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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自今年（一九三四）二月七日把关于英国的“寄语”结束之后，这两个多月以来，“萍踪”又由静而动，由英而法，由法而比，由比而荷，由荷而德，持笔续写这篇“寄语”时，已由德国回到出发点的伦敦了。我现在的职责就是要陆续把这两个月以来的闻见和感想，报告给《生活》周刊的读者和朋友们（记者记此时，虽已很痛心地知道《生活》周刊被迫停刊了，但我深信《生活》周刊的精神是永远存在的，因为它所反映的大众的意志和努力不是一下子可以消灭的）。
巴黎为记者旧游之地，关于法国的情形，也已略有所述，此次由伦敦出发，注重在考察德国，顺便看看附近的比利时和荷兰两国，但因为有几位在法的《生活》的好朋友在我上次到法时，匆匆未及晤谈，坚嘱再弯到巴黎几天，在我也因为上次因要赶赴伦敦大学开学的日期，关于巴黎还有几处要看而未及看的地方，加以正在我想去的时候，巴黎刚在史达维斯基（Stavisky）大弊案发现后，政潮汹涌，闹得乌烟瘴气的当儿，新闻记者是爱管闲事的，也想藉此机会去瞧瞧向占欧洲所谓“民主政治”第二把交椅的法兰西。
法国的阁潮，向来是有名于世的，自世界大战到最近杜美格（Doumergue）在大扰乱中起来组阁为止，不到二十年，已有了三十一次的内阁，有的内阁成立几天就短命，有的刚成立就倒，但虽起来倒去，而政策却差不多，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尤显著的是对外的政策，政党虽有左右派之称，左派最大的党是所谓激进社会党（Radical Socialist Party），其实既不“激进”，也和什么“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是道地十足的一个布尔乔亚（Bourgeois）的大集团，所以翻来覆去，都不外那一套“换汤不换药”的玩意儿！史达维斯基的大贿案，和这次内阁及众议院的大坍台，固为所谓“民主政治”者多露一次破绽，加上一道催命符，但政权既仍在布尔乔亚的手里，虽一时闹得怪好看，根本也就不过那么一回事罢了。
在这次政潮中，有两件小事颇堪发噱，一件是法国行动党（Action Fransaise即保皇党）的机关报对曾任外交部长的政界要人彭古（Paul Boncour）大开玩笑，彭古本属社会党，后来因为和激进社会党的领袖赫利欧（Herriot）合作，遂脱党，据说他曾经做过史达维斯基的娇妻爱勒特（Arlette Simon）的律师，非常要好，甚至说和她有过什么特殊的关系，自从这个大贿案发生之后，法国保皇党的机关报每在新闻里有提到彭古名字的时候，总把爱勒特加在彭古的名字里面，成为Paul-Arlette-Boncour！竟把他的尊姓大名这样地改造了！
还有一件事是这样：这次法国政潮弄得满城风雨，在街道上打得头破血流，前总统杜美格退隐在乡间里，被现任总统强请出来组阁，他已是八十多岁的老翁了；在这个时候，比国的国王亚尔培（Albert 1875－1934）爬山跌死，他的儿子利阿波第三（Leopold Ⅲ）随即承继王位，法国的保皇党看了在机关报上大放厥辞，说这种制度多么好，嗣王年青有为，承继王位的手续又省，何必像法国还要那样跑到乡间去拉出一个快要死的老头儿来，多么费事。中国话有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人的见解，往往很容易受他的背景所蒙蔽，这样的情形被保皇党看见了，便认为是他们所以要“保皇”的十足的理由！
这次再到巴黎，补看了好几个地方，现在撮述一二附记在这里。一处是众议院（Chambre des Députés）。这里面的情形，和在伦敦所见的众议院似乎不同。英国的众议院的议厅是长方形的，议员座位是同置在一个平的地板上；法国的众议院的议厅却是半圆形，议员的座位是一排高一排，半圆形地排在议长席的前面，建筑似乎比英国的宏丽。尤不同的是他们开会时的情形，在英国的众议院开会的时候，秩序比较好，一人说话未完时，别人很少起来插嘴，讲到得意时，本党的人也不过附和急叫“hear! hear!”罢了，记者曾在该处旁听了一小时之久，所见都是如此；在法国众议院里所见的却有些不同，我在四月二十日那天下午五点钟前十分到那里，五点钟起开始开会，五点四十分即闭会，简直是四十分钟继续不断的一场大吵闹，本党人发言，本党的议员大鼓其掌，反对党的议员便同时你一句我一句插着大声瞎闹，此时最难做的是议长，拿着一个戒尺在桌旁打着，不行，就大摇桌上的钟（这钟的声音，好像救火车在马路上驶过时的钟声一样），有时可因此略停数分钟吵闹，不久又闹做一团；有时连这几分钟的效验都没有，议长好像气得发昏的样子，只得尽他们提高嗓子大闹着，待其自然的停止，不久又闹了起来！据久在法国的朋友说，众议院里这样哄做一团的情形是常事，有时大闹不停，议长无可如何，只得暂时退席以避之，因为议长走了，会议便等于暂停，大家得随意离席，暂作鸟兽散，闹的人也就闹无可闹！那天所议的是通过财政预算原则案，政府派希望大体通过，反政府派主张须逐项付议，结果是政府派占了胜利。那天旁听席上的人很多，大家看着那样闹得不亦乐乎的样子，都忍俊不住的大笑。这全部分的四十分钟，就没有一刻不在这样吵着叫着闹着笑着里面过去。我出了众议院的门口，还独自一人对自己发笑着。
在伦敦和巴黎都各有一个蜡人馆，在伦敦的称为杜索夫人的展览会（Madame Tussand's Exhibition），在巴黎的称为格雷温博物院（Musée Grévin）（都是以创办者的名字为名）。所谓蜡人者，并不是全身都用蜡做的人像，却是用蜡做的人头，人手，装在穿着真的衣服的身体上（这身体当然也是造成的）。就是面上的眼毛或胡子，头上的头发，也和真的一样，人身的大小和真的人一样，所以看的人厕身其间，竟好像钻进了人丛中。其中有的是现在还生存着的，有的是刚死的，有的是死去多时的了，好像古今生死同聚一堂！各国历史上及现代最著名的人物大概都有，例如美国有名的总统，就有几十个跻在一处，有坐的，有立的，此外如文学家，艺术家，飞行家，电影明星，乃至运动健将，如网球健将之类也有。尤有历史意味和价值的，是若干幕历史上引人注意的事件，例如拿破仑临终，罗兰夫人受审等等的全幕人物布景，用各色电灯陪衬，令人如身临其境。伦敦的比巴黎的好。在伦敦的蜡人馆里，还在地窖里布置许多被监禁或枪决的著名犯人，阴气逼人，如游阴间（这是想象之辞，并非记者相信有阴间，更未曾游过阴间）。在入口处，就有一个杀了头的人身，旁立着迎接你！在第二个门口上，旁边有个穿制服的青年闭眼坐着，看上去和别的蜡人一样，大家都不以为异，等围看的人略多，那个人忽然立起来，弄得大家惊吓一跳！里面有个“鸦片窟”布置着一个拖辫子的中国人服侍两个英国水兵吃鸦片。那个中国人只有一根辫子，和短衫裤子算是他的特征，那个面孔仍是西洋人的面孔，但在这样富有民众教育意味的机关，替中国人丢脸也就够了！从前有位朋友沧波在他所著的《伦敦闲话》一文里（见生活书店出版的《深刻的印象》一书），曾提及该馆里关于中国名人的像，就只在一个屋角里看见被称为“广东的省长”，“型像面色特别黄黑”的中山先生。我去看时，已找不到，大概他们把“广东的省长”都取消了！留下来的就只有那位拖着辫子服侍两个英国水兵吃鸦片的仁兄！在巴黎的蜡人馆里，关于中国的只有一幕所谓“中日之战”，是日本人打长城的布景，其中中国长城上竟阒无一人，不知道他们是否认为这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象征！
我从另一方面想，我们自己倘能设立一个蜡人馆，却很有民众教育的价值，至少可将历来为革命而牺牲的许多烈士，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慷慨起义，临危舍命的种种惨状，把他们好好的布置起来，使人常常想到许多烈士的惨痛牺牲，现在所换得的是什么？尤希望那般拿革命做幌子而穷奢极欲无恶不作的高官显要们能有看到的机会！
关于巴黎的“玻璃房子”，以前不过听人谈起，还没有工夫去看，这次再到巴黎，也抽暇去参观一下。我和一位朋友于一个夜里去看，到后照例叫了两杯酒，和朋友围坐在一个桌旁，有几十个赤身裸体的女子来周旋，有一个挨到我的身上来做尽媚态，劝“开房间”，她——可怜的她——此时眼中所看的是法郎，心里所想的是法郎，无所不可的都是为着法郎！到了这样情况之下，什么美的观念都没有了，我和那位朋友坐了不到五分钟，连酒都没有喝，就匆匆地离开了这“人间地狱”。
（一九三四，五，三，记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