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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于三月二日上午十点廿七分钟离开荷兰的商业首都安斯特丹姆，当夜九点三刻到柏林。
一连坐着十一小时左右的火车，这在欧洲旅行中算是比较地长久的旅程了。一个车厢里的座位可容八个人，进门分左右座，每旁四人，门的对方是个窗口，窗下有可升降的小桌子两个，这是欧洲各国火车大同小异的布置。这天我所乘的这个车厢，最初只有我一个人，坐在近窗的一个位置，后来陆续进来了三四个，都是男子，不久车过洛特丹姆时，有个女子上车进来，坐在和我的座位适成对角的近门的那个座位上。这女子很有健康美，两个晶莹的蓝眼睛，两颊桃红色的白润面孔，一头蓬松的黄金发，都颇动人，就是稍稍肥胖了一些。我和其他几个男子都在看书，独有这个女子眼珠滚转着东张西望，瞧这个，瞧那个，但全车厢里都没有人谈话，静寂沉默笼罩着全部的空间。到下午三点钟左右，其他男子都逐渐下车去了，所余下的只是坐在车厢里两对角的我和那个青年女子。我看书也看得倦了，便把书放下，向窗外纵览车外的野景，不一会儿，那个女子移到我对面的那个也近窗口的座位坐下。旅行的人最喜欢和各地人民有谈话的机会，我看她的态度很倜傥，便问她懂不懂英语，她欢然笑着说懂，于是才开始谈话。原来德国的中学和法国一样，除读本国文外，在法还要学习英德两国的语言文字，在德还要学习英法两国的语言文字。他们学习这两种外国语的重要目的都偏于养成阅看书报及翻译的能力，对于会话不见得都很高明，但因此一般中学毕业过的男女都大概能说几句。我所遇着的这个德籍女子，后来由谈话里知道她是中学毕业过的，所以除她的本国语外，法语和英语都能说几句，在她的意思，她的英语比法语好，我听起来虽觉得还有不少牵强处，但至少是可以传达她的心意了。她说从来未曾和中国人晤谈过，初看见我的时候，以为我是日本人。我们两人把彼此的话匣开放了之后，一谈就谈了几点钟，她的谈天的劲儿，比我还要好。我们起先谈些荷兰的景物，后来她把身世以及个人的婚事等等，都和盘托出地，全都告诉了我。德国女子的坦白豪爽，确为他国女子所不及，虽则她在谈话若干时间后，对我表示特别的好感和信任，她说从来未曾和中国人晤谈过，不料一接谈即觉中国人是好朋友。
这个德女年龄廿五岁了，父早死，母再嫁，她中学毕业已八年了，这八年来就在柏林一个化妆品公司里任事，已升到一部的主任，常被公司派到国外去开展览会，替公司推销货品，最近是被公司派到荷兰洛特丹姆去干这同样的职务，才结束遄回柏林的。听她所谈，对于她公司的事务布置得有条不紊，看去她似乎是一个很有干材的女子。她说她已定婚了，未婚夫的年龄比她大得多，三十八岁了，我乘这机会说：“那你年青多了！”这句话探出她自己的年龄，说是廿五岁（西俗对初交女子不应直问年龄的）。她也乘这机会问我的年龄，我说“你猜猜看！”她仔细对我相了一下，说大概廿六岁。她自以为猜得很准，不待我承认或是否认，便又很柔婉地谈说她自己的事实，我只凝眸微笑着静听她的话语。
这位E女士定婚已四年了，她的未婚夫S君原是一个无线电公司的经理，每月有五百马克经常的收入，自备了一辆汽车，在四年前她的母亲带着她和几个女友在某跳舞场的时候（这种跳舞场里的女子都有母亲陪伴着，算是正当交际的一种地方，和“狂蜂浪蝶”的跳舞场又不同），桌子都没有空的了，S君刚巧也和一个朋友同到这里来，因她的桌旁还空着两个位置，便得到她母亲的许可，加入共谈。S君对E女士一见倾心，第二天就到她家里来（当时也就是在她的母亲的家里）访她，第三天就提议定婚。她说婚事那有这样快，不许，后来做了两个月的朋友，她的母亲和后父都极力纵恿，便定了婚。不料S君在定婚之后，正是世界经济恐慌的狂潮开始的时候，各业大概都受着影响，他的公司也在这“狂潮”中倒闭了，他便失了业，一失业就失了四年，迄今虽千方百计，仍是不免失业，因此定了四年的婚，直至如今还未能结婚。她说不但她一个人遭此厄运，她有女同学九个都已定了婚，都因为她们的未婚夫陷入了失业的队伍，大家都未能结婚。她的那个笑靥迎人的面部忽而装作苦脸，说照现在的情形看去，恐怕十年八年无法恢复经济的原状。我说你们新结婚，只须实行节制生育，生活也可比较地简单，结婚似乎也不妨实行。她说不然，依希特勒新颁的法律，男女结了婚，只许男子就业，女的便须做“家子婆”（英文的Housewife，用上海话的“家子婆”译意，似很确切），倘若她就结婚，S君既未能得到职业，她还须随着失业，如何得了！这是经济问题，我却无法代为解决了。
她说她近来对于自己的事情，愈想愈烦闷，因为她屡次被公司派到国外去推广货品，她的未婚夫很不高兴，疑心她有别的男朋友在外国，常常和她吵嘴，最近她在荷兰写了几张风景明信片寄给他，一个复信都没有。我说这是你在职务上不得不做的事情，尽可解释给他听。她说因为他疑心重，无论如何解释，他都不能释然。我说幸福的婚姻的最重要的条件是男女两方均彼此真能爱，真觉得彼此可爱，你对他的爱怎样？她说他爱她比她爱他多得多，时常怕她解约；他曾对她说，如果她要解约，他要用手枪打她；而且她的父母也不赞成她解约，如她解约，他们便要和她断绝关系，我听了她这些话，知道她对于自己的婚事是很勉强的；她虽然在经济上已全能自立，但仍受着社会环境的束缚，时时在矛盾的心理中感到无法解脱的苦痛。还有一点也很可以注意的，希特勒的国社党的重要政策之一，是极力提倡人民多多结婚，多多生子，而在实际却是反而减少了结婚，也减少了孩子的生产。
后来我们谈到学习德文的事情，我说在欧洲旅行，只懂英语，随处碰壁，很不舒服，所以我颇想在德的时候，分一些工夫出来学习一些德语。她听了自告奋勇，说她在晚间可腾出工夫教我。我说你有了那样多疑的未婚夫，此事不很妥当罢。她说不要紧。我说倘你能实践两个条件，我可到你那里学些德语。她很焦急似地问什么，我说第一须征求S君同意，倘若他觉得有一些勉强，即作罢论；第二是每次教我的时候，最好须请她的未婚夫也来陪伴着。关于第二点，我说并不是我们自己不信任自己，实因为多疑的人往往无理可讲，我不愿增加他们的纠纷，所以要这样做。她都答应了。火车进柏林第一个车站时，她移过来和我并排坐，时时握着我的手，叮嘱我到柏林后一定要去找她。我说我要来探问你的未婚夫许不许你教我德文，一定来。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得到女性这样热烈殷厚的友谊，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经验。我们两人在车里那样畅谈了大半天，别个车厢的外国客人偶尔走过我们车厢门口的时候，都很加以特别的注意，尤其是有两三个女旅客。E女士笑着对我说，他们以为我们是夫妇哩，所以那样注意。她说后颇有洋洋得意之色，我心里暗笑，这有什么得意！不过看她那样坦白豪爽，丝毫不避什么嫌疑的天真态度，却感到浓厚的兴趣。
车到了Charlottenburg一站，我先下车，她还要再下一站才下车。她听说我有位朋友张博士（张述祖君）要来站上接我，她也要看看她所遇的第二个中国人！所以我下车后，匆忙间还把张博士介绍给立在火车窗口内的她。走后张君说这女子生得很美，可惜稍稍胖了一些。我笑着说，我得的印象和你的一样。
记述游德的印象，劈头就写了许多关于一个德女的事情，这不是记者特别重视这件小事，一则不过为记述顺序之便，二则因为从这小女子的口角里，无意中可看出德国民间一部分的实际情形。我到柏林的第三天，便去找她，相距很远，乘“环城电车”差不多乘完一个半圈儿（如把“环城电车”看作一个大圆圈），仅仅车上费了一小时。到后E女士就把S君介绍给我，他也懂些法语英语，但英语的程度很差。我知道他已允许E女士教我德文了。我和她讲好每星期一三五夜里来一次，每次从八点到十点。路上来往要费去两点钟，所以我每次下午七点钟以前就要动身，在最初两星期，往往在“环城电车”上换车时换错了车，大兜其冤枉的圈子，到得很迟，回到寓所时，常在夜里十二点钟以后了。
柏林的一般房屋和伦敦的不同，伦敦的住宅多是一家独住的比较小的房屋，柏林的住宅多是像大公寓的式子，在一大座洋房内，住许多人家，大门内傍着楼梯上去，各层的屋子都住有几个人家，各家都另有一个小门出入；在每一个这样的小门内，有一个甬道，甬道两旁有几个房间，有厨房，有浴室和厕所，甬道和房间里都铺有绒地毯，浴室里用的是白色的浴盆，厕所里用的是抽水马桶（浴室和厕所常在一间里）。厨房里用的是煤气灶，布置得都很整洁。E女士的父母在汉堡，她在柏林就业，已自己撑了一个独立的门户，租赁了这样一个公寓里四层楼上的一个独立的屋子，里面有一间卧室，一间客堂兼膳室，一个厨房，一个浴室兼厕所，里面的布置也和其他一般人家的一样的讲究，在我看去可算是很舒服的了。这屋子是她一个人独立开销的，S君算是揩她的油，他们虽没有明对我说他们已同居，但我每次深晚离开时，S君还在那里；遇星期日他们约我往吃午饭，在上午十点多钟时，还看见S君在浴室里穿着衬衫向着镜子大刮其胡子，所以我断定他们是已同居的了。
这和已结婚似乎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们俩都不满意，都很着急似的。男的因为要急于结婚，而结婚的先决条件是要先得到职业，于是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无孔不入的寻找职业，我每次去，差不多都看见他在那里翻着报纸找公司名称，写自荐信，因为在资本主义已发达的社会里，像在封建势力还有残余的社会里，找事要靠亲戚朋友或裙带关系的，已不同了。但我在那里一个多月，只看见他忙于写自荐信，却没有看见或听见他曾有一次把自己荐了出去！我最初几次还问问他成功了没有，听说还没有效果，还安慰他几句，后来看见他尽是老写着自荐信，我不好意思再问他，也找不出什么话再来安慰他了，只得假痴假呆地装作不知道。E女士每谈起S君寻业的事，总不免长吁短叹，蛾眉双锁。德国人失业的尴尬和紧张的情形，看看这一对男女天天好像负着重担似的，可见一斑了。
我每星期有三夜在E女士家里读德文时，S君也常在客室里写自荐信，有时练习书法，这原是我所要求的第二条件，在上面已说过，他在实际上既是和E女士同居了，此事却也很便当地办到，在我也很欣幸地减少了不少的责任。但是说来可笑，这个多疑的未婚夫仍然不放心。在两星期以后，有一夜他出去十分钟去买香烟，E女士偷告诉我，说S在厨房和客室相隔的那个墙上——很讲究的花纸糊得很好的墙上——偷挖了一个小洞；在我们上课的时候，他屡次托词到厨房里从这小洞里偷看，看我们有什么……最近她才发觉的。我听了笑不可仰，我说还好我们都是正正经经的，倘若接了吻，那真要闹得天翻地覆了，她听了只有憨笑。又过了几天，她又偷告诉我，说S君最近已暗中把那个小洞塞住了。我心里暗想，大概他已经可以相信我实在是无意于掠夺他的未婚妻了。
上面所说的柏林的公寓式的住宅，每晚到八点钟以后，就由房东或看门的把总门锁起来，各家出入都须自带钥匙，我每次在夜里去，如八点钟尚未赶到，总是由S君在门口等候着迎进去；出来时，也是由他从四层楼上跑下了不少的楼梯，把我送到大门口，因为出时要他用钥匙开门，走后还要由他锁门。最后一星期，有一夜他不知因日里做了什么吃力的事，已疲顿得不堪，我走时他觉得已没有气力跑那四层的长梯，便叫E女士送我下来。她自动地挽着我的臂，送我到大门口时，笑着不肯就进去，对我望着，把她那樱唇渐渐地接近我的唇边，我看她那样渴望着的殷切情绪，并知道在欧洲各国和要好的女友接吻不算一回事，便顺从了她的渴求，给了她一吻。她笑眯眯地谢了我，回转身好像凯旋似地向楼上如飞地跑去了。我一路失笑着回来，笑自己无意中演了电影中的一幕；同时并哀怜S君，因为她的心是否在我——我始终无意对她“转念头”，所以绝对不希望——虽未能断言，但她的心不在S君，却是无可讳的事实了。我觉得单恋而要勉强维持，在单恋者方面实在是一件极不值得而且极无聊的事情！
S君虽是个多疑的人，但待我却很好，每在我来读德文的夜里，他在忙着写自荐信之余，还忙着泡茶，拿糖饼，殷勤招待我；每在星期日他和E女士同样地十分的殷勤约我同游，到了不少他们的亲戚和朋友的家里吃茶点聚谈，使我看到听到不少关于他们各家的情形。使我最觉诧异的是有一次在E女士的一个女友家里吃茶点闲谈，E女士和她的女友都说她们深以我不像吃鸦片者的样子为可异！我问何以就觉得我必须吃鸦片？她们说，据她们所听说，中国人都是吃鸦片的！经我驳说解释之后，她们才恍然平日传闻的错误。这在我们听了当然不胜诧异，尤其是像这两个女子都至少是高中毕业生，何以一无常识至此！但是想到欧美各国关于糟蹋中国人的种种宣传，一般人安得不把中国人“另眼看待”！记者追记这篇文字的时候，这几天经过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附近的王路（Kingsway），便看见有一个教堂前挂着一个很大的广告，是素在口上主持“正义”的国联协会（League of Nations Union，这是英人赞成国联的一种组织）替国联做的宣传，这广告上面用图画表示国联的种种事业，别的好事都轮着碧眼儿，唯有禁止毒物鸦片的一项，图里的那个烟鬼却是个中国人的象征！中国人抽大烟的大名，可谓已名震寰宇了！
我将离开柏林的前一夜，还到E女士和S君处辞行，E女士很大胆地当着S君的面前不自禁地哭了许久，我倒着了慌，不知如何是好，我说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好朋友，这样反而使我不好过，她才勉强收泪。那夜承他们两位直送我到“环城电车”的站上（约有二十分钟的步行），殷勤握手道别。我因怕此事往后也许要引起意外的纠纷，这决不是我所愿有的，所以临走时声明我在欧洲是在各国跑的，行踪无定，而且太忙，恐无暇通信，请他们原谅。
（一九三四，六，一，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