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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分为十区，每区有个“区政府”，为该区内的最高的政权机关。各区都各有它的专名，例如列宁区、十月区、普罗区等等，记者和暑校同学们于七月三十一日下午所参观的是红区。这区的人口有四十二万人，其中有二十二万居民是工人和雇员，可算是最大的一区了。
这天我们这一群同学去的有一百四五十人之多，简直是“大队人马”，把那所“区政府”喧嚷得大不安宁！做我们领导的是暑校里的一位社会学教授，但我们到时，他还未到，我们便聚在大门内的空地上等候他。（这“区政府”的门口好像上海一般影戏院的样子，一排玻璃门，门内便好像影戏院里等着买票的一大块空地，不过更大些罢了。）但是这班顽皮的“孩子们”那肯安静地等候！男男女女三五成群，把话匣大开而特开，好像顷刻间开了无数谈话会和辩论会似的，活跃嘈杂不堪，弄得门内两旁玻璃窗内办公室里许多女职员都不禁笑着对我们发怔！
不一会儿我们的教授来了，我们便鱼贯而入地到各层办公室去视察了一遍，各组的主任有女的有男的，而职员则以女性居最大多数。老实说，这样形式上的观察，只看得出他们都很忙地很起劲地各在办公桌旁办他们的公，至于组织和工作的内容，还是要靠详细的谈话。于是我们这“大队人马”便拥入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大办公室。那办公室很简单，只是一张大办公桌，中央有一张可围坐三四十人的大长桌，桌的四围和墙的周围便置满了直背的椅子，也夹有几只沙发。这办公室虽大，但是被我们挤得满满的，连各窗口上都坐满了人，门口上也挤满了人。
这天那位主席刚巧因公出外，由他的副手出来谈话，他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态度却很老成持重，脚上穿着一双长统黑皮靴，身上穿着一套蓝布的制服，腰上缚着一条黑色阔皮带。先由他报告一切，由我们的教授译成英语。和他坐在一排的还有几组的主任，例如教育组，财政组等等。
报告完后，便由我们发问。最有趣的是我们这班“孩子们”问得起劲异常，问得详细琐屑得异常。主席和各组主任都尽量地竭诚回答，但我们仍然要追根求底，多方驳问，他们于忙着回答之余，看见我们的兴趣那样的浓厚，看见我们的求解那样的不怕麻烦，都相顾失笑，口头回答不够，把案卷帐簿之类的东西都搬了出来！但是我们不怕麻烦，他们却也丝毫未曾表示麻烦，始终诚诚恳恳地解释我们的疑问。有时有关系的那组主任不在那里，便特别请来回答或解释。
我们知道所谓“苏维埃”，是现在苏联所采用的政权形式：全国的中央政府是全国苏维埃，各邦政府是邦苏维埃，省政府是省苏维埃，其下类推。莫斯科的红区苏维埃，算是地方苏维埃的一个小单位。苏维埃的组织是由选出的代表组成的，这个区苏维埃的代表共有四百五十人，其中四百人是仍在工厂中做工的工人，还有五十人是雇员，党员占全数百分之五十。这四百五十人的工作分为十八组，各人认定所属的专组。例如有工人供给组，革命立法组（即督察各工厂是否将革命的法律照样实行），教育组，公共卫生组等等。每组有一主任主持一切。有二十个代表全部时间在“区政府”办公，其余代表仅做一部分时间的工作。前者有薪水（据说比一般工人的工资少），后者是荣誉职。这全数代表里面有百分之七十是常到各机关去视察，和民众发生密切的接触，并不都在“区政府”里面办公。讲到这一点，有一组的主任拿出几个抽屉的卡片给我们看，里面每张大卡片上注好一机关或一住宅的各项情形，藉此知道他们有无困难或错误的事情，需要“区政府”的指导或协助。
不但四百五十个代表在这样活动着，各代表被选后，还在各工厂里组织“代表中心”（deputy nucleus），协助举出所谓“苏维埃活动员”（“Soviet active”）三千人，赞助这个“区苏维埃”促进本区居民在经济、健康、文化种种水准的提高工作。在苏联所得的又一深刻的印象，便是广大群众直接参加社会公共事务的热烈。此处所见的苏维埃尽量使广大群众直接参加公务的处理，也是一个例子。在这一点，当然有个原则很重要，那便是大家都觉得这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工作，是为着社会大众的幸福而努力，值得注入心血去干，所谓“荣誉”者固在此，没有薪水而仍然有人一团高兴参加者也在此：换句话说，这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机关做走狗的大大地不同！
各代表在各工厂中所组织的“代表中心”，须负责向各该厂中的工人们报告关于本区公务进行的消息，并须负责转达他们的公意于本区苏维埃。每三个月还须对工人作一总报告。据这天主席的报告，去年有十七个代表因工作效率不佳，被他们的选举人撤消他们的代表资格，另选他人接替。记者以为这一点也很可注意。在他国的选举制度里，往往只作一次形式的投票，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等于没有关系，这里则选举人仍处干活动的地位，仍时时在联系中，监督中；发现你不能尽职，便不客气地把你撤消！
这个区苏维埃的去年（一九三三）预算是一千九百万罗布，今年（一九三四）是两千三百万罗布：其中有百分之九十用于教育和公共卫生的设备。我们听了这个数目都愕然觉得诧异，问他们有没有说错，他们把帐簿翻出来看，并没有说错！
该区在校儿童五万二千人。今年刚新建一所工人大住宅，可住四万人。
我们问到该区政府经费所从出，据说有百分之三十出自国家的税收，百分之十出自国家公债，百分之四十五出自实业，此外则工资或薪水每月逾一百五十罗布者，依比例纳百分之几的捐税。
我们在那个办公室里像审案子似的，这边诘问刚完，那边诘问又起，直弄到整整三小时，办事人大概想到我们的口已干，肚子已空罢，端进了许多玻璃杯的热茶，又端进了许多盘夹着咸肉的面包，我们一手拿着茶杯，一手拿着面包，嘴上还边吃边问，有的就边吃边听。
这好像是个法庭上正在审案子，也好像是个课堂上正在讨论什么题目。那热烈的“空气”是始终紧张着。在这班“孩子们”的心理，大有非得到什么带回去不肯甘休的神气；在主人方面的心理，看见他们的努力引起了这许多来宾的注意和求知的欲望，也很可以自慰自豪的了。
（一九三五，一，廿九，晚。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