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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九日下午参观布尔穴俘公社（Bclshavo Commune）——使罪犯重新做好人的一个公社。
这个公社成立于一九二四年，最初由一个做医生的党同志带了二十四个青年罪犯——都是由大饥荒时期所逼迫养成的犯罪习惯，其中大多数好几次被判决了偷窃和其他的罪名——到布尔穴俘这个乡间来，共同努力于生产的工作，组成了一个小小公社，荏苒十年，居民咸集，在公社的周围竟成了四万余人的大村镇，这公社中由罪犯而造成良好公民者达三千人；有一个大农场，有合作社商店，有几个工厂，有纺织、木工、电料、金工、运动器械等部门。
这公社离莫斯科约两小时汽车的距离。我们的汽车达到的时候，但见马路广阔清洁，新屋隐约散立于森林间，竟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模范村，绝想不到是容纳罪犯的地方！我们到后先看到的是一个制造雪鞋（在积雪山上滑溜着运动用的）和网球拍的工厂。用的当然都是新式的机器，每年造出的网球拍有七万五千只，其中四万五千只是输出到美国和英国的。工人六百个。每人每月工资平均约一百八十罗布。经理和有些教师的月薪则为四百余罗布。
其次看到的是公社的大食堂，分做两大厅，一个是寻常的社员用的，一个是新社员（即新到的罪犯）用的，每日在这大食堂里用膳的达四千人。食堂里的布置，四人一桌，桌上有清洁的白布罩着，四个直背椅围着，食堂的四围有大玻璃窗，望去好像学校里的食堂（我在中国学校里做学生时用的食堂还远不及此，因为没有白台布，椅子是板凳），或旅馆或餐馆里的食堂，总之不像罪犯吃的地方。此外还有一个特别膳食（diet），是预备病人疗养用的，菜单由医生依病人特殊情形审定的，每日有五百人在这里面吃着特别有益于他们的健康上需要的食料。这大食堂里每日供给四餐，每月工资不逾一百罗布的，每月出膳费三十五罗布；逾一百罗布的，酌加百分之几。
随后我们看了几处社员的住宅。这住宅也是特建的，和我以前谈过的工人住宅的情形差不多，也是好几层的钢骨水泥的洋房，有着充分的阳光和空气。这住宅分两种：一种是独身住的，我们所看的是专备女子住的，在大房间里排着若干小铁床，上面铺着雪白的被单。床头排着白布套的松软的大枕头，床旁小几上有的还排着一小盆的鲜花，每房间里还有无线电播音，好像学校里的寄宿舍。还有一种是有了家庭的社员住的。我们闯进了一个房间，里面住的是一个母亲和她的一个小孩，房间虽不大，布置得很整洁，母亲睡的是单身的大铁床，小孩睡的也有一个小铁床，椅桌衣橱俱备，每月出租金十八罗布。既而匆匆地又闯进了另一个房间，是一对夫妇和一个小孩住的，房间很大，两面有玻璃窗，夫妇各占一个单身铁床，小孩也有一个小铁床，床上被单枕头也都是雪白的，铺得很整齐。我们进去的时候，那个妻子正坐在一个长沙发上（英文叫Settee），年约二十七八岁模样，长得颇体面；她的小儿子约四五岁，倚在母亲的膝前，是个很清洁的红润面孔的可爱孩子。母子看见我们这一大堆人，像强盗似的不问三七二十一，涌进去睁大着眼睛东张西望，弄得他们有点羞答答的面孔，对着我们微笑着发怔！那位父亲也刚巧在家，生得矮矮的怪老实的样子，据他说，住这里已十年了，从前是个扒手！他很自然地说出这句话，我们这班“孩子们”突然听了，不禁大笑，他也笑，他那一副忠厚坦白的容态，实在可敬，而又十分有趣。不但他笑，他的妻和孩子也笑了起来。他欣然接下去说：“现在是做汽车夫。”我们听了争着和他握手道贺，弄得他应接不暇，忙得什么似的！据说每月收入三百罗布，付租金三十罗布，每月家用一切共为二百罗布，可省下一百罗布。我们临行时又争着和他握手道别。
这个公社有它自己的“七年学校”（初等教育），现有六百五十个儿童就学；有实业学校，现有九百八十个工人就学；有各种研究班，为再求深造或升大学的准备，现有五百以上的工人参加。此外有五个军乐队和合唱队，一个歌唱俱乐部，一个戏剧俱乐部，各种运动俱乐部，以及其他许多娱乐的组织。
这公社完全是自治的组织。由全体社员大会公举各种委员会，主持各部的事务；有个“冲突委员会”（照原文译，为易懂些，似可意译为“执法委员会”），由各委员会的主席组成，遇有社员违背社规时，决定惩罚的处置，遇有重大事件，则开社员大会决定（最重的惩罚为出社）。
罪犯初来时，须经过身体和神经检验，如有缺憾，即加以疗治。尝试约两个月，对该处生活情形熟悉后，每月得三次请假回莫斯科城内去勾留一天一夜；一年以后，每年得回家一个月的例假；三年后得加入工会为会员，完全恢复公民资格。罪犯如不愿留社，随时得出社，并不勉强；据说在初来几个月的罪犯里面，曾有一百分之十六因过不惯有规律的生活而脱离的，其中有不少去后又回来请求收纳的。至于已入工会的社员，满三年后仍愿居留工作（其中离去的迄今不过五六人），因为他们既能安居乐业，娶妻生子，有工作，有家庭，有娱乐，不愿离去。
这公社最初有国库补助，成立一两年后，即完全自给，现在为全体社员谋福利的种种建设，一天一天地增加。据说在莫斯科有两个这样的公社。
公社办公处的主任和几组的主席，还请我们去开了一个谈话会，报告工作的大概情形，据说该社有四大原则：（1）劳动，人人须有一种工作做；（2）教育，人人须学习，就自己已有的程度再向前研究；（3）文化，设有种种俱乐部，注重有益文化的娱乐；（4）自治，成立自治的机关，共同执行公意所定的社规。最有趣的是当谈话的时候，主席指给我们看：坐在这边的这位委员会主席从前是做过贼伯伯的；坐在那边的那位某厂经理从前是做过扒手的。被指出非但不以为忤，而且欣然觉得好笑。我们随着主席的手指而注目的人，也都欣然觉得好笑。
我们不要以为这类的组织不过是什么“新村”——在别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也曾有“新村”或“新居留区”（newsettlement）的运动——却是在新社会的大制度下的“使罪犯重新做好人”的一种组织。换句话说，以上所谈的这个公社，不过是苏联待遇罪犯的全部工作中的一部分。
到苏联考察的人们，对于他们的处置罪犯的方法——这是指不涉他们认为反革命或破坏社会财产的罪犯——也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革新工作，认为“有许多方面是在全世界中最人道的、最科学的、最有良效的。”（引号中语见于到我国演讲过的艾迪博士所著的“Russia To-Day”1934，虽则这书含有宗教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他们处置罪犯的制度，目的不在惩罚或报复；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把犯人救出来，使能重新做好人，不是替社会除去这个人，是替社会救回这个人；其次的目的乃在犯人还在试验期内，保障社会，使社会勿受到他的牵累。因此已逐渐用下列的种种组织来代替监牢：改造罪犯的新村（本文所述的便是一例）、农场、农业工作营、精神病医院、试验室，以及分期扣除一部分工资等等的办法。这种制度，并不养成怀恨社会的以犯罪为业的人（所谓“professional criminal”）；却在努力创造新人。
我在上面所谈的那个新村的情形：听说即一般监狱在苏联已没有监狱这名称，只有所谓“益斯普拉夫东尼”（isporavdoni），意思是“挽救院”（house of redemption），也有类似的情形。英国拉斯基教授（Harold J. Laski）游俄后，在他最近所著的《苏俄的法律和正谊》 （“Law and Justice in SovietRussia”1935） 曾说起：“我遇着几个犯人，他们在工作余暇，都在大学里上课。他们由监狱到大学，由大学回到监狱，并没有人监视着，不怕他们逃走。我还遇着两个人，他们仍在依着裁判坐监，还未满期，但同时却在莫斯科大学里修得了两种资格，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化学工程师。”（见该书第廿八页。）
他们认为犯罪的可能原因不外三种：一是无知，二是经济的压迫，三是身体上或神经上的缺憾。他们努力用教育来消灭无知；努力造成人人有业的环境，并为人人逐渐增加适当的工资（根本当然是在生产工具的社会化）；至于第三种的缺憾，则利用科学的测验，分别处置。
（一九三五，三，四，上午。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