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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笔刘煜生君于一月廿一日被江苏省政府当局枪决一案，据一月三十日《申报》消息，监察院认为“此举显属破坏法治精神”，“监察院职司所在，当然不能漠视”；全国律师协会“决呈请司法部指定审判机关，即将提起控诉，以维法律”；首都新闻记者协会亦决议“呈政府依法严惩苏省当局，以保人权”。可见各方面对此事已加以严重的注意。此事是非所在，不仅是刘君一人的冤死问题，也不仅是《江声日报》一个报馆的存亡问题，也不仅是新闻界的言论自由问题，是和中山先生所揭橥的“民权”问题有直接的联系。关于这一点，监察院呈报国府的弹劾呈文有很明瞭的叙述，谓“训政时期《约法》，为训政期内根本大法，凡政府民众应一律遵守，以期促成宪政，按该法第二章第八条之规定，人民因罪犯嫌疑被逮捕拘禁者，其执行逮捕或拘禁之机关，至迟应于二十四小时内移送审判机关审问……江苏省主席顾祝同于本年（按指去年）七月廿六日拘押镇江《江声日报》经理刘煜生于该省保安处戒严司令部，迄今五月之久，尚未移送法院……违背《约法》，蹂躏人权”。此案之有关系于一般国民所托命的民权问题，是很显然的。
听说刘君的罪状为“宣传共产”，据本月廿五日《时报》所载苏省主席顾祝同氏在纪念周报告此事，谓“最显著”的证据乃在该报副刊“铁犁”中所登的几篇文字。但依监察院的呈文，则谓该副刊中所登载的各篇小说，“仅描写社会生活状况之作品，此类文字，京沪各报，时有揭登”。退一步说，即假定刘君果有共产嫌疑，但如牛兰、陈独秀各案尚且移送法院依法审查办理，刘君何为独被糊里糊涂的枪决？
此案就法律的手续和罪名的内容言，政府都有彻底根究以昭示于全国民众的必要。民众的信任是要用守法的事实来获得的。遇着这种事实的问题，结果如何，又是政府能否获得民众信任的一种试金石了。最近常听到起草宪法的谈话，如有法而不能行，起草何用？又何能引起民众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