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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自英伦起程以来，天天遇着的都是晴朗的气候，而三月廿六日那天却是在大雨滂沱中，静悄悄地一人离开了比京布鲁塞尔，乘着十二点五十分的火车，往荷京海牙进发。当天下午三点三刻到海牙，到的时候却太阳当空，晴光四射，我因在荷兰没有什么熟友，便提着两个小衣箱，叫一辆汽车直驶中国使馆，一坐入汽车，第一印象便是整洁，向汽车的玻璃窗外面看看，第一印象也是整洁。那辆汽车是街上零租的野鸡汽车，但是汽车外面却油漆一新，揩擦得干干净净，里面的绒垫以及车旁的绒垫，都是很新很清洁的，这种汽车，在上海只能在私人自备的汽车中看得见的；再望望前面坐着的汽车夫，穿着黑呢的剪裁合身的制服，戴着黑呢的军帽，头发和胡子都修得很整齐，俨然好像是个军官似的。我最初以为我也许是碰巧乘着这样的汽车，但望望街上别部汽车，都相似。街道上也处处给人以整洁的印象，路旁的花草整齐而美，房屋的窗饰整齐而美，马路上和两旁行人道的清洁，简直好像用刷子刷洗过的。乃至来来往往的男女老幼，也个个整洁。在我所经过的几个国家里，在整洁上能和荷京相比的，似乎只有瑞士。我一入了这两国的国境，精神便为之一爽，眼光便为之一亮，这种整洁的印象，是在别处所未曾得到的，虽则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处的市政都办得很好（意大利比较地最脏）。
我国现在驻荷的公使是金问泗君，从前李顿调查团到上海时，顾维钧氏曾在沧洲饭店开茶话会，招待各报主笔，记者忝陪末座，曾和金君晤面，但未有谈话机会，这次在海外晤叙，觉他毫无官僚习气，好像在学校里遇着的一位同学，一见如故。他一嘴的松江口音，尤奇的是他的声音语调乃至笑声，和老友平海澜先生（前《英文杂志》主笔）没有丝毫的不同；倘若我在隔壁听他说话，一定要以为平海澜怎么忽然到了荷兰来了！我和这位变相的“平海澜”畅谈了许久，又承他介绍他的荷籍秘书谈了一会，大都是关于荷兰的情形，当晚即在使馆吃晚饭。这夜住在使馆附近的一个旅馆，布置的整洁讲究，除我在瑞士沮利克湖旁旅馆所见的以外，也是在别处所未见的。但是旅客寥寥，也和在瑞士湖旁旅馆里所见的一样！听说有个旅馆（亦在海牙）名Hotel des Indes，房间比较地昂贵，最廉的每天要在七个半荷币Florin（每个约合华币二圆）以上，就是要在十五圆华币以上，竟完全没有人住，个个房间空着，这样下去，恐非关门大吉不可，这也可作为经济上的一种寒暑表。
第二天早晨，我独自一人依着《指南》，到荷兰最著名的海滨希文宁根（Scheveningen）去跑了半天，所得的印象也是无处不整洁。该处即在北海（North Sea）之滨，由海牙去有电车可乘，十分钟即达。这海滨是个欧洲著名的浴场，设备周全，空气清新，广阔的沙滩沿着海边差不多近两英里，有大规模钢铁架撑着的广阔的桥似的建筑，由岸上伸入海面四百五十码之远（在英文称Pier），伸入海面的那一端有很讲究的餐馆。在这Pier上，可依栏静观怒潮如山崩似的一阵一阵地向岸旁汹涌奔驰而来，使人有海阔天空驾潮浮游之想。沙滩后面有广阔平滑的柏油马路，马路的另一边便是许多布置精美的旅馆，菜馆，咖啡馆等建筑，其中最宏伟精美的著名旅馆称Kurhaus，楼上周围的露台有三四十尺阔，有一千七百尺长。该旅馆的大厅可容三千客人，听说最热闹的时季是在六月至九月之间，我到的时候，不是热闹的时季，所以各处都是冷清清的，看不见几个人影儿。我想这既是特殊权利阶级享乐的所在，此后是这个阶级逐渐倒霉的时代，在未有法子使这种地方开放给大众以前，就是时季到了，要像以前那样热闹，可能性大概要渐渐地小了。
依《指南》说，这浴场的附近有旧的渔村，在这里面还看得见荷兰旧式的奇异建筑和奇异的男女装束，但是我在附近跑了不少地方，跑得一身大汗，还寻不到，后来询问路人，才知道这些地方也“摩登化”了。匆匆遄回海牙，在一个菜馆里胡乱地吃些东西当午餐，在下午又依着《指南》看了几处名胜，其中最为我们所久闻大名的当然是海牙国际法庭，在所谓和平宫（Palace of Peace）里面，该宫建筑很宏丽，由美国大资本家钢铁大王加纳奇（Andrew Carnegie）捐助三十万金镑而建成的。（等于华币四五百万圆了）。这个和平宫在表面上的目的是要藉仲裁办法来获得国际和平的，可是自受世界大战的大打击以来，所干的事，只不过遇有各国商人有关于自己利益的事件，各国政府偏袒自己商人而争吵不得解决时，才请这个“和平宫”里的国际法官费着不少唇舌来“仲裁”一下。那样冠冕堂皇而宏丽的所谓“和平宫”，现在所干的“国际和平”大事业，实际仅此而已！
荷兰是现在世界上唯一女性统治的国家，海牙便是这位女皇的常驻地。她现年五十四岁了，是荷皇威廉第三的女儿，因为没有儿子，所以在他死后，她十岁时就承继了皇位，先由她的母亲摄政，到十八岁时即实际执政。她的名字全写出来，有廿八个字母之多，总算是个少见的长名字（原文为Wilhelmina Helena Pauline Maria）。尤有趣的是做了女皇，为避免政权被夺或被丈夫干政起见，不得不选一个“饭桶”做丈夫；而且做了女皇的丈夫，吃饱饭没事做，非“饭桶”亦不能胜任！这位女皇登极后，于廿一岁结婚，对手是出身德国皇族，因娶了——毋宁说是嫁了——女皇，得到一个荷兰亲王（Prince）的头衔，其职务除以异性资格服务于女皇外，便是吃饱饭没事做，遇有公开宴会或盛会（Public Occasion），总是女皇在前，他跟在后面，各国外交官在交际场中觐见时，总是女皇先拉手，其次才轮到这位“饭桶”丈夫。总之无论何事，他只有跟在她的屁股后面的资格！中国话有所谓“雄媳妇”，有所谓“雌伏”，这个“饭桶”实可称为“雄妻”，或可说是“雄伏”！
这位“雄妻”“嫁”了八年之后，才替他的“雌夫”“制造”出了一个“小雌”，这就是现在荷女皇的独一无二的女儿，称珠丽恩娜公主（Princess Juliana），现在芳龄已廿五岁了，看去荷国下代的统治者——倘若世袭君主制度还存在的话——还是一个女性。这位公主的“饭桶”丈夫，尚在物色中，而且听说非“登极”后不能“大婚”，简直是守着“活寡”，这也是做女皇预备者“说不出”的一桩苦事！并且要物色这种“饭桶”，一天一天地难起来，因为除能做十足的“饭桶”外，还有个重要条件，便是须出身皇族的什么亲王，但是时代变了，这类“货物”——亲王——渐渐地少起来了，所以物色更不容易。荷兰虽采立宪君主制度，但荷女皇的政权很大，和英王之徒拥虚名，政权全由内阁负责者又不同。荷兰政府的立法权由女皇和国会连带负责（国会称States-General，分上下两议院，上议院的议员是由最富的公民中选出来的）。行政权则绝对归女皇，在女皇之下虽有一个“参政院”（“Road von State”，英译为“State Council”），遇有关于立法及大部分的行政问题，女皇即开会咨询，但全体参政员（共十四人）均由女皇委任，而该院主席（President）又由女皇担任，实际终属咨询（Consultation）性质，实权仍操于女皇之手。因此荷兰最怕女皇的丈夫有野心，由夫权而擅行君权，于是“饭桶”丈夫竟为此种政制中不得不“利用”的“废物”！
荷兰的政党情形，和比利时的大同小异，也是教会党尤其是天主教，称罗马天主教党（Roman Catholic Party）和守旧党（当然是资产阶级的）联合的势力。国会里虽也有自由党和共产党，但是人数极少，没有实力。尤妙的是守旧党中有个政党就老实自称“反革命党”（Anti-revolutionary Party）！这也倒是老老实实的，比自称革命，而实际是反革命，反以“反革命”骂人的，似乎总较胜一筹罢！荷国现内阁总理（其权甚微，不过做做主席），和内政部长便属于所谓“反革命党”。司法，国防，和经济劳动部长，这三阁员都属于罗马天主教党，这也可称为“反革命”和宗教的联合战线！
荷兰是个偏于农业的国家，他们的重要农产品，除牲畜外，尤以干牛酪，牛油，和鸡蛋等为最著。工业的发展，比较地落后；缺乏充分的煤量，是此中一种困难的原因。但是在三百万有业的人民中，已有一百万人从事工业的工作，他们的工业规模也就不很小了（以纺织业为最重要，大部分输出）。据最近的统计，一九三二年该国失业工人达廿五万三千；一九三三年，竟增至三十四万两千人，剧增的比例数颇可惊（Amsterdam有钻金刚钻的工人五千人，失业者四千！）；荷兰殖民地比本国也大得多，本国面积只有一万两千余英方里，而殖民地的面积却有一百五十余万英方里；本国的人口只有八百万左右，而殖民地的土著人口却有九千四百余万人。平均约计，每一个荷人，至少有十个殖民地的人民供奉他！但是殖民地的血究竟也有干涸的时候，所以还免不掉什么工人失业剧增的问题。
讲到荷兰的本国面积，有一点颇有趣的，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伸有缩。它的“缩”，并不像我国那样宽洪大量地容许日帝国主义者今天占一块明天占一块，嘴里还嚷着什么“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却是被海所侵入，而荷人且能和海抵抗，建造大规模的海堤，像该国最西部的一省名海地（Zeeland）便是用三百英方里的海堤保住的。中国年年闹水灾，荷国国土大部分都在海平线八尺以下，却能利用精善的堤，不但保护着土地，而且使土地因此更腴润宜于农业，这也在乎努力不努力的区分！不仅此也，中国有“精卫填海”之语，荷人一向就在那里干“填海”的把戏！在中世纪的时候，屡次被海侵入，其中有一次竟把一大块陆地造成现在荷国北方的南海（Zuider Zee），把荷兰国土大缩一下！自十六世纪以来，荷人和海争地，填得的土地已在百万亩（Acre）以上，在一九一八年，国会通过一个空前的——在全世界上空前的——填海议案，要在南海中填出一省的土地，预定面积五十余万亩，经费七万五千万金圆，需时三十三年，已于一九二四年开工，现在已填了一部分。荷兰本国面积不过一万两千余英方里，居然分成十一省，现在又要和海争得一省！他们觉得土地的获得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听到中国的东北有德法两国合起来那样大，竟于几天内拱手奉让给日本，真替我们中国“肉麻”，在表面上代我们叹惜不置（据我国驻荷公使金君谈及，他就遇着不少这样代我们叹惜的荷国友人和政府当局中人），心里也许不免还要暗暗地惊异中国何以竟是这样一个大饭桶！
（一九三四，五，廿五，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