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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铁技术的进步和铁制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

春秋战国之交农业生产有着飞跃的发展,这是由于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有着突出的进步。农业生产工具所以能够突出进步,是由于冶铁技术的两个重大发明,就是铸铁(即生铁)冶炼技术的发明和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正是由于这两个重大发明,使得铁农具很快很广泛使用于农业生产,促使农业生产技术突飞猛进,生产量有很大的提高。

冶铁鼓风炉的重大进步 中国铸铁冶炼技术所以能够比欧洲早一千九百年发明,并且很早推广应用,主要由于继承和发展了青铜冶铸技术,并运用了长期累积的丰富经验。远在商代和西周时代,青铜冶铸技术已有很高水平,商代已能铸造大型青铜器如“司母戊大方鼎”,西周已能铸造大型青铜器如“大盂鼎”、“大克鼎”等。春秋时代已使用高大的圆锥形炼铜竖炉,高达一点二到一点五米左右,炉缸有一或两个鼓风口,有着鼓风设备,因而到春秋后期,冶铁鼓风炉有重大的进步,已能铸造大型铁器用来颁布成文的刑法。公元前五一三年,晋国曾在国都征收“一鼓铁”的军赋 ,把成文的刑法(即当时所谓“刑书”)铸在铁鼎上颁布(《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我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展,有着自己独创的发展道路。这时冶铁技术的进步是和冶铁鼓风炉的改进分不开的。由于冶铁手工业积累了经验,扩大了炼炉,加强了鼓风设备,使得炼炉的温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也就改进了冶铁技术。当时冶铁炼炉上的鼓风设备是一种特制的有弹性的大皮囊,这种大皮囊的形式和当时一种盛物的叫做“橐”的皮囊相类似,两端比较紧括,中部鼓起,好似骆驼峰。在这个大皮囊上有把手,用手拿把手来鼓动,就可把空气中的氧不断地压送到炼炉鼓风管中,以促进炼炉中木炭的燃烧,从而提高炼炉的温度。 这时冶铁的炼炉叫做“鑪”。鼓风的大皮囊因为形式像橐,就称为“橐” 。那个炼炉的鼓风管的装置,因为和一种称为“籥”的管乐器差不多,就称为“籥”。这种鼓风设备也总称为“橐籥”。

《老子》的作者曾把宇宙整个空间比作这种鼓风设备,说:“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子》第五章)这种鼓风设备很富于弹性,在空虚的时候是鼓起来的,愈是鼓动它,空气也就愈吹出来,确是“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的。这种鼓风设备曾沿用相当长的时间,后世称为“排橐”,或称为“冶橐”(《说文解字》“ ”字解说)、“排囊”(《后汉书·杨璇传》)、“鼓 ”(《一切经音义》卷八)、“鼓 ”(《一切经音义》卷十三),也简称为“排”、“ ”、“ ”、“ ”,这四个字都是同音通用的。

当时橐是牛皮做的,《墨子》曾说“橐以牛皮”(《备穴篇》)。每个炼炉上所使用的橐不止一个,越是大的炼炉,所使用的橐就越多。《墨子》曾说“灶用四橐”(《备穴篇》),这就说明当时炉灶所用的橐确是有好多个的。据《吴越春秋》说,吴王阖闾铸造“干将”、“莫邪”两把宝剑时,曾使用“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装炭”,然后“金铁乃濡,遂以成剑”(《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在这个铸造两把剑的炼炉上,参加“鼓橐装炭”的多到三百人,这说明当时炼炉上所使用的橐是不少的。大概这时炼炉上由于装置了几个入风管,送进去的氧气比较充分,大大提高了温度,改进了冶铁技术。“籥”原是由一排竹管编成的一种管乐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籥”字和“龢”字所从的“龠”字,都像一排竹管编成的样子,当时鼓风管称为“籥”,可能由于当时炼炉使用多管鼓风的缘故。

同时,由于开矿技术的进步和炼炉鼓风技术的进步,在当时的战争中不但使用了地道战术,而且把鼓风设备作为抵御地道战术的防御武器,用鼓风设备把烟压送到敌方地道中去窒息敌人。 [1]

铸铁冶炼技术的发明 鼓风方法的革新,是提高冶铁技术的关键之一。惟有革新了鼓风方法,才有可能把炼炉造得高大,使炼炉的温度提高,从而加速冶炼的过程和提高铁的生产量。在中国古代,由于冶铁鼓风炉的进步,很早就发明了冶炼“铸铁”(即生铁)的技术。这个发明要比欧洲早一千九百年。

图三 春秋末期铁器

1.长沙龙洞坡楚墓出土铁削。

2.常德德山十二号楚墓出土铁削。

3.长沙识字岭三一四号楚墓出土铁锄。

4.六合程桥一号吴墓出土铁块。

5.六合程桥二号吴墓出土铁条。

本来,早期的冶铁方法是很简陋的。炼炉很小,构造十分简单,冶铁时把矿石和木炭一层夹一层的从炉子上面加进去,生了火,用一两个橐来鼓风。由于炼炉狭小,使用的橐不多,压送入炉的空气又不够充分,因此,炭火的温度就不够高,炉中的矿石就不可能充分熔化,被还原的(即去了氧的)铁从炉中出来时,是海绵状态的熟铁块。这种表面粗糙、夹有渣滓的熟铁块,需要经过相当时期的锻打,才有可能得到较纯的铁块。这种早期的冶铁法,有人称为“块炼法”。在欧洲,曾经长期运用这种“块炼法”来炼铁,到十四世纪使用了水力鼓风炉,才发明铸铁冶炼技术。

我国早在春秋晚期,就发明了铸铁冶炼技术。从近来考古发掘出土的春秋战国之际铁器来看,有用“块炼法”制造的,也有用铸铁铸造的,更有把铸铁件经过加热退火柔化处理而成为展性铸铁的 。从炼得铸铁,铸成器件,进而采用加热退火的方法,对铸铁件加以柔化处理,必须有一个试验改进的过程。由此可以断定,我国铸铁冶炼技术的发明,应该更要早些。至少到春秋晚期,中原地区这种铸铁冶炼技术已经比较成熟,我们从公元前五一三年晋国铸刑鼎这件事,就可以了解这一点。我们知道,要把刑书铸在铁鼎上,不是件简单的事。即使这部刑书的文字不多,总该有些条文,要把这些条文铸到铁鼎上,这个“铸型”不会太小,所需流动状态的铸铁也不会太少,否则的话,就不可能铸成功。毫无疑问,中国古代由于改进了炼炉的鼓风方法,提高了炼炉的温度,很早就发明冶炼铸铁的技术,使炼出的铁成为液体,从而加速了冶铁过程,提高了铁的生产率。这对于冶铁业的发展和铁工具的推广使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图四 春秋战国之际铁鼎

一九七五年湖南长沙长窑十五号墓出土。

到战国中晚期,冶炼铸铁和铸造铁器已开始分工,新郑郑韩古城的内仓、西平酒店村和登封告城镇,都已发现战国铸铁遗址。告城镇发现了熔铁炉底及炉衬残片,还发现有拐头的陶鼓风管以及木炭屑,可见当时熔铁炉和炼铁炉同样以木炭为燃料。

近来考古发掘出土的战国以迄汉魏铁农具,大多数是铸铁制造的;在同时的手工业工具中,铸铁件也占很大比例。一九七七年七月长沙窑岭春秋战国之际楚墓出土铁鼎,口径二十三厘米(相当于当时一尺),高二十一厘米,腹深二十六厘米,出土时重三千二百五十克(相当于当时十三斤),金相鉴定表明含有少量石墨,基体为铸铁。

铸铁铸造工艺的进步 由于继承和发展了青铜铸造工艺的优良传统,这时铸铁的铸造工艺很快发展到相当的高水平。铸范有陶制的,更有铁制的。并已由单合范发展为复合范。单合范是一种较原始的铸型,一面是立体的铸型,把它合在一块平板上浇注,铸成的工具或钱币一面是平的。复合范是多块铸范用“子口”拼合,箍紧后浇注,用这种方法就可以铸造大而复杂的工具和器物。一九五三年河北兴隆燕国冶铁遗址出土大批铁质铸范,包括六角梯形锄范、双镰范、范、斧范、双凿范、车具范等,大多数是复合范,构造复杂,制作精美,说明这时铸铁的铸造工艺已达到相当完美的程度。从六角梯形锄范使用铁内芯来形成锄柄孔的办法(即通过锄范壁插入一根铁芯子)来看,说明当时冶铁手工业工人已掌握了相当熟练的操作技术。与此同时,在兴隆一带也发现了与这些铸范的形式基本相同的铁斧、铁锄等。此外在今河北、山东等省所发现的铁工具和车具,从其形制和金相组织来看也有不少是用金属型铸成的。铁范本身是白口生铁的铸件,又是铸造铁器的模具。这样用铁范来铸造铁器,可使铸件形状稳定而精致,并可连续使用,不致像一般陶范那样用一次就要毁坏,其生产效率就可以提高很多。

图五 兴隆发现的战国生产工具铸范

上图计有锄范、范、斧范、双凿范等四种,采自《考古通讯》一九五六年第一期郑绍宗《热河兴隆发现的战国生产工具铸范》一文。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些铸范的具体结构及其铸造工具的方法。

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 战国时代开始广泛使用铸铁的工具,但是早期的铸铁,是质脆而硬的白口铁,很容易折断,不耐用。因此,当时劳动人民从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两种柔化铸铁的技术:

一种方法是铸铁件的可锻化热处理,经过氧化脱碳并析出部分石墨,使成为白心可锻铸铁。到战国晚期,出现了黑心可锻铸铁,是经过长时间加热退火而成,韧性比白心可锻铸铁高。

另一种方法是经过加热氧化,对铸铁进行脱碳处理。在脱碳不完全时,铸件外层已成为钢,内层还是铸铁,成为一种钢和铁同存于同一工具中的复合组织;在脱碳较完全时,白口组织消失,铸件组织全部由铁变成钢,但还保存有铸件的特点(具有缩孔、气眼等特征)。

当时还利用控制退火办法,创造了表面为低碳纯铁、中心为硬度高的体质复合铸件,使用中把表面层磨损,露出中间层作为刃口,解决了某些工具要求有坚硬锋利耐磨的刃口而又具有韧性的矛盾,这种方法在战国后期,北起燕赵、南达楚国的范围内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铁工具的功能。

我国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要比外国早二千多年。欧洲到十八世纪才有白心可锻铸铁,十九世纪美国才开始熔制黑心可锻铸铁。我国这个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对于当时铁工具的广泛使用,对于促进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渗碳制钢技术的发明 楚、韩两国铁兵器的锋利是非常著名的,到汉代谈到剑,还是以“墨阳、莫邪”连称(《淮南子·修务篇》),以“棠溪、墨阳”连称,还有“强楚劲韩”的称号(《盐铁论·论勇篇》)。《荀子》说楚国“宛钜、铁 ,惨如蜂虿”(《议兵篇》),以前注释家认为“钜”即是“大刚”(《史记·礼书·集解》引徐广说、《荀子》杨倞注)。“ ”即矛的别称,这是说宛地所制钢铁的矛特别锋利。战国时代著作的《禹贡》,说梁州(约当今四川省)贡物有“璆、铁、银、镂”,以前注释家都认为“镂”是一种可作刻镂工具的“刚铁”(《说文解字》、《史记·夏本纪·集解》引郑玄说、《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

渗碳制钢技术,远在春秋晚期已经发明,南方楚国已经应用。一九七六年长沙杨家山春秋后期墓葬中,发现一口钢剑,长三十八点四厘米,宽二到二点六厘米,脊厚零点七厘米。经取样分析,是用含碳量百分之零点五左右的中碳钢制成。从剑身断面上用放大镜可以看到反复锻打的层次,中部由七至九层叠打而成。 近年对燕下都出土的部分剑、戟和矛检查表明,战国后期燕国也已采用渗碳制钢技术,把“块炼铁”放在炽热的木炭中长时间加热,使表面渗碳,经过锻打,成为渗碳钢片,再把渗碳钢片对折,然后多层折叠起来锻打,制成兵器或工具,接着更用淬火和正火等热处理方法,改进钢材的性能。当时已经懂得根据不同器件所要求的不同性能,对钢材进行不同的处理方法。 这种渗碳制钢技术的创造,适应了当时社会大变革中发展生产的需要和战争的需要,对于革新生产技术和扩大社会生产,改变战争的方式,起了重要的作用。

图六 春秋晚期钢剑

一九七六年湖南长沙长杨六十五号墓出土。见《文物》一九七八年第十期。

固体渗碳制钢技术的发明和宝剑的制作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讲到秦王有六件“宝”,不是秦国所生产的。其中一“宝”就是太阿之剑。太阿之剑,据《越绝书》说是春秋末年吴国冶炼技师欧冶子和莫邪所炼制的三把宝剑之一。《吴越春秋》又讲到吴国冶炼技师干将开采了“铁精”和“金英”冶炼宝剑,三月没有成功;他的妻子莫邪“断发剪爪”,投入冶炼炉中,因此“金铁乃濡,遂以成剑”,炼制成干将、莫邪两把宝剑。这个炼制宝剑的故事带有神话传说性质。清代学者王念孙早就指出,“干将”和“莫邪”本是刀剑锋利的形容词,传说中变成了宝剑的名称,后来又演变为冶炼技师的名字(《广雅疏证·释器篇》)。但是传说中所说的带有神秘色彩的冶炼技术,确是有一定的事实为依据。冶炼史专家丁格兰(F.R.Tegengren)认为,所谓投入“断发剪爪”,实质上就是加入相当的“磷”质,起了催化的作用(丁格兰《中国铁矿志》第二编《中国之铁业》)。这个推断是有科学的根据的。长期流传在河南、湖北、江苏等地的“焖钢”冶炼法,把熟铁块放在陶制或铁制容器中,除了按一定的配方加入渗碳剂之外,也还使用含有磷质的骨粉作为主要催化剂,然后密封加热,使之渗碳而炼成钢材。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的刘胜佩剑和错金书刀,经过分析,都表明含磷较高,错金书刀的刃部中间还有含钙磷的较大夹杂物,估计曾用含有磷质的东西作为渗碳催化剂。《吴越春秋》所说“铁精”当是质量较精的熟铁块,所说“金英”当是含碳较多的渗碳剂,所谓“断发剪爪”是指含有磷质的头发指甲之类东西,用作催化剂。所谓“金铁乃濡”,是说“金英”的碳分不断地渗入到“铁精”中,“濡”具有相互渗透的意思。估计秦王所佩太阿之剑,就是用这样冶炼而成的优质钢材锻制的(参见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下编第一章第一节)。

铁矿的开发 这时人们在采矿中也已积累了一些经验,据说“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此山之见荣也”(《管子·地数篇》),所谓“荣”,具有矿苗的意义,所谓“赭”是一种赤铁矿性质的碎块,就是《山海经·北山经》少阳之山的“美赭”,《本草纲目》称为“代赭”,俗称铁朱,是和赤铁矿伴存的(章鸿钊《石雅》)。

据《山海经·五藏山经》的记载,有明确地点的产铁的山共有三十七处,分布于今陕西省、山西省、河南省和湖北省,即在战国时代秦、魏、赵、韩、楚等国统治地区,其中在韩、楚、秦三国统治地区的较多。 [2]

从今湖北大冶铜绿山发现的战国铜矿井遗址看来,当时已有效地采取了竖井、斜井、斜巷、平巷相结合的开拓方式,创造了分层充填的上行采矿方法。竖井深达五十多米,用作交通孔道,可把矿石和地下水提出地面,把井架支护木送到井下,用辘轳、大绳和木钩等工具提运。斜巷从矿层面斜穿到底部,主要是为了探测矿藏。平巷沿水平方向开拓,是为了开掘矿石。人们把竖井分成多层,从矿层底部由下而上地逐层开拓平巷,每层平巷装有辘轳,可以逐层把矿石提升出地面。他们在井下将采得的矿石进行初步分选,以贫矿、碎石和泥土充填废巷,借以保证提运出的大都是富矿,并减轻井下运输和提升的工作量。在通风方面,创造了利用井口高低不同所产生的气压差,形成自然风流;并采用关闭已废弃巷道的办法来控制风流,使流向采掘的方向,保证风流能达最深的工作面。在排水方面,把水引向井下积水坑,再用辘轳吊挂水桶提升出地面。这一切,说明了战国时代开矿技术已是相当进步。

图七 湖北大冶铜绿山战国铜矿井遗址的外观速写

采自铜绿山考古发掘队《湖北铜绿山春秋战国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一九七五年第二期。

各国冶铁手工业地点 战国时代,各国都已有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魏国的冶铁手工业是比较发达的。西汉时宛地经营冶铁手工业的孔氏,其祖先原是梁人,以“铁冶为业”的(《史记·货殖列传》),足见魏国必有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 。秦国在卫鞅变法后,据说“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语),司马迁的第四代祖司马昌曾做秦的“主铁官”(《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梦出土《秦律》述及“右采铁、左采铁”的官,可见秦也必有重要冶铁地点。

至于赵国,其国都邯郸(今属河北)就是个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不仅邯郸人郭纵以冶铁成业,财富和“王者”相等,就是西汉初年临邛(今四川邛崃)经营冶铁手工业的卓氏,其祖先也本是赵人,“用铁冶富”的(《史记·货殖列传》)。因为邯郸西北地区就有丰富的“邯郸式”的铁矿。齐国的国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北)也是个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近年在临淄故城中发现了冶铁作坊六处,其中最大一处面积约四十多万平方米。因为淄河两岸有许多“朱崖式”的铁矿。直到今天,朱崖式和邯郸式两种类型的铁矿在铁矿床类型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楚国最著名的冶铁手工业地点是宛(今河南南阳),有所谓“宛钜、铁 (即铁矛)”(《荀子·议兵篇》)。韩国的国都新郑,有官营冶铁手工业作坊。近年在新郑故城内的仓城村发现了许多、镈、刀等陶质内外范,同时发现有同样形式的铁器,当为官营冶铁手工业作坊的遗址。韩国的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也有冶铁手工业作坊,近年在告成镇发现了战国时代的熔铁炉底、炉壁及炉衬的残块,陶制和泥制鼓风管的残片、木炭屑,和锄、、斧、铲、镰、削、刀、箭杆、矛、带钩等陶范。这该是铸造农业生产工具为主的冶铁手工业作坊。当时阳城所以能够成为冶铸铁器的重要手工业地点,是和附近少室山“其下多铁”(《山海经·中次七经》)分不开的 。韩国的冶铁手工业地点是最多的,其著名的锋利剑戟出产在冥山、棠溪、墨阳、合膊、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等地。冥山在今河南信阳东南,棠溪在今河南舞阳西南,合膊和龙渊都在今河南西平西,宛冯就是指宛,一度为韩占有;邓师就是指邓,在今河南孟县东南。燕国的燕下都(今河北易县)也是个重要冶铁地点,在它的遗址内发现冶铁作坊三处,总面积达三十万平方米。燕国在今河北兴隆也有官营冶铁手工业地点。近年在兴隆发现了战国时代铸造工具的铁范八十七件,其中十多件铸有“右廪”二字,知为官营冶铁手工业产品

铁工具的广泛使用 由于冶铁技术的创造和发明、铁矿的开发和冶铁手工业的逐渐发展,到战国中期以后各种农业和手工业的工具已普遍用铁制。《管子》的作者认为必须有铁工具,“然后成为农”,“然后成为车”,“然后成为女”(《轻重乙篇》),“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海王篇》)。在战国中期有个“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主张君民并耕而食,孟子曾为此问他的弟子陈相道:“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孟子·滕文公上篇》)也就是问:许行用釜甑来蒸煮么?用铁制农具来耕田么?可知当时中原地区“铁耕”确已非常普遍,如果有人不用“铁耕”,已成为出乎常情的事了。从近年考古发掘出土的工具来看,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南方的吴、楚地区和中原的三晋、两周地区已有铁工具,农具有铲、锛、臿、镢等,手工具有削、凿、斧、锤等,但是还不能排除青铜工具和木石工具的使用;到战国中期,北起辽宁,南到广东,东自山东,西到四川、陕西,都已广泛使用铁器,铁农具已排斥木、石农具而取得主导地位。铁农具有一字形臿、凹字形臿、空首布式锄、凹字形侈刃锄、六角梯形方銎锄、五齿耙、、镢、V字形铁口犁、镰等,铁工具有銎斧、片斧、刀削、凿等,铁兵器有剑、戟、矛、镞(或铁铤铜镞)等,其他铁器有铁鼎、铁带钩等。铁器的广泛使用,便利了砍伐树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图八 战国铁工具

1.一字形臿 2.六角梯形锄 3.V字形犁 4.臿 5.凹字形臿 6.镰 7.9. 8.斧 10.凿 11.五齿耙 12.凹字形侈刃锄及安把方式

近年在长江下游地区,如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发现有青铜篦纹镰,时代从春秋末年到战国中期,说明这一带青铜小农具还流行到战国中期。


[1] 《墨子·备城门篇》、《备突篇》、《备穴篇》中,都有用“炉橐”来作为地道战术中重要防御武器的记载。主要谈的是:凡是遇到敌人从地下掘地洞向城里进攻,必须察知其掘洞之所在,掘洞前往迎接它,使有一孔通敌方,烧炉灶,用“橐”来鼓动,把烟压送到敌方去。这是战国时代普遍应用的一种防御战术,所以《韩非子·八说篇》说:“干城拒冲,不若堙穴伏橐。”(“橐”字旧误作“櫜”,从王先慎《集解》据《荀子》杨倞注校正)《墨子·备城门》以下诸篇,虽是战国后期墨家论述“墨翟之守”的,但是这种地道战术和用炉橐作为防御武器的战术,在墨子时早已有了。《墨子·节用上篇》说:“且大人惟毋兴师,以攻伐邻国,……有与侵就 橐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孙诒让《墨子间诂》说:“‘有’读为‘又’,‘侵就’未详,‘橐’以举火攻城之具,见《备穴篇》。……疑此‘ ’亦当为‘伏’之讹。”这种地道战术和用“炉橐”作为防御武器的战术的产生,就是由于开矿业和冶铁手工业发达而来的。《墨子·备穴篇》曾说:在从事这种战斗中,“必令明习橐事者,勿令离灶口。”所谓“明习橐事者”,也就是熟练地操作冶铁鼓风设备的冶铁手工业工人。

[2] 《山海经·五藏山经》所载产铁的山共有三十七处。在《西山经》中共有下列八处:一、符禺之山“其阴多铁”,在今陕西华阴北;二、英山“其阴多铁”,在今陕西华县北;三、竹山“其阴多铁”,在今陕西渭南东南;四、泰(秦)冐之山“其阴多铁”,在今陕西延安;五、龙首之山“其阴多铁”,在今陕西西安北;六、西皇之山“其阴多铁”;七、鸟山“其阴多铁”;八、盂(孟)山“其阴多铁”。在《北山经》中共有下列六处:一、虢(号)山“其阴多铁”;二、潘侯之山“其阴多铁”;三、白马之山“其阴多铁”,在今山西盂县东北;四、维龙之山“其阴多铁”,在白马之山南三百里;五、柘山“其阴有铁”,在维龙之山南一百七十里;六、乾山“其阴多铁”。在《中山经》中共有二十三处:一、涹山“其阴多铁”,在今山西蒲县南;二、泰威之山有枭谷,“其中多铁”;三、密山“其阴多铁”,在今河南新安;四、橐山“其阴多铁”,在今河南陕县西;五、夸父之山“其阴多铁”,在今河南灵宝东南;六、少室之山“其下多铁”,少室即今嵩山西部,在今河南登封北;七、役山“多铁”,在今河南新郑西;八、大 之山“其阴多铁”,在今河南密县;九、荆山“其阴多铁”,在今湖北南漳西;十、铜山“其上多金、银、铁”;十一、玉山“其下多碧、铁”;十二、岐山“其下多铁”,在今陕西岐山;十三、 山“其阴多铁”;十四、虎尾之山“其阴多铁”;十五、又原之山“其阴多铁”;十六、帝囷之山“其阴多铁”,约在今河南泌阳、南阳之间;十七、兔床之山“其阳多铁”,约在今河南嵩县、南阳之间;十八、鲜山“其阴多铁”;十九、求山“其阴多铁”;二十、丙山“多黄金、铜、铁”;二十一、风伯之山“多铁”;二十二、洞庭之山“其下多银、铁”,在今洞庭湖旁;二十三、暴山“多文石、铁”,在洞庭之山东南一百八十里。以上所有今地的考释,依据郝懿行《山海经笺疏》。 Z2tA2kez/Y8Gn8Q3dBSpF30z3FzqXaCda1ABtzHQNZiLVacEFDVer7QFs0rN2S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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