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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盟为帝国主义的列强所把持，无弱小民族伸冤之余地，早为彰明较著的事实，而我国上下一若全以国联消息为欣喜悲哀之枢机者，不求自救而但以倚赖他人为唯一希望，此种劣根性即民族之致命伤！
我们看到国联第一次通知中日两国的通告，有“使两国立即撤兵，并使两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不受妨害”的话。以日兵侵入中国的国土，屠杀中国的人民，掠夺中国的财产，而谓须“两国立即撤兵”，须“使两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不受妨害”，这是什么话！但是我国人听了，怀着满腔的热望！到廿七日国联有屈服于日的消息，议长勒乐宣言对日谍所称“日政府极欲保障中日间之和平（？）解决”，“为之欣幸”，英国总代表薛西尔声称“赞同芳泽大使之言，解决满洲争执之责任在中日两国”，于是我国人又觉嗒然若丧。廿八日电讯传来，谓国联理事会将展一星期，俟日军全退后闭会，国人又为之一慰。仰人鼻息，随人喜怒，而毫无自救办法，试看日人占辽吉后，即以兵力强行赶筑吉会铁路，以充实其吞灭我国的步骤，即蹂躏我国的暴军暂行撤退，而实权攫去净尽，于实际的解决有何把握？
老实说，国际间向来就只有利害的关系而绝无公理之可言，英国在大战前联法抵德，在大战后又联德抵法，波谲云诡，一以自身利害为前提，即其一例。故外交形势虽非不可利用，但自己毫无自救的努力而以倚赖外援为侥幸，决无希望可言。利用外交形势而拯其祖国于危难者，德之史特莱斯曼为最近之显例，但非所语于但知因循苟且毫无眼光的外交当局。
此次日军暴行，各国舆论大都不直其所为，俄德舆论尤为激烈，苏俄之《太平洋星报》直斥为“何异于白昼行劫”；德国之《前进报》亦谓“日本竟有此强盗行为，殊觉奇异”；但我们要彻底明白，他国舆论之痛斥日军暴行为强盗是一事，我国懦弱无能，毫无御暴能力之可耻又是一事。他人之痛斥强盗，未必同时即为敬我懦弱无能之表示。故我们应沉痛知道自己之可耻，而作努力自救之准备。我们目前固切齿痛恨暴日在东北之横行，但他们处心积虑侵略东北，在实际上做准备工夫者近三十年，我们在此三十年中曾经有何自救的准备？到了强盗升堂入室，白刃加颈，始纷纷有义勇队敢死队征兵制等等的呼声，可见平日对外侮并无丝毫的准备；国内政争，拚死不悟，必至暴日用武力强占了东北，才纷纷派代表决定国内和平，可见平日对外侮并无丝毫的准备。他人以数十年的实际准备来侵略，我们只有临时抱佛脚的急就章来谋应付，试问有何把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八九十年来原无自存的能力，仅恃列国均势关系而得苟延残喘，在此八九十年有何准备？所以时至今日，仍是一个毫无战斗力以自卫的国家。自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日本乃乘各国无暇东顾，其经济势力在中国遂作长足之进展，均势力量已渐减，中国之危机亦愈迫，若今后仍泄泄沓沓，毫无自救之准备，则今日各国坐视日本在东北之横行无忌，即将来各国坐视日本在全中国横行无忌之缩影。到了那个时候，日本便可完全做到“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指日本）之东亚”（田中语）。及今不图，后悔无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