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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上次通讯里曾经谈起巴黎的特征，关于这方面，还有一些可以补充的，那便是性的关系的解放。
他们把两性间的关系，看得很平常，男女揽腰或夹臂并肩而行，旁人没有注意的。记者常在公园里看见一对一对的男女，有的拥坐着接吻，有的并行着接吻，有一次我坐在角落的树荫里静观，看见前面一对男女拥坐着于半小时内总吻了二十多次，简直拚命的干，但我同时注意那陆陆续续走过他们身旁的人，连看都不看，无论走过的是青年人或老头儿，都觉得没有这么一回事；就是那些公园里玩耍的孩子，玩得那样顽皮，但是对于这类的事情，即是望见了，也都像熟视无睹地走开，仍去玩他们的。那些拥着接吻的男女也毫不提防有人看见，尽管在青天白日之下，众目昭彰的前面，旁若无人似的干他们的好事。
这当然不是说他们白天不做事，专以接吻当事做，大抵都是在彼此工作之后的时候。
在中国说起“轧姘头”，大家都认为不名誉的事情，本人觉得难为情，和他或她有关系的亲戚朋友也都觉得不是一件体面的玩意儿。在这里，社会上却把它看得很平常。有好些女工，经济完全可以自立，不愿受婚姻制度的束缚，工余高兴的时候，就和男友聚个一夜，第二天仍很自由地去干她的工作，也有进一步实行同居之爱的，彼此不愿继续时便各自东西，毫无麻烦。据久住巴黎的朋友说，这类同居的事实，至少占男女关系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婚姻制度在大都市里的日趋崩溃——至少是变换方式——于此可见一斑。他们社会上并不把这类事视为个人的失德，而在经济可以自立，不必倚赖男子以求生存的女子，胆量也同时比较的大些。诚然，在结了婚的男女，所受社会的制裁也要严些，不过他们的社会并不把离婚看作羞耻，离婚既容易，不合则离，也用不着在结婚后偷偷摸摸。
记者最近在此地认识一位中国朋友，他在这里经商，和两位同事租了公寓（Apartment）里一所屋子，雇用一个法国青年女子烧饭做菜，最初讲定工资时，这位朋友只肯每月出四百法郎，她一定要四百五十法郎，她所说明的理由是她要出三百法郎津贴一个孩子的生活费，自己只能用到一百五十法郎了。这位朋友便问道：“你已嫁了吗？”她很不踌躇而很坦然地回答说：“没有，不过有个情人罢了。”从这里很可以看出法国女子——至少是一部分——对于所谓婚姻或贞操问题的态度。
可是话又要说回来了。在他们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里，女子经济自立的机会虽比产业落后的殖民地化的国家多些，而受着经济压迫的女子究也不在少数。这类女子也有注意于正式结婚嫁给一个男子，俾得终身之靠的。还有像商店的女雇员，有的每月薪水不过二三百法郎，女子大都好装束，当然不够用，于是不得不在夜里装得花枝招展模样的在外面兜揽男子，这样一来，娱乐费便可由男子担任，或更可进而多敲几个钱。这样的女子，在他们社会里，也没有什么人存着“礼教”观念来轻视她，不过她不免受着经济的支配，却是很显然的事实。讲得不好听些，这就近乎“野鸡”式的行径了。
在这样的旧社会制度里，社会对于养老的这件事，当然没有健全的设备，养老这件事便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固不限于女子，但以年华有限的女子，所受的影响更大。她们年青的时候，大概不难过日子，到了年老了，工作不易得，情人更不易得（指不出嫁的），或简直不能得，她们的晚年暮景，也许要不免凄寂的。记者在这里所住屋子的房东（二房东）是两个姊妹，姊姊九十三岁，妹妹八十六岁了。这位八十六岁的“妹妹”能说英德法三国语言，听说从前也在什么机关里做过职员，都算是未出嫁过的老小姐——但是谁又知道当她们年华正盛时没有过多少风流韵事？那位九十三岁的“姊姊”背已弯曲，一天到晚坐在厅上发呆，一见“妹妹”不在身旁，便要摸来摸去来找她。这位“妹妹”也已头发尽白，每天还要替三个客人的三个房间收拾打扫。（我看不过，每晨还帮她倒一次放在房间里盥洗后倒水用的污水桶。）听说她们有个侄子在乡间是个小财主，但却数十年老死不相往来，各顾各的，看都不来看她们一次。她们的生活费，也许有一部分可取给于慈善性质的津贴，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可有的欺骗的方法，如在合理的社会里，对此事便应有合理的设备。讲到我们的中国，有许多人就靠子孙来解决这个问题。许多寡妇仍不敢不守节，过非人的生活，也无非在传统思想笼罩着的社会里，非如此便难于生存罢了。这是把贞操换“面包”的把戏！
在这里还有一个特点，便是男子对女子——任何不认识的女子——表示“爱”，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你在街上或任何处所，遇着女子要和她谈话，或竟表示爱她，并不算是侮辱，她决不致叫你吃耳光，不过接受不接受却全是她的自由，没有人敢加以丝毫的勉强。她即不愿接受，也不致骂你“杀千刀”！也只婉谢你，不过男子也不敢冒昧强迫。我在上海时，每在公园里看见无赖青年强迫不愿和他们勾搭的女子，甚至包围追逐，丑态毕露，这是这里所没有的。
以上所述是在巴黎的情形，听说在乡村便比较的严格，不比在都市中那样自由了。
（廿二，九，十，记于巴黎。）
资本主义的国家原含有种种内在的矛盾，它的破绽，随处可以看见，但是平心而论，它也有它的优点，不是生产落后文化落后的殖民地化的国家所能望其项背的。例如记者现在所谈到的法国，第一事使人感到的便是利用科学于交通上的效率。在法国凡是在五千户以上的城市，都可由电车达到；在数小时内可使全国军队集中；巴黎的报纸在本日的午后即可布满全国（关于法国报业的情形，当另文记之）；本国的信件，无论何处，当天可以达到；巴黎本市的快信，一小时内可以达到，巴黎的交通工具，除汽车电车及公共汽车外，地道车的办法，据说被公认为全世界地道车中的第一。这是研究市政的人告诉我的，我虽未曾乘过全世界的地道车，但据亲历的经验，对于巴黎地道车办理的周到，所给乘客的便利，和工程的宏伟（有在地下挖至三层四层的地道，各层里都有车走），觉得实在够得上我们的惊叹。全巴黎原分为二十区（arrondissement），有十三条的地道车满布了这二十区的地下，成了一个很周密的地道网，你在许多街道上，常可看见路旁有个长方形的大地洞，宽约七八尺，长约十二三尺，三面有铁栏杆围着，一面有水门汀造的石级下降，上面有红灯写着Metro（即地道车）的字样，这就是表示你可以“钻地洞”去乘地道车的地方。撑着红灯的柱子上就挂有一个颜色分明记载明晰的地道车地图，你一看就知道依你所要到的地方，可由何处乘起，何处下车。走下了石级之后，便可见这种地下车站很宽大，电灯辉煌，有如白昼，墙壁都是用雪白的磁砖砌成的，你向售票处（都是用女子售票）买票后，有椅子备你坐着等车，其实不到五分钟必有一列车来，你用不着怎样等候的。这种地道车都是用电的，每到一列总是五辆比上海电车大半倍的车子，里面都很整洁，中间一辆是头等，外漆红色，有漆布的弹簧椅，头尾各二辆是普通的，外漆绿色，里面布置相类，不过只是木椅罢了。车站口有个地道车地图，上面已说过；车站里还有个相同的地图，入车站所经过的路及转角，都有大块蓝色珐琅牌子高悬着，上面有白字的地名，你要由何处起乘车，即可照这牌子所示的方向走去上车。乘车到了那一站，也有好几块这样的地名牌子高悬着给你看。在车里面还有简明的图表高悬着，使你一看就知道所经过的各站及你所要到的目的地。他们设法指示乘客，可谓无微不至，所以除了瞎子和有神经病的先生们外，无论是如何的阿木林，没有不能乘地道车的。有的地方达到目的地车站时，因“地洞”较深，怕乘客步行出“洞”麻烦，还有特备的大电梯送你上去。这种地道车有几个很大的优点：（一）车价便宜，头等每人一个法郎十五生丁（法国一个法郎约合华币二角，一个法郎分为一百生丁），普通的每人七十生丁，每晨在九时以前还可仅出八十五生丁买来回票。（因此时为工人上工时间，特予优待。）（二）买一次票后，只须不钻出“地洞”之外，你可在地道里随便乘车到多远的地方都可以。（三）各条地道纵横交叉，你可以随处换车，以达到你的目的地为止。因为车辆多，这种换车很迅速，不像在上海等电车，往往一等一刻钟或半小时。我们做旅客的只要备有一小本地道车地图，上面有各街道，有各条地道车，“按图索骥”，即路途不熟，什么地方都可去得。记者在这里就常以“阿木林”资格大“钻地洞”，或访问，或视察，全靠这“地洞”帮忙。（汽车用不起，电车公共汽车价也较昂，且非“老巴黎”不敢乘。）
除交通便利外，关于一般市民享用的设备，有随处可遇的公园，无论如何小地方，都有花草和种种石像雕刻的点缀，使它具有园林之胜，马路的广阔坦平，更不必说，像上海的大马路，在巴黎随处都是。此外如市办的浴室，清洁价廉，每人进去买票只须一个法郎（另给酒钱约二十五生丁），就可使用一条很洁净的浴巾。（肥皂须自带，临买票时如买肥皂，五十生丁一小块。）被导入一个小小的浴室里去洗莲蓬浴（Shower bath）。这种浴室虽有房间数十间，只楼下柜台上用一个女售卖员，楼上用一个男子照料，简便得很。进去洗澡的男的女的都有。记者在巴黎洗的就是这样简易低廉的澡，因为我过不起阔老的生活。
当然，如作深一点的观察，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常会拿这样的小惠来和缓一般人民对于骨子里还是剥削制度的感觉和痛恨，但比之连小惠都说不上的社会，当然又不同了。
其次是他们社会组织比较地严密。每人一生出来就须在警局注册，领得所谓“身份证”（Carte D'identité），以后每年须换一次，里面详载姓名住址父母姓名本身职业及妻子（如有的话）等等情形，每人都须随身带着备查。每人的这种“身份证”都有三份，一份归管理户口的总机关保存（大概是内政部），一份归本人保存，一份是流动的，就存在这个人所在地的警局里，如遇有迁居，须报告警局在证上填注新址并盖印。如遇有他往的时候，亦须先往该警局通知，由该警局把这份“身份证”寄往他所新迁的所在地的警局存查。外国人居留法国的，也须领有这种“身份证”。这样一来，每人的职业及行动，都不能有所隐瞒，作奸犯科当然比较的不容易。在中国户口的调查还马马虎虎，这种更严密的什么“身份证”更不消说了。
不过从另一方面想来，这种严密的办法，其结果究竟有利有害，也还要看用者为何类人。在极力挣扎维持现有的不合理的社会的统治者，反而可藉这样严密的统治方法来苟延他们的残喘。但是这是用者的不当，社会的严密组织的本身不是无可取的。
（廿二，九，十五，夜，记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