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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八日中央社南京电讯有这么一段：
“戴传贤邀粤中大在京之师生七十余人，合抄总理遗教，盛以铜盒，外镶石匣，于陵墓左近筑塔宝藏，以垂永久，七日晨八时，行奠基礼，林森、戴传贤及粤中大师生均往参加，及石匣由塔顶以绳下系时，中途绳断匣碎，惟铜盒尚存，戴决再制石匣择吉安置。”
我们从报上知道戴院长家里有“诵经堂”，又常跑到宝华山的和尚寺里去念经，参加做道场，他对于念经的兴味，大概比处理考试院工作的兴味更浓厚，尤妙的是一到国难紧急的时候，他的办法是赶紧加工念经，以消除国难；一闻有内战风云将起时，他的办法也是赶紧加工念经，祈祷和平！这些事实，报上都曾有过专电报告，大概因为他的念经和国家的存亡安危有了太密切的关系。
他现在筑塔宝藏中山先生的遗教，显然是用尊崇佛经的同类方法，尤其难得的是领导了“粤中大之师生七十余人合抄”，想来必用正楷的，在此国难日深时间特别可贵的当儿，用在这样急不容缓的重要工作上面，当然不能算是耗费，所可惜的是不知道“师生七十余人”能否都写得出像戴院长那样好的一手苏字罢了。
中山先生临死时还不忘于“奋斗救中国”，他在天之灵而有知，看见有人“奋斗”着“抄”他的遗教，“奋斗”着“筑塔宝藏”起来，又“奋斗”着“择吉安置”起来，而中国的文化古物却须大游历着，即游到帕米尔高原的老家去还怕不能终无危险，应能含笑九泉吧！
有人提倡念经可救国难，可免内乱，将来也许有人要把中山先生的遗教当经念着，或更用来大做其道场，那中国就更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