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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占山于反正后曾致溥仪一电，劝他“俟调查团到达长春，于接见之时，将日人压迫我公及组织政府之非出己意各种情形，据实详述，一方面请求该团保护我公出国，如是则日人于国际监视下，断不敢加害我公……即使虎口不易幸脱，而因此牺牲，我公英名亦千秋万古，永为后世钦佩”，这实在是一个极好的建议。
据西报所载溥仪被土肥原派兵数人在天津寓所挟走旅顺时，限立刻跟着滚，虽妻子家人吞声饮泣，不获追随，其惨状可想，马占山致调查团电文，曾谓“溥仪尝于途中屡次以药自杀，均为监视之日人所发觉而阻止，求死不得”。又谓“本庄繁来长监视溥仪就职，预令溥仪必须恭往车站迎迓”。闻调查团于本月三日晤溥仪时，六日人立溥侧，溥除述驹井预撰之欢迎词外，未敢添一语，李顿等乃信溥为真傀儡。其实傀儡可耻，自愿为傀儡尤可耻，溥仪处“求死不得”，含垢忍辱无复生趣的境遇中，诚能于调查团晤见之时，放胆痛述，置生死于度外，一方面可以更暴露日军阀之丑于世界，一方面即不获生，亦得死所。常语谓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溥仪即以药自杀于途中，日人仍得捏造事实以自饰，死得不明不白，何异于鸿毛？对调查团激昂慷慨而死，为众目所共睹，必足以寒敌胆而为自己争回人格，死实重于泰山，乃不此之务，而伈伈俔俔扭扭捏捏恭读驹井所预做的欢迎词，我们乃不得不慨叹于求生固不易，欲求死得其所亦大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