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联盟为帝国主义的列强所把持,无弱小民族伸冤之余地,早为彰明较著的事实,而我国上下一若全以国联消息为欣喜悲哀之枢机者,不求自救而但以倚赖他人为唯一希望,此种劣根性即民族之致命伤!
我们看到国联第一次通知中日两国的通告,有“使两国立即撤兵,并使两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不受妨害”的话。以日兵侵入中国的国土,屠杀中国的人民,掠夺中国的财产,而谓须“两国立即撤兵”,须“使两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不受妨害”,这是什么话!但是我国人听了,怀着满腔的热望!到廿七日国联有屈服于日的消息,议长勒乐宣言对日谍所称“日政府极欲保障中日间之和平(?)解决”,“为之欣幸”,英国总代表薛西尔声称“赞同芳泽大使之言,解决满洲争执之责任在中日两国”,于是我国人又觉嗒然若丧。廿八日电讯传来,谓国联理事会将展一星期,俟日军全退后闭会,国人又为之一慰。仰人鼻息,随人喜怒,而毫无自救办法,试看日人占辽吉后,即以兵力强行赶筑吉会铁路,以充实其吞灭我国的步骤,即蹂躏我国的暴军暂行撤退,而实权攫去净尽,于实际的解决有何把握?
老实说,国际间向来就只有利害的关系而绝无公理之可言,英国在大战前联法抵德,在大战后又联德抵法,波谲云诡,一以自身利害为前提,即其一例。故外交形势虽非不可利用,但自己毫无自救的努力而以倚赖外援为侥幸,决无希望可言。利用外交形势而拯其祖国于危难者,德之史特莱斯曼为最近之显例,但非所语于但知因循苟且毫无眼光的外交当局。
此次日军暴行,各国舆论大都不直其所为,俄德舆论尤为激烈,苏俄之《太平洋星报》直斥为“何异于白昼行劫”;德国之《前进报》亦谓“日本竟有此强盗行为,殊觉奇异”;但我们要彻底明白,他国舆论之痛斥日军暴行为强盗是一事,我国懦弱无能,毫无御暴能力之可耻又是一事。他人之痛斥强盗,未必同时即为敬我懦弱无能之表示。故我们应沉痛知道自己之可耻,而作努力自救之准备。我们目前固切齿痛恨暴日在东北之横行,但他们处心积虑侵略东北,在实际上做准备工夫者近三十年,我们在此三十年中曾经有何自救的准备?到了强盗升堂入室,白刃加颈,始纷纷有义勇队敢死队征兵制等等的呼声,可见平日对外侮并无丝毫的准备;国内政争,拚死不悟,必至暴日用武力强占了东北,才纷纷派代表决定国内和平,可见平日对外侮并无丝毫的准备。他人以数十年的实际准备来侵略,我们只有临时抱佛脚的急就章来谋应付,试问有何把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八九十年来原无自存的能力,仅恃列国均势关系而得苟延残喘,在此八九十年有何准备?所以时至今日,仍是一个毫无战斗力以自卫的国家。自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日本乃乘各国无暇东顾,其经济势力在中国遂作长足之进展,均势力量已渐减,中国之危机亦愈迫,若今后仍泄泄沓沓,毫无自救之准备,则今日各国坐视日本在东北之横行无忌,即将来各国坐视日本在全中国横行无忌之缩影。到了那个时候,日本便可完全做到“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指日本)之东亚”(田中语)。及今不图,后悔无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