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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莫斯科的暑期大学在求知方面的大概情形，记者已在上次通讯里略述梗概，现在想要顺便接下去谈谈这个暑校学生的一般生活。
在课堂以外的生活，比较有趣的——或可说比较有意思的——要算是大食堂里的生活，因为几百人在这样的大食堂里面，虽然是在一两小时内陆陆续续来来往往，但却是认识朋友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十几人在同桌上用膳的时候，可藉谈话的机会，不认识的可变成认识的，已认识的也可因交换意见而得到进一步的相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吃饭的时候，多是正正经经的吃饭，把饭菜——尤其是饭——塞下去，或是装下去，当作一件正经的事情干，可一味不作声地专门吃饭！西人用膳的时候，除非独自一人，没有不注重谈话的，好像他们除了吃的工作外，同时还有一件决不可少的工作便是谈话。而且在这样吃饭时的谈话，在他们简直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艺术。我当然不是说我们中国人吃饭时就绝对不说话，有的时候你大有机会听到声震屋瓦吵得别桌不能安宁的健将，但是比较之下，我们中国人闷着肚子专门以装饭下肚子为唯一工作的实不乏其人（这当然是指吃饭的时候，不是指一般时候）。在西人简直好像谈话也列在菜肴一起，此在暑校的大食堂里，便获得认识不少朋友的好机会。
当然，用膳时要陪着别人谈话，在不习惯的人不免感到麻烦，因为你一面切菜送到口里去，同时却非张着耳朵留意别人正在谈些什么，然后才便于参加，贡献你的意见，这当然没有专干装饭工作的那样“写意”；你如果把耳朵和嘴巴都收起来一概不用，不听也不说，你这样夹在他们一班人里面便好像一个特别的人物，引起他们的诧异，甚至疑心你是个十足道地的damned fool！（这个名词我曾把它译为“猪头三”，其实译作“饭桶”也可以。）
不过在这样食堂兼谈话会的环境里，获得认识许多朋友以及和他们交换意见的机会，这虽然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同时也不免有些不愉快的事情。例如在这暑校里虽没有资本家，但直接或间接，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做资产阶级的走狗——所谓“死硬”派——倒也有好几个。食堂里的坐位是随便坐的，并无一定的规定，有时触霉头，和这类“死硬”坐在一处，于是每发生两种结果。有的其初以为我是日本人，假殷勤地和我敷衍，后来知道我是中国人——他们所谓“才纳闷”——便假痴假呆地不睬我；我的唯一办法也只有不睬他，虽则心里无法觉得好过！有的“死硬”虽也和我谈话，但专门提着关于中国的倒霉的事情，例如说“中国国民教育程度真低得不堪，文盲仍占着十之八九吧！”“中国的交通真一塌糊涂，现在用了电报没有？”“中国究竟何时得到和平？何时有过和平？何以总在你打我，我打你？”“中国的革命恐怕绝非短时期内有希望的吧！”……我当然不是喜欢听人对中国瞎恭维，我们做中国人的做着双重的奴隶，有着无数被压迫被蹂躏的痛心的事实，自问也确有许多无从怪别人提着的地方，但是这类“死硬”的那副幸灾乐祸的轻蔑的侮辱的态度，却很令人难堪；我的唯一对付的方法，便是对他提出帝国主义国里种种倒霉的现象；所遇着的这类“死硬”是从美国来的，我便问他失业的情形怎样，强盗的发达如何，妓女的数量有进步没有……我有种种事实为证，他听了也没奈我何。但我事后想想，我在当时确不免含有意气作用；其实中国的受人轻视，要除此侮辱，还是要靠我们中国人自己努力，自拔于“受人轻视”的境域。像苏联在未革命前，在欧洲被人公然叫做半野蛮的国家，现在各国侧目而视，谁敢轻视她？就是这类“死硬”派，也不得不屈尊就教，亲来观光！这岂不是我们的当前的大教训？
其次关于暑校学生生活可谈的是男女间的交际。他们在美国时候，有的是在男女分校的大学肄业，有的也在男女同校的大学肄业，但他们都觉得在美国的男女生的社交仍然不及在苏联的自然：因此他们在这次暑校里——在苏联的自然的空气之中——很感觉到男女社交的愉快。有的更扩充范围，男的和苏联的女生做朋友；女的和苏联的男生做朋友。（男和男，女和女做朋友的，当然也有。）有许多是语言能彼此了解的，除英语外，多数能说德语。（全苏联外国语以德语为最通行，男女工人能说德语的不少，这是我屡次亲自遇到的。）有的男女间（指我们一群中的男女和苏联的男女学生），虽彼此语言不能了解，但藉手势和简单的少数字眼勉强达意，居然也两情相洽，做成好友，在游艺会（例如在休息日），跳舞会，或课后出外散步游览，一双一双地携着手，怪有趣。也许是因为在自然的情况之下吧，男女社交虽然很开放，但并没有闹过什么笑话。
跳舞会当然也是这种社交的一个好媒介。每次就在本校大礼堂里举行，有特备的音乐队在台上演奏。这班男女青年对于跳舞的热度都很高，我幸而也会跳几步（是我的弟弟从美国学回来转授给我的，我倒要谢谢他），每遇这种盛会，总是跳得筋疲力尽，上床后便像一个死人或是猪八戒，一躺上去就睡着。苏联跳舞大概有三种：一种是集团舞，大家团成一个大圆圈，圈内有两三人领导，全体随着进退左右作种种的跳舞，很吃力，参加的非弄到全身大汗不止；一种是单人独舞，如唱歌之有“索罗”（solo）一样；还有一种便是我们所常见的男女双人舞。在我们的跳舞会里，这三种舞交换举行。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便坐在旁边谈话，一面可看着别人跳。在苏联营利的跳舞场一概没有，但对跳舞这件事不但不禁止，而且很提倡，学校里、工人俱乐部里，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如公园等，都常有跳舞会的举行；一面努力工作，一面也需要相当的娱乐。
在我们这群里的女青年，有些也许是因为初受那自然的解放吧，有时也不无太过之处。在我的那卧室里有十来个同学，往往在夜里有几个女同学来谈天，谈到十二点钟我们都熄灯上床了，她们还和男友躺在一只床上，哗哗勃勃，有意吻得震天价响，我们里面有几个也寻开心，忽然从床上跳起来，说：“托物立许（俄语同志）！你再吻，我们忍不住了！”弄得全室哄笑（这都是美国同学）。她们不久也就回到自己宿舍里去，并不在我们的房间里睡。
此外感到兴趣的生活，便是于休息日列队到乡间去和苏联学生作种种游戏的运动。苏联注重集团生活，到了休息日，在山上、河边、湖旁、或草原上，常可遇到男男女女成群结队到那里去游玩。我们也学样，在休息日列队而行，前面有军乐领导。一早就去，傍晚才回，全天陶醉在树荫里，绿湖旁；有时参加全体的集团舞，拉琴的抑扬婉转的乐声和歌声笑声相和；有时各寻几个好友分散在附近湖旁的草地上，坐着或卧着谈话，那温煦的阳光，笼罩着一望无边的绿茵，花香鸟语，别有境域，悠扬的乐声又时由徐来的清风传入耳鼓；有时三五成群，在湖中各划一艇，鼓桨比赛（这种小艇是湾在湖旁任凭大众游玩的，不取费），此时每艇成一单位，那一艇优胜，全艇的人都荣光满面，举手欢呼。大家到将回时才集队步行而归，略远的地方要乘一段火车。在火车里还不肯安静，大家和声共唱，唱完了，还有人说笑话，说得大家哈哈笑，嘴巴几乎合不拢来。在这样的集团娱乐——群的娱乐，谁能使得一群增加愉快的，便是他对于这群的贡献，他自己感到愉快，大家对他也于愉快中同时引起感谢的情绪。
苏联的学校，工厂，农场，以及其他的文化机关，都办有壁报（wall newspaper），作本机关表示公意，发表批评，及传布消息的媒介，我们也在暑校存在的几星期内办有一种壁报，由全体学生所公举的新闻委员会主持，记者也被公举在这里面。在我们到莫斯科的第二天，全体开会公举各委员会的职员，我适到戈公振先生的旅馆里畅谈了许多时候，回时刚到大门口，就有几个男女同学欣然报告：“安生！你被举为新闻委员会的委员了！开会时何以没有看见你？”进门以后，又有几个同学欣然作同样的报告；走到楼梯旁，又有；走到房间里，又有……使我觉得诧异的，是他们何以这样起劲！后来和这委员会的几个男女同学共事之后，才知道他们把公举的职务看得很重，干得非常认真，非常起劲；这大概也是他们的一种好训练，倒使我得到不少“烟士皮里纯”（inspiration）！
（一九三四，十二，三十，晚。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