡，有沙发，排有好几盆的鲜花。男的在红伟橡皮厂里做工，每月工资四百罗布，每月付租金五十三罗布。女的在家料理家务。
在别国旅行不能随便跑进人家家里去视察；在苏联旅行，却是个例外。你跑进他们的住宅里去视察，他们很欢迎，指示你看这里，看那里，这在他们是好像由幽谷而迁至乔木，所以很欣然地公开给你看看。
讲到这类工人的住宅，在西欧当资本主义正在昌盛的时候，工人在物质上的享受，像住宿这类的住宅，有地毡，有钢琴，有无线电播音，并非没有；但这是资本家大获利润的时候，分出一些些给他们，到了资本主义日趋没落的现在，失业的工人领得一些救济金，全家挤在贫民窟的暗室里，情形便大不同了。记者写此文时，伦敦报上正记载着一个贫民窟里的失业工人的家庭，父母子女共六人睡在一个暗室里的一个铁床上；一个女儿十七岁了，但也不得不夹在父母的床上睡觉；床上只有薄的被单，没有绒毯（在西方不用棉被，冷天就只用被单包着绒毯遮盖），一个六岁的孩子竟在最近一夜里冻死！检验官在验尸的时候，说这真是可骇的情形，说这算是所谓基督教的国家里的道德！在这位检验官是愤慨的讥讽，但这却是贫民窟里的不足骇的情形。他提起“基督教的国家”，说来凑巧，据《每日快报》的记者所调查，这不幸的家庭所住的房间所以暗无天日，正因为所有的光都被一个大教堂的高墙遮没了，而且这个房屋也是这个大教堂的财产。
苏联的工人住宅是一天一天地在那里讲究起来，而西欧的劳动者的住宅虽有一个时期并非没有过这类的享受，但就目前的趋势看去，却是一天一天地增剧着“基督教的国家里的道德”！我觉得由西欧往苏联去视察的人们，应该不要忘却这两方面趋势的比较。
（一九三五，三，二○，上午。伦敦。）
在苏联看过好几次电影，而以八月十二日晚间所看的《列宁的三歌》 （Three Songs of Lenin） 为最伟大，最精美。在其他影片里，因为他们有中心的信仰，感人之处很多，可是有的片子在光线和摄影的技术上仍有多少缺憾。但是《列宁的三歌》不但伟大，而且精美：取景的美丽，光线和摄影技术的精工，虽以好来坞在这两点上最胜利的片子，都比不上！（记者有电影癖，看过美国的“好”片子不少，他们的内容当然是布尔乔亚化，但在取景之美，光线和摄影技术的精工，我却认为别国没有赶得上的，而看了《列宁的三歌》，觉得无疑地被赶上了，甚至可说有过之无不及。）
这影片制好后，只苏联的党政当局看过一次，还未公开演过，这次暑期大学的数百学生因不久即要离开苏联，恐怕来不及等到公开开演，所以得到苏联电影公司的特别优待，特在十二日晚上开演给我们看，这也真是我们的眼福。
据说所谓《列宁的三歌》，原来是在列宁死后，由民间口传的三首歌谣，并不是什么名作家写下来的。第一首歌谣是关于苏联东方妇女解放的事实；第二首歌谣是关于列宁逝世时的情形；第三首歌谣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情形。这三首歌谣既很普遍地很自然地深入了民间，电影导演家才把它摄影成这一部电影。
列宁在他的著作里，演说里，屡次主张社会主义的建设非有妇女大众一同来参加是不会成功的，主张在革命后所有压迫妇女的法律都不许有丝毫的存在。他死后，大家想到如今妇女在事实上真能获得自由平等，真能获得解放，当然要连带地想念到他。这电影分三部分，每部分用音乐分别奏演那三首歌，第一首是关于苏联东方妇女的解放，第一部分的电影内容也是关于这件事。这东方妇女在未解放前，都须带着面幕，像埃及妇女和土耳其妇女一样，过着穷苦的奴隶生活，但在革命后却大不同了！面幕当然是一概取消了，同时享到种种文化的权利，参加社会建设的工作。最使人兴奋的，是看着千百成群的被解放的妇女，结队在田间播种以至收成，一面音韵悠扬地共同唱着歌谣，一面笑容可掬地很勤奋地干着她们的工作。工作完后，千百成群地各负着耕具，列着大队，挺着胸部，整着步伐，引吭高歌，欣欣然地向前大踏步走着。
第二部分是关于列宁逝世时的情形。尸身未入葬前，公开受民众凭吊，以及安葬时受民众的护送，整千整万的大众像蜜蜂蚂蚁似的，像长江大河奔放着似的，对此革命领袖致最后的敬礼，悲壮气概，无限哀思，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其万一！诸位也许看过寻常所谓“大出丧”的玩意儿。“大出丧”原来不足希奇，就是含辱忍垢的殖民地的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们，只要有几个臭钱，都可演“大出丧”给你看看。但在这种“大出丧”里所见的是什么，和我们在这电影上所见的完全不同。我们在电影上看见的不是什么阔排场，只是千千万万的勤劳大众，对着九死一生冒着万险为大众革命努力的伟大领袖致无限的哀悼。
这电影穿插着尤其有精彩，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每幕的前后，或每段的前后，在瞑目僵卧着的列宁之外，还穿插着列宁生时对千千万万的大众作慷慨激昂的鼓动革命的演说（是有声电影，所以如亲闻其声）。你看着他始终是那样戴着一顶破旧的工人用的鸭舌帽，一套破旧的西装，有时加上一件破旧的大衣，昂头挥手，大声疾呼，只知革命的努力，完全不知自有其身的模样，谁都不能自禁地受着无限的“灵感”！再看到那些千千万万的听众，倾耳静听着的听众，是无数的粗衣粗手的，土头土脑似的，负着历史上使命改造世界的普罗列特利亚，更可感到这和个人主义的领袖不同，更可感到世界大势的转变！时代变了！谁也不能打转历史的巨轮了！
关于这第二部份的影片里面，有几幕是在列宁的尸身旁，每次有肃然含哀，恭而敬之“立正”着的一个党政领袖，例如有一幕立着的是史太林，有一幕立着的是加立宁（Kalinin，全苏联执行委员会主席），有一幕立着的是莫洛托夫（Molotov，全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这几幕里，都把列宁的尸身放大，立着的那个后继者的领袖也放大，同时奏着军号，打着军鼓，声势凛然，异常严肃。我觉得这些后继者的领袖，能努力使社会主义建设一日千里，不负列宁的付托，看到这电影里的前尘影事，可以无愧了！（我同时不禁连想到有的国家里在革命领袖死后，便无恶不作，弄得丧权辱国、民不聊生，老实跑到反革命的路上去，却腼然不以为耻的后继者们！）
第三部分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建设：大规模工厂的建造，实际工作的进行实况，数十万亩集体农场的耕种，狂奔怒号的水电的涌流，无数高楼大厦的工人住宅区的完成……每种建设，也穿插着列宁生时的关于此事的演说，而且在大工程出现于银幕上时，同时把列宁的全身肖像，特别放大，一手指着前面，悬立在空中，反映着这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
在这部影片里，有一幕是一个天真美丽的青年女工演说，她是在工程上有一次决堤时奋身塞救，获得列宁奖章的；有一幕是一个集体农场的老农夫演说；有一个是工厂女工人演说。他们演说时都充满着热烈的精神，浓厚的兴趣，有的话语还引着观众大笑。他们用的是俄语，或该地的土语，我幸有坐在旁边的俄国朋友解释大意给我听。使我最感动的是他们口口声声提到“我们的农场”，“我们的工场”，“我们的国家”；他们知道这农场，这工厂，这国家，都已是勤劳大众所有，不是在少数人的手里了。这样，才能动员大众共同努力，共同向前途迈进！
（一九三五，三，廿一，下午。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