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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三集的《萍踪寄语》是从一九三四年的十一月中旬到一九三五年的四月下旬这五个多月里面赶成的。初意只打算写十万字，但是写了十二万字还未写完，想想要写的材料还有不少，越写越着急起来了。因为我已决定于四月底到美国去看看，必须在动身以前把这本书结束，更觉得着急。在欧洲的生活费那么贵，我觉得如果一天关着门埋头写文章，是一件太不经济的事情，应该要利用这昂贵的时间多多观察实际的社会活动，或一部分利用丰富的图书馆多看些好书，所以我只在夜里抽出时间赶着写。在最近一两星期里，白天也要赶着写，匆匆写完了十八万字，才算勉强交卷。这样匆促写成的东西，错误在所难免，倘读者诸友有所发现，不吝赐教，那是记者所非常欢迎而感谢的。苏联面积达八千五百万方英里，占全世界土地六分之一，有全欧洲面积（连欧洲部分的俄国也在内）两倍之广；人口一万万六千五百万，包括一百多民族。以这样广土众民，内容复杂的国家，恐怕尽毕生之力，还研究不完，记者仅以两个月的时间，看到一部分的区域，虽尽其心力，所得也仅是沧海之一粟；我只得就所看到的，和所听到而认为可靠的，用很诚实的态度写出来。这是要请读者诸友注意的一点。苏联是积极努力于新社会建设的国家，情形日新月异；我回伦敦后对于苏联的情形仍时常从书报上留意，因此写完本书时距我离开苏联虽已六七个月，也许和最近情形还相去不远；但因为苏联究是一个进步迅速的国家，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距脱稿的时候或许又要在几个月以后，所以所叙述的情形只可作为大概的轮廓，或重要的趋势。这是要请读者诸友注意的又一点。
我记得在《萍踪寄语》初集的《弁言》里曾提起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世界的大势怎样？第二个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井答应当在“总结论”里就浅见所及，贡献一些备读者诸君参考。我最近本想等到看过美国以后，才来试答这些问题；但因在欧洲观察了比较可以左右世界政治的几个国家以后，对这些问题不无一些概念贮蓄着，不妨乘此离欧的机会，先提出来谈谈，以后如认为有修正必要的地方，仍然可以很坦白地再作报告。
现在的世界，除苏联外，很显然的现象是生产力的进步已和生产工具私有的社会制度不相容。据国际著名的统计专家尼布斯（Sir Geoge Knibbs）的审慎估计，认为依世界上现有的富源和技术，足够供给四倍于现有的全世界的人口，即可足够供给八十万万人。可见现在的世界经济恐慌，并非由于人口的过剩。就在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据英国托辣斯大王勒佛赫伦（Lord Leverhulme）的估计，认为依当时科学所给与的技术，倘利用全部的生产力，每人只须每星期工作一小时，衣食住即可无忧！这还是一九一八年的话。一九三二年，英国工程师何哲生（J. L.Hodgson）在皇家艺术学会（Royal Society of Arts）所报告，认为生产力比在勒佛赫伦说这话的时候又差不多增进了一倍，这样说来，每人只须每星期工作半小时，各人的生活已都够维持，倘每人每星期工作一小时，大家更过得更舒服的生活了。以如此进步的生产力，又具有充分的天然富源，何以会有三五千万人失业（一九三三年的正式报告，全世界失业达三千万人，非正式报告为五千万人），就是未失业的勤劳大众，也大多数在穷苦中过活！可见这不是人口问题，富源问题，或技术问题，根本是个社会的组织问题。旧社会的矛盾，是在生产力的进步不但不能利用来供给一般人的生活需要，而且要使一部分的工厂停工，一部分的机械搁起，一部分的劳动力废弃，使少数占有生产工具的集团能维持他们的利润！结果，我们在欧洲的所谓“列强”的国家里面所见的社会现象：一方面是少数人的穷奢极欲，生活异常阔绰；一方面是多数人的日趋贫乏，在饥饿线上滚！
在这种情形之下，只有两条路走：一条路是用更严酷的手段，替旧制度作最后的挣扎，以压制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社会革命，保持少数人所享受的利润，连向来用以欺骗民众的国会制度都索性掉在脑后了，即虚名尚在，实权也集中在代表少数人利益的个人独裁者的手中。这便是在欧风行一时的所谓法西斯运动之所由来。
这运动在国内是用高压手段维持少数人的榨取制度，在国际便是加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这是自然的趋势，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抢夺国外市场，抢夺殖民地的原料，剥削殖民地的劳动力，是脱不了关系的；因此各帝国主义的冲突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所产生，不是偶然无故发生的。现在各帝国主义的代言人都满口高唱志在和平，但如果志在和平，何以裁军问题到现在已一变而为如何扩充军备问题呢？有人说，帝国主义各国也许怕在未来的大战中，各国里面至少有几国要发生社会革命，增加几个社会主义的新国家，所以对未来大战未尝没有几分顾忌。这种说法虽未尝没有几分理由，但是在事实上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愈缩愈小的市场和继续增高生产力的矛盾愈益尖锐化，也就是各帝国主义间的冲突愈益深刻化，战争的威胁正在一天一天的扩大，战争的危机仍是一触即发的。而且这种危机较一九一四年更为迫切，形势更为严重；因为在当时仅有各帝国主义的对立，现在除此以外，还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对立。这便是欧洲发狂似的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之所由来。
简单说一句，法西斯的风行和备战的狂热，这是欧洲最近的实际的情势，而这两个宝贝却是日暮途穷中的资本主义的一对孪生子。而我们如再根究这种趋势的来源，又可知是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已和生产工具私有的社会制度不相容。
要彻底解决这种“不相容”的问题，只有根本改造束缚这生产力的社会组织，代以为大众福利尽量利用进步生产力的社会组织。要能够为大众福利尽量利用进步的生产力，生产的动机必须为供给大众的需要，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润：要办到这一层，生产工具必须社会化，即必须为社会所公有——这是上面所谓“两条路”中的第二条路。
现在的欧洲——也许可说是世界——便在这两条路的斗争中。这斗争中的最后的胜利谁属，要看谁能根本解决上面所提出的“不相容”的问题。
诚然，在欧洲还有一部分人梦想走第三条路，就是在不改造社会组织的现状下，说得切实些，就是仍然纵任生产工具归私人所有，而实行“计划的资本主义”（planned capitalism）在这班人也许只愿美其名曰“计划经济”——而避免社会的革命和法西斯的招牌。其实这是梦想，因为我们在上面已经分析过，只有能根本解放生产力的路才走得通；“计划的资本主义”要挣扎存在，不但不能解放生产力，而且要出于束缚生产力，无意中已加入了第一条路。所以我以为欧洲乃至世界的大势，只在两条路的斗争中。第一条路也许因大多数人在意识上或力量上还未有充分的准备，得使没落的旧社会多苟延残喘几时，但最后的胜利必在能根本解放生产力的方面，这是决然无疑的。
以上是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管见。其次要略谈第二个问题，就是于我们尤其切身的问题：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
我们的民族是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民族。这个事实，想来谁都不能否认的。所以我们的出路，最重要的当然在努力于民族解放的斗争，这也是无疑义的。但是如果上面对于世界大势的分析不是错误的话，我觉得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的特殊注意。第一点是这种斗争的中心力量在那里？这似乎是我们内部的问题，和世界大势无关，其实不然。中国是世界中的一环：中国自己说不到帝国主义，但有帝国主义在中国；因此中华民族解放的斗争，决不能倚靠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附生虫；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中国的勤劳大众的组织。这样的中心力量才有努力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因为他们所失的就只不过一条锁链！
第二点是帝国主义自身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一方面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压迫剥削固然要愈益加厉，一方面也是有斗争决心和勇气的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所可利用的机会。当然，这民族如一味的投降，退让，反而可使帝国主义将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抢夺的赃物，用来维持它的残局；反过来，如这民族能积极斗争，使帝国主义不得高枕而卧，无法麻醉本国的大众，由此促进世界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崩溃，不但获得民族自身的解放，同时也是有功于全人类福利的增进：这是我们对于民族的责任，同时也是对于世界的责任。我们看清了世界的大势，分清了敌和友，应该要把这两种责任担当起来！
（韬奋记于伦敦。
一九三五，四，二五，夜十二点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