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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二日参观红伟橡皮厂所附设的托儿所、工人住宅，及该厂所在的一区的诊治院。关于这个托儿所的情形——是记者在苏联看到的最好的一个托儿所——曾经在第八十篇通讯《托儿所》里面叙述过。关于诊治院的情形，在第九十四篇通讯《工人城》里面，也曾经叙述过一个大概。这天所看的诊治院，在规模及设备方面，和在《工人城》所见的大同小异。该院除为红伟厂的八千工人的卫生和健康任卫护的责任外，并为该厂所在的全区五万居民负起同样的责任。所谓诊治院，专为设计预防及临时诊治之用，病人并不住院的；遇有病症须住院医治的，即另送到医院里去；遇有病症须经较长时间疗养的，即另送到相当的疗养院里去。
这个诊治院各科都有，另设有儿童科，专诊十五岁以下的孩子。医生一百个，看护妇百余人。医生每日到院工作四小时，研究一小时。每个医生的月薪自二百五十罗布至四百罗布。看护妇每日工作六小时，轮班服务。每个看护妇每月薪金自一百二十罗布至一百五十罗布。关于粮食及日常的需用品，医生和看护妇都可得到合作商店的优待。（医生五年毕业，看护妇则三年毕业。）
我们对该院院长又提出私人行医的问题，即医生自己挂招牌行医，不参加公共的机关。关于这个问题有人提出几点：一是病人对于私人的医生是否觉得比公共机关的医生来得可靠，来得仔细，于是仍喜欢就医于私人的医生；一是就医生方面说，是否在实际也是私人的医生对于诊察来得仔细，责任心来得重。据该院院长的答复，依他们的实际情形，一般人都愿到公共的机关就医，因为良好的医生都在这里工作，而且免费；在医生方面，因社会的环境和以前不同，做医生的在物质供给上既有相当的满足，并不斤斤较量商业性质的方面，特重于医术上的研究和努力增高一般人的卫生和健康，同时因为公共机关在设备上——研究方面以及疗治方面——都为私人的医生自己力量所不及，所以他们也很愿意加入公共机关来发展他们的天才或专门的能力，增加他们对于社会的贡献。
这天看了诊治院和托儿所之后，又参观了几处工人的住宅。关于工人住宅的情形，记者在以前的通讯里，曾经零星地谈到。这天看到的一处是在一个簇新的大公寓式的屋子里一个工人家庭。这公寓的内部，和在德国所见的差不多，也是每家有个小门，小门内几个房间，和他家分开——不同之点是：在德国至少为小布尔乔亚的住宅，而在苏联则为工人的住宅。这个工人家庭有一夫，一妻，和两个小孩，占卧室两间，厨房一间，厕所一间。男的在一个皮革厂里做工，每月工资三百罗布，每月出租金三十四个罗布。女的原来也是做女工的，六年来因身体内部有病，不能再作工，每月领到赡养金六十罗布，在家里料理家务。这小家庭里布置得很整洁，有地毡，还有一架钢琴。
又到一个工人居住的公寓，和上面所说的差不多。我们走进一个小家庭，一夫一妻和三个小孩，占两个卧室，一大一小，大的是三个小孩住的（每个小孩有一个小铁床，上面铺着雪白的被单，排着厚软的枕头），小的是夫妇住的；一个厨房，一个厕所，还有一个小餐室；卧室里装有无线电播音，布置也很清洁，有地毡，有沙发，排有好几盆的鲜花。男的在红伟橡皮厂里做工，每月工资四百罗布，每月付租金五十三罗布。女的在家料理家务。
在别国旅行不能随便跑进人家家里去视察；在苏联旅行，却是个例外。你跑进他们的住宅里去视察，他们很欢迎，指示你看这里，看那里，这在他们是好像由幽谷而迁至乔木，所以很欣然地公开给你看看。
讲到这类工人的住宅，在西欧当资本主义正在昌盛的时候，工人在物质上的享受，像住宿这类的住宅，有地毡，有钢琴，有无线电播音，并非没有；但这是资本家大获利润的时候，分出一些些给他们，到了资本主义日趋没落的现在，失业的工人领得一些救济金，全家挤在贫民窟的暗室里，情形便大不同了。记者写此文时，伦敦报上正记载着一个贫民窟里的失业工人的家庭，父母子女共六人睡在一个暗室里的一个铁床上；一个女儿十七岁了，但也不得不夹在父母的床上睡觉；床上只有薄的被单，没有绒毯（在西方不用棉被，冷天就只用被单包着绒毯遮盖），一个六岁的孩子竟在最近一夜里冻死！检验官在验尸的时候，说这真是可骇的情形，说这算是所谓基督教的国家里的道德！在这位检验官是愤慨的讥讽，但这却是贫民窟里的不足骇的情形。他提起“基督教的国家”，说来凑巧，据《每日快报》的记者所调查，这不幸的家庭所住的房间所以暗无天日，正因为所有的光都被一个大教堂的高墙遮没了，而且这个房屋也是这个大教堂的财产。
苏联的工人住宅是一天一天地在那里讲究起来，而西欧的劳动者的住宅虽有一个时期并非没有过这类的享受，但就目前的趋势看去，却是一天一天地增剧着“基督教的国家里的道德”！我觉得由西欧往苏联去视察的人们，应该不要忘却这两方面趋势的比较。
（一九三五，三，二○，上午。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