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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的问题，可算是一个最难解决的社会问题。
各国大都市里有个必然的点缀品，那便是随处可见的涂脂抹粉挤眉弄眼的妓女。倍倍尔（August Bebel，1840－1913，德国的一个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在他的名著《妇女和社会主义》里有几句话说得最痛快，他说在布尔乔亚的社会里，妓女制度之成为一种制度，和警察、军队、教堂、和资本家的事业，是相类的。他这几句话至少使我们不要忽略：妓女制度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有连带的关系。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未改变以前，尽管禁娼哪，放禁哪，闹个震天价响，都是所谓隔靴搔痒，搔不着痒处。在西欧的“文明的”国家里，对付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倚靠宗教和警察。牧师们把贞操道德的空话，天堂地狱的鬼话，来骗人，实效如何，无须追问。警察的办法，例如柏林，他们把游街的妓女赶到咖啡馆里去；又例如在伦敦，他们只许妓女游街，不许久立在一处，否则便要拉到警署去罚款。警察走过了，游街的还是游街，站班的还是站班！其实倍倍尔早就说过，在布尔乔亚的社会里，教堂和警察之成为制度，根本和妓女之成为制度是相类的；要把根本相类的东西来消灭它的“难兄难弟”，这根本是梦呓！
因此我们到了苏联之后，尤其是首都莫斯科，对于他们如何解决妓女问题的办法，当然也是很感到兴趣的一件事。初到莫斯科的第二天，拥护资本主义的那位“黑博士”第一个表示诧异，他问：“怎么在莫斯科这样繁盛的都市简直寻不着妓女？”（我猜想这位“博士”第一夜就急不及待地出去“寻”过，后来他到南俄时居然“寻”得一个，什么参观都不来，大家走后，他还独留着住了好几天，最后还把他所“寻”的带回莫斯科。）
俄国革命后，由帝俄所遗留下来的宝贝，妓女和花柳病也算是两件重要的东西！当时圣彼得堡（即现在的列宁格拉）人口约一百万，有登记的妓女三万；当时莫斯科人口约一百五十万，有登记的妓女两万。就莫斯科说，一九二六年，每一万人中，患花柳病的有一六八人。在乡村里因一家人吃一碗菜，又因看羊的人轮流在各家吃，有许多非由性的关系传染的，有的农村因这样传来传去，结果全村都患着梅毒！
在十月革命后，当时的公共健康人民委员部部长昔麦希科（Ssyemashko）就宣言：“妇女没有工作，没有人照顾她：这个事实是妓女制度之根本的社会的原因。”换句话说，妓女制度的存在是由于经济的和社会的原因。该部花柳病组所附设的消除妓女制度委员会即本此宗旨，积极努力，最近的结果，像有三百五十万人口的莫斯科，妓女仅剩有三百人左右；花柳病，每一万人中患的有四十人。妓女和花柳病的积极减少，可以概见了。
讲到办法方面，就广义说，像妇女在经济上的解放，在社会地位上的解放，新式的婚姻制度，广播的宣传的和教育的工作，和这个问题的解决都有关系；就狭义或更直接的方面说，专为收容妓女而设的治疗院，所谓prophylactorium，收到很好的功效。
记者于七月廿九日到莫斯科仅剩下的一个妓女治疗院去参观。这种机关虽号称治疗院，其实除为妓女医治花柳病外，同时还授以相当的教育和工作的技能，使她们成为能自立的有用的公民。该院房屋是一所很大的三层楼，最下层设有缫丝和缝纫工场，备实习及工作之用，其余各层有寄宿舍、医药室、课堂、图书室、音乐室、自治会办公室等，现有妇女三百六十人，简直是一个女学校。我的题目为易于醒目起见，叫“妓女治疗院”，其实原名就只是“治疗院”，妓女进院之后，职员和教师们都称她们做“托伐立许”（同志），“妓女”这个名词根本已不能成立。
妓女来院，由于自愿，不用强迫。因为这不是“慈善性质”的施舍的机关，所以妇女进院后，即靠自己的工作，供给自己的膳宿费，养成自食其力的精神。平均每月工资约七八十个罗布，膳宿费共约三十五个罗布。每日工作七小时，每隔四天休息一天；如为文盲，须受强迫教育；已有阅读能力的，有两种教育备她们选习，一种是“个别学习组”，属普通科目，包括俄文、数学、地理、政治ABC和物理学，各科每周三小时；还有一种是“合群学习组”，有戏剧、音乐、歌舞等，由专家组织指导。妇女进院时，由教师审查各人个性所近，选习这两组中最适宜的科目。据该院的女院长所谈，已往十年经过该院的妇女达三千二百零五人，其中有百分之十七受高等教育，有做工程师的，有做医师的，有做音乐师的；有百分之十二为青年党员（他们的党员的资格很严，不但工作好，而且须对社会的公益工作有好成绩，故该院当局引以为荣）；有百分之十九为工厂中的社会工作者（即除工作外，尚参加有关厂中大众的事务）；有百分之五十二为工厂中的寻常的女工。她又说近年来因妓女的数目锐减，故这类机关的需要也减少，在莫斯科只剩此一所，在全国只剩下十七所。
妇女们学习两个月后，即可由该院送往各工厂做工，其中有每月得两百罗布工资的，进工厂工作两年后，才得脱离该院，但该院自视如家庭，把这样的妇女们视如自己的女儿，仍时常照顾，协助一切。
我们到的时候，妇女们正拥在工场中工作，有年少而美的（最幼的看上去只有十六七岁），有中年而持重的，有近乎老太婆模样的。她们都欣然地很起劲地工作着，忙得什么似的，年青的更喜欢对我们嫣然笑着。因为在苏联对于这类妇女的已往身世，只认为是不幸，并不认为是可羞，她们大概已受着这样态度的感应，所以只觉得此时的跳出火坑自食其力的可以幸慰，昂首做她们的堂堂皇皇的一个人，并不再有什么难为情的样子。
据该院院长所谈，还有一点也很有意思，那便是他们对付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注重在消灭妓女制度（prostitution），并非和妓女（prostitute）个人为难。在革命以前，没有根本消灭妓女制度的办法，却专和妓女个人为难。在一八四三年，俄皇因军队中花柳病盛行，强迫妓女往警署注册，受医生检验。检验的情形固然十分苛虐，而且要出四分之三的夜度资作警捐。缴警捐后，得领“黄色执照”（该院搜藏有这类“执照”，拿出好几个给我们看，上面贴有妓女的相片，并填有姓名年龄住址等），住着指定的房屋，领有这“黄色执照”的妇女便断绝获得正当工作的机会，事实上使她不得不终其身做“皮肉生涯”：这算是当时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妙法。但是就在现在，其他各国对付这个问题的办法还是和帝俄时代一样！
（一九三五，一，廿七，晚。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