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寿九十的马相伯先生在我国总可以够得上尊一声“老头儿”了,听说有一次某处开会纪念孙中山先生,请他老演说,读总理遗嘱的时候,全体起立,他仍旧坐着,说中山是我的老朋友,是我的老弟弟,可以恕我的。这并不是他老有意犯什么反革命,就是孙总理在天之灵真是亲身到了,看此“天下之大老也”的一位马老,想起来一定也要冥冥中向他点首致敬的。这位马老先生,却不是“马齿徒增”,并是一位有名的演说家,而且听说我国人精于拉丁文的,除了至死拖着辫子的辜鸿铭外,硕果仅存的就是他。
在本年十二月十三日,有许多朋友替他庆祝九秩寿辰,这位老头儿说了几句老话倒也饶有趣味。他说他十七岁到上海的时候,一只鸡蛋只卖一个钱,拿出五个钱到小菜场去买菜,就可以过节;一担米只卖六七百文;道光二十九年闹着空前大饥荒,一担米卖到一千二百文,大家已经叫苦连天,诧为奇事!这几句老话当然可以反映目前生活程度之高得可以,不过我们如想到文明愈进化,生活程度亦愈高,各国如此,原无足奇,最可虑的是生活程度尽管继长增高,而全国的生产力和个人的入款率却不能跟着跑,人人觉得入不敷出,苦不堪言,便是社会杌陧现象之所由来。
马老先生还说了几句话,不是有趣味,却含有使人受着很大刺激的辣味。据说他初到上海的时候,所谓租界也者不过是洋泾浜一带,现在我们所看见的南京路在当时还是一片荒凉,垒垒坟地;所有的巡捕不过十六个。后来他就活着眼巴巴的看见租界的圈儿一年比一年的大起来,大到如今的田地。我以为他这几句老话至少含有两点意味:(一)我国的荒凉坟地给人家拿去了便变成如今的繁华市场;(二)我国人在此数十年中竟好像蒙在被窝里睡觉,让租界的圈儿尽管一年比一年的大起来。我们的民族意识这样的强烈,怪不得最近有一位旅沪外侨名玛立逊也者竟在《大陆报》上大提倡索性把上海租界南市吴淞以及近郊各地“一搨括之”收租价五万万两,统统送给外国人。可惜他竟未提倡把中华民国送掉,那岂不更为直截了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