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战国史料的整理和考订

战国主要史料的特点 我们要进行战国史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困难，需要加以克服。因为现存的战国时代的史料，残缺分散，年代紊乱，真伪混杂。既不像春秋时代的历史有一部完整的编年史《左传》可以凭信，更不像秦汉以后每个朝代有着完整的历史记载。战国史料所以会如此残缺分散，有个特殊原因，就是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秦始皇“烧天下《诗》、《书》（指《诗经》、《尚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史记·六国年表序》）。由于《诗经》、《尚书》和先秦诸子，民间多有收藏，秦不能尽烧，后来还能重新发现。而东方六国的史官记载，只藏在官府，一经焚毁也就完了。当司马迁著《太史公书》（即《史记》）时，号称“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可是战国主要史料只有《秦记》和纵横家书。因为秦原来文化比较落后，秦史官所记的《秦记》比较简略，“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于是《史记》的战国部分记述，就有不少残缺和错乱，特别是所记东方六国的史事，不但有残缺，而且年代有很多紊乱。顾炎武早已指出，春秋、战国之间是历史上转变剧烈的时期，然而“史文阙（缺）轶（佚），考古者为之茫昧”（《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

司马迁所作《史记》，所凭战国主要史料，除《秦记》以外，惟有纵横家书，就是司马迁所说：“战国之权变亦颇有可采者。”当秦、汉之际和西汉初年，纵横家游说和献策的风气依然盛行。所谓“纵横长短之术”，如蒯通、主父偃等人正递相传授，因而纵横家书的各种选本仍多流传，不为“秦火”所烧尽，汉初皇家书库和民间都有收藏。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就是依据当时皇家书库所藏纵横家书的六种选本：《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种帛书的选本二十七章（现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就是民间所藏的一种选本。而且蒯通等人为了传授其“纵横长短之术”，也有选编的选本流传，《汉书·蒯通传》称：“通论战国时之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

在战国时代连年不断的相互兼并的战争中，盛行合纵连横的相互斗争方式，因而纵横家成为当时九流十家中最盛行的流派，常常充当秦、齐等强国的相国等高官，主谋合纵连横而谋求在战争中得胜的策略，往往一次重大的合纵连横的决策和行动，造成兼并战争形势的重大变化。纵横家实质上就是为强国君主主持外交和谋求对外兼并战争胜利的谋士，刘向把编辑的战国纵横家书定名为《战国策》，就是由于“战国时游士辅所用国为之策谋”（刘向《校战国策书录》） 。纵横家所讲究的“策谋”，就是所谓“纵横长短之术”。《史记·六国年表序》说，“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之后，“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衡短长之说起”。所谓“纵横”，就是指外交和兼并战争的合纵连横。所谓“短长”，也是指谋求外交和兼并战争胜利策略的短长，而自称为策谋最长的，因而汉初皇家书库所藏纵横家书的选本，有称为《国策》的，有称为《短长》的，更有称为《长书》或《修书》的。“修”就是“长”的意思。蒯通所编纵横家书称为《隽永》，颜师古《注》说：“隽，肥肉也。永，长也。言其所论甘美而义深长也。”纵横家一贯重视计谋策略的作用，认为“计者事之本也，听者存亡之机”（《战国策·秦策二》），或者说：“夫听者事之候也，计者存亡之机也。”（《史记·淮阴侯列传》所载蒯通语）他们认为得计而听从，便可建成“王”业。他们常言道：“计听知顺逆，虽王可也。”（《战国纵横家书》第二十四章，《战国策·秦策二》相同，惟“顺”作“覆”）纵横家以为“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韩非子·五蠹篇》）；“从（纵）成必霸，横成必王”（《韩非子·忠孝篇》）。所谓“王”，就是完成统一，从而建立统一的王朝。

由于纵横家重视计谋、策略和权变，纵横家书所搜辑汇集的掌故以及历史经验教训，不限于合纵连横的游说和决策，包括有许多谋求对外兼并战争胜利的计策，兼及法家与兵家谋求胜利的故事和游说辞。如《战国策·赵策三》长篇记述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时的争论和经过，其所持理论为法家主张，兼有“兵技巧家”讲求改革战斗技艺的性质。又如今本《战国策》末章（姚宏据苏辙《古史》所引而收辑的），记秦将白起长篇回答秦昭王的言论，阐明所以能攻克楚都鄢郢，大破韩、魏联军于伊阙的原因，“皆计利形势、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这是“兵形势家”的见解。由此可见，《战国策》中确实保存了许多战国的重要史料。

但是《战国策》主要是纵横家所编选的游说故事和游说辞，原是供游士作为榜样而揣摩和学习的。许多游说辞是用作练习游说的脚本的，许多献策的信札也是供游士模仿的。当战国末年和秦、汉之际，有些纵横家夸大游士合纵连横的作用，有伪托著名纵横家和将相所作的游说辞和书札的，甚至虚构合纵或连横的故事，这是必须认真加以鉴别的。

《竹书纪年》和校正《史记》东方六国纪年的考订 《史记·六国年表》所载东方六国君主的世次年代，有很多错乱，西晋初年汲县魏墓出土的竹简中，有一部魏国的编年史，叙述夏、商、西周、春秋的晋国和战国的魏国史事，到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二九九年）为止，整理者定名为《竹书纪年》。此中所记战国史事，不但可以补充《史记》的不足，而且能够用来纠正《史记》所载东方六国纪年的错乱。不幸原书宋代已经散失，今本《竹书纪年》出于后人重编，有许多错误。清代以来学者曾依据宋以前人所引用的《古本竹书纪年》加以编辑考订，尚不免有脱误。历来学者依据《古本竹书纪年》来纠正《史记》所载六国纪年的错误，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考订还不够完善，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的细密考订。

用《古本竹书纪年》来纠正《史记》中六国纪年的错乱，魏惠王的年世是个关键问题。《史记》称魏惠王三十六年卒，惠王子襄王十六年卒，襄王子哀王二十三年卒。前人根据《古本竹书纪年》（以下简称《纪年》），认为魏惠王三十六年没有死，只是改元又称一年，又十六年而死。只要把《史记》中魏襄王的年世改作魏惠王改元后的年世，把魏哀王的年世改作魏襄王的年世，问题就解决了。可是实际上，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我们把《纪年》和《史记》所载魏武侯和魏惠王时的大事加以对勘，便发现两书所记大事的年代都相差一年或两年，而年代相同的一件也没有。相差两年都是战争，战争是可以连续两年的，但是像秦封商君和鲁、卫、宋、郑四国之君来魏朝见，是不可能跨年度的。特别要指出，《史记·六国年表》记秦献公十六年（公元前三六九年）日蚀，此年按《史记》是魏惠王二年，而《纪年》（《开元占经》卷一〇一所引）称秦惠王元年“昼晦”，“昼晦”就是日蚀。查公元前三六九年西历四月十一日确是日有环食。据此可知《史记》魏惠王纪元误上了一年，该是魏惠王于三十六年改元又称一年，未逾年改元，惠王未改元前实只三十五年，《史记》误以惠王三十六卒，于是惠王改元以前的年世误多一年，因而惠王纪元误上了一年，连带魏文侯、魏武侯纪元都误上了一年。虽然只有一年之差，但是对于改正《史记》中东方六国纪年的错误，牵连很大。

《史记》所载田齐君主世系和年代的错误是较多的，我们可以据《田世家·索隐》、《魏世家·索隐》、《孟尝君列传·索隐》等所引《竹书纪年》加以校正。《庄子·胠箧篇》谓“田成子（即田常）弑齐君，十二世有齐国”，而《史记》所载，田常以后，经襄子盘、庄子白、太公和、桓公午、威王因齐、宣王辟彊（疆）、湣王地、襄王法章，到王建被灭，只有十世。以《纪年》和《史记》比勘，可知庄子白以后脱去悼子一世，太公和（即田和）以后又脱去侯剡一世。《史记》谓桓公“六年卒”，而《田世家·索隐》说：《纪年》“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见”，可知《史记》所说桓公六年卒，“六”为“十八”二字之误。《史记》从田和以后，既脱去侯剡一世九年，又误桓公十八年为六年，短少十二年，以致误把威王的年世移前二十一年，同时把宣王和湣王的年世都依次移前，于是《史记》所载历史事件，都和齐威王、宣王、湣王的年世不相符合。最显著的例子是，《孟子》和《战国策》等书都说齐宣王乘燕王哙传位给相国子之后所引起的内乱，派遣匡章统率大军攻破燕国，而《史记·六国年表》把此事记在周赧王元年，即齐湣王十年，可知《史记》所记宣王和湣王的年世必然有误。据《孟尝君列传·索隐》所引《纪年》，梁惠王后元十五年齐威王薨，可知齐宣王元年在周慎靓王二年（公元前三一九年），周赧王元年（公元前三一四年）齐伐破燕，正当齐宣王六年，正和《孟子》、《战国策》等书所记相合。

合纵连横史料的去伪存真 纵横家的缺点，偏面强调依靠外交活动造成合纵或连横的有利形势，过分夸大计谋策略的作用，苏秦和张仪是推行合纵或连横的策略得到成功的代表人物，向来为纵横家所推崇，作为揣摩学习的榜样，因而两人的游说辞和献策书信，成为传诵的范本，于是后人伪托的作品为适应这个需要而出现。他们把苏秦和张仪说成一纵一横而同时对立的人物，其实张仪是秦惠王的相国，苏秦是齐湣王的相国，两人并不同时对立。当时和张仪的连横对立的，是公孙衍的合纵。

《汉书·艺文志》的纵横家，著录有《苏子》三十一篇和《张子》十篇，《苏子》居于首位而篇数最多。《战国策》所载纵横家的游说辞和书信，也以苏秦最多，就是因为其中夹杂有许多伪作。司马迁早已看到这点，曾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史记·苏秦列传》）可惜司马迁未能去伪存真，反而以伪为真，所作《苏秦列传》即依据大量伪作而成，并夸称“苏秦为纵约长，并相六国”，使“秦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宋代黄震《黄氏日钞》已指出，此“乃游士夸谈，本无其事”。近代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著有《苏秦的小说》一文（刊于越南河内远东法国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刊《亚洲研究》，《北平图书馆馆刊》七卷六号有冯承钧译文），以为《苏秦列传》年代错乱，不符事实，可以说是“一种理想的小说”。其实不是小说，这是战国后期纵横家所伪托，用来夸大苏秦合纵的计谋的。今本《战国策》中所载张仪、苏秦游说的史料，真伪参半。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其中第一部分提供了苏秦为燕反间和发动合纵攻秦的可信史料，我们可以据此鉴别《史记》和《战国策》中所有苏秦史料的真伪。

乐毅破齐史料的去伪存真 自从赵兼并中山和略取胡地之后，形成齐、秦、赵三强鼎立斗争的局势。秦昭王十九年到二十三年间（公元前二八八到前二八四年），是三强相互争夺宋地而激烈斗争的时期。秦昭王十九年秦相魏冉约定齐、秦两君并称为“帝”，并约五国合纵攻赵，以便兼并赵国而三分其地。二月后，齐湣王听从苏秦计谋，放弃帝号，转而与赵合作，发动五国攻秦，结果迫使秦废帝号，并归还了一些所侵赵、魏的城邑。齐就乘此时机攻灭宋国，激起了赵、魏等国的反对。秦于是主谋发动合纵伐齐，与赵合作而拉拢燕国，推举燕相乐毅兼为赵相，并为五国联军统帅而攻齐。秦昭王二十二年秦将蒙骜伐取齐河东九城，作为合纵攻齐的先声，于是乐毅以赵相名义，统率联军由赵东边攻取齐济西的灵丘（今山东高唐南），次年乐毅率联军大败齐军于济西，齐将触子败走。接着乐毅以燕相名义，独率燕师乘胜长驱直入，打败齐守军于秦周（在齐国都临淄西门雍门之西），齐将达子战死，于是临淄失守，齐湣王出奔。从此乐毅留守于齐五年，先后攻下齐七十多城。乐毅所以能够一举攻破齐国，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由于乐毅兼为赵、燕两国的“共相”，先以赵相名义率联军从赵出击，击溃了齐的主力军，因而能独率燕师乘胜长驱直入。其次由于齐湣王中了苏秦的反间计，苏秦原是燕昭王派入齐国的间谍，得到齐湣王重用而出任相国。苏秦在齐发动五国攻秦，是为了使齐可以乘机攻灭宋国，更是为了使齐连年攻宋而国力大损，并使齐赵的关系恶化，以便燕能够借助于秦赵联合进攻而乘机攻破齐国。

乐毅破齐是当时运用合纵策略所得最成功的结果，因而乐毅成为纵横家所竭力推崇的人物。可惜后来燕昭王去世，继位的燕惠王对乐毅猜忌，改用骑劫代替乐毅，乐毅因而出走赵国，于是乐毅又成为纵横家所非常叹惜的人物。正因为如此，既有夸大乐毅运用合纵策略成效的纵横家作品流传，甚至还有伪托乐毅所作《报燕惠王书》传世。

《战国策·燕策一》和《史记·燕世家》，说燕昭王即位招贤，尊郭隗为师，于是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经二十八年而殷富，士卒乐战，于是乐毅“与秦、楚、三晋合谋伐齐”，因而大破齐国。昭王即位招贤而尊郭隗为师，当是事实，但是所说乐毅与邹衍、剧辛都因此入燕，燕因而得以破齐，是后来游士出身的纵横家为游士张目而虚构伪托的。剧辛为燕将在战国末年，邹衍和剧辛为同僚，都不可能于燕昭王即位时入燕。乐毅入燕在赵武灵王因内乱而饿死之后，已在燕昭王十七年以后。而且乐毅并非游士出身，原为魏国名将乐羊之后，曾为赵的大臣，早在齐宣王因燕内乱而伐破燕国的时候，乐毅就曾为赵武灵王主谋联合楚、魏而伐齐存燕（《战国策·赵策三》），赵王因而派遣乐池护送流亡在韩的燕公子职入燕立为国君，便是燕昭王。后来乐毅在赵武灵王死后，去赵入魏，再作为魏的使者入燕，因而得到燕昭王的重用。

不仅燕昭王即位招贤而乐毅前往之说出于游士所伪托，甚至所谓乐毅《报燕惠王书》也出于游士的伪作。此书称乐毅向燕昭王献策，主张约结赵国，再联合楚、魏，“四国攻之，齐可大破”，因而出使于赵，回来就起兵击齐。其实乐毅统率的是秦、赵、韩、魏、燕五国之兵，《史记·秦本纪》和《赵世家》记载明确，楚不在其内。而且联合出兵之前，秦、赵两国之君会见在先，并由秦将蒙骜首先攻取齐河东九城，作为合纵进攻之先声。五国合纵攻齐，是出于秦的主谋，就是苏秦献书赵王所谓秦“以齐为饵，先出声于天下”（《史记》、《赵策一》）。此书所说作战经过：“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举而有之济上，济上之军奉令击齐，大胜之，轻卒锐兵长驱至国。”以为乐毅先攻克齐与燕接境的河北，接着攻占济上，再由济上长驱攻入齐的国都的。其实燕师并未直接南下攻取齐的河北，而是追随赵军经赵东边南下，会合五国之师大败齐的主力于济西。接着乐毅就独率燕师从济西乘胜向东追击，在秦周又得胜而攻克临淄。乐毅破齐，主要经历两次战斗，即在济西大败齐将触子，又在秦周得胜而齐将达子战死。事见《吕氏春秋·权勋篇》和《战国策·齐策六》。《吕氏春秋·贵直篇》讲到齐湣王的失败，也说：“此触子之所以去之也，达子之所以死之也。”由此可见，乐毅《报燕惠王书》出于游士为夸张乐毅单独主谋合纵破齐而伪托，只是因为作者讲究文章笔法，文采华丽，很能感人，为世传诵。司马迁说：“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书》，未尝不废书而泣也。”其实此书所说不符合历史事实。

《资治通鉴》所载乐毅破齐经过的虚假 《资治通鉴》所载乐毅破齐经过比较详细，不见于《史记》、《战国策》以及先秦诸子的，更是出于后人伪托。《通鉴》信从燕昭王即位“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之说，记在周赧王三年（公元前三一二年）。又在周赧王三十一年记乐毅身率燕师长驱逐北，剧辛和乐毅有争论，剧辛主张“宜及时攻取其边城以自益”，深入无益，而乐毅主张乘胜深入，“其民必叛，祸乱内作，则齐可图也”。等到乐毅深入，“齐人果大乱失度，湣王出走”，乐毅因而得入临淄。这是为了夸大乐毅有先见之明，预见齐将内乱而深入得胜的。其实这段剧辛和乐毅的争论出于虚构，剧辛并不和乐毅同时。《通鉴》又记赵将庞煖攻杀剧辛在秦始皇五年，即赵悼襄王三年（公元前二四二年），是依据《赵世家》的。若按《通鉴》所记，剧辛为燕将前后有七十年之久，若剧辛年二十入赵，试问九十岁还能指挥作战么？

《通鉴》又称乐毅在齐“禁止侵掠，宽其赋敛，除其暴令”，后人因此谓：“此孟子所以教齐者，齐王不能用之于燕，而乐毅能用之于齐。”（《大事记》引延平陈氏之说）这是把乐毅说得如孟子所说的“王者之师”。《通鉴》又说乐毅入临淄以后，分兵四路出击，“左军渡胶东、东莱，前军循泰山以东至海，略琅邪，右军循河、济，屯阿、鄄以连魏师，后军旁北海以抚千乘”，因而“六月之间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这与《史记·乐毅列传》所说“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不合。黄式三《周季编略》评论说：“《稽古录》于周赧王三十五年书乐毅徇齐地，数岁下齐七十余城，是司马氏后知其误而不能追改《通鉴》也。”其实《通鉴》所载燕军分四路出击，全出虚构。《通鉴》于周赧王三十六年载：“乐毅乃并右军、前军以围莒，左军、后军围即墨。”以为原来分向四方出击的四路大军，又分别从远处调来会合，以围攻莒和即墨，更不可信。至于《通鉴》称：乐毅在齐，“祀桓公、管仲于郊，表贤者之闾，封王蠋之墓。齐人食邑于燕者二十余君，有爵位于蓟者百有余人”，是不可能有的事。整个战国时代燕之封君可考者不过数人，怎么可能齐人食邑于燕者二十余君？所有这些，都是后人夸饰乐毅为“王者之师”而虚构的。相传周武王克商，“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封纣子武庚禄父”（《史记·殷本纪》）。可见后人有以乐毅破齐比之周武王克商的，因而仿造出这些政绩来。看来所有这些伪托的乐毅政绩，符合于《通鉴》作者的所谓“治道”，因而被采纳了。

《通鉴》记述乐毅攻莒和即墨一年不克，就解围而令曰：“城中民出者勿获，困者赈之，使即旧业，以镇新民。”结果三年犹未攻下。有人进谗言于燕昭王，说乐毅要“久仗兵威”而“南面称王”，燕昭王于是杀谗言者，宣称“齐国固乐君所有”，派遣相国到齐，“立乐毅为齐王”，乐毅誓死不受，由是齐人服其义，诸侯畏其信。此事不见于《史记》、《战国策》及先秦文献，也该出于后人伪托。司马光所作《通鉴》战国和秦八卷，是作为样本先呈献宋英宗的，想不到竟如此辑录杜撰历史以符合作者宗旨！

载有战国史料的著作 由于战国史料的分散残缺，年代错乱，真伪混杂，我们必须广为搜辑，细密地加以整理和考订。载有战国史料的著作，主要有下列四十二部书：

（一）《史记》 汉司马迁著。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其中“本纪”、“世家”是帝王和诸侯的编年大事记，“列传”是大臣和其他历史人物的传记，“书”是记载典章制度的，另有“年表”。有关战国部分的，主要有《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天官书》、《河渠书》、《齐世家》、《鲁世家》、《燕世家》、《卫世家》、《宋世家》、《晋世家》、《楚世家》、《越世家》、《郑世家》、《赵世家》、《魏世家》、《韩世家》、《田世家》、《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列传》、《吴起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商君列传》、《苏秦列传》、《张仪陈轸犀首列传》、《樗里子甘茂甘罗列传》、《穰侯列传》、《白起王翦列传》、《孟轲淳于髡慎到驺奭荀卿列传》、《孟尝君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信陵君列传》、《春申君列传》、《范雎蔡泽列传》、《乐毅列传》、《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列传》、《田单列传》、《鲁仲连列传》、《屈原列传》、《吕不韦列传》、《刺客列传》、《李斯列传》、《蒙恬列传》、《扁鹊列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滑稽列传》、《货殖列传》等。清代梁玉绳著《史记志疑》，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对此有校订。近代日本泷川龟太郎著《史记会注考证》汇集有前人所有的校订成果。

（二）《汉书》 汉班固著。西汉一代的纪传体史书。其中述及战国史事的，主要有《百官公卿表》、《刑法志》、《食货志》、《天文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西南夷列传》等篇，可以补《史记》的不足。清代王先谦著有《汉书补注》。

（三）《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东汉一代的纪传体史书。其中述及战国史事的，主要有《西羌传》、《南蛮传》等记述四方少数民族的历史，可以补《史记》的不足。清代王先谦著有《后汉书集解》。

（四）《战国策》 西汉刘向汇编的战国纵横家的著作。东汉高诱作注，宋代已有散失，曾巩增补重编，今本出于南宋姚宏校补，据云访得晋代孔衍《春秋后语》订补。南宋鲍彪又改编而作新注，吴师道继作补正，成为另一注本。清代于鬯有注未刊，日本关修龄著《战国策高注补正》，横田惟孝著《战国策正解》。近代金正炜著《战国策补释》。近年诸祖耿著有《战国策集注汇考》。可供参考。何建章所著《战国策注释》，又收辑有于鬯、关修龄与横田惟孝的校注。

（五）《战国纵横家书》 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的一种。共二十七章，其中十六章是久已失传的佚书。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十四章（只有两章著录过），是苏秦的书信和谈话，提供了有关他的可信史料，可以由此辨别《战国策》有关史料的真伪，并纠正《史记·苏秦列传》的错误。

（六）《古本竹书纪年》 战国初期魏国史官所作编年体的史书，到魏襄王二十年为止。其中战国部分不仅可补《史记》的不足，还可用以纠正《六国年表》所记魏、齐等国的年代错乱。原书在宋代已经散失，今本《竹书纪年》出于后人重编，其中有不少错误。清代朱右曾首先从《史记》的《索隐》、《集解》和《水经注》等书所引，编成《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相继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和《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于是这种从古书中辑出的《竹书纪年》佚文称为“古本”，现存《竹书纪年》则被称为“今本”。近年范祥雍对王国维的“辑校”加以订补，著成一书；方诗铭、王修龄更重新辑录佚文，直录原文而不相合并，并加疏证，著成《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但是从朱右曾以来所辑《古本竹书纪年》，尚不免有沿袭今本的失误 。

（七）《编年记》 一九七六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释文见《文物》一九七六年第六期。记事起于秦昭王元年（公元前三〇六年），终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二一七年），共九十年，具有墓主喜的年谱性质。其中虽记墓主的重要经历及其亲属生卒，但多数记载，是有关秦进行统一战争的大事，是研究战国末年和秦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可以补《史记》的不足，纠正一些《史记》记载的错误和混乱。

（八）云梦出土《秦律》 一九七六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有写在竹简上的《秦律》五种。其中一种《法律答问》以“秦”与“夏”对称，谈到“欲去夏”、“欲去秦属”、“诸侯客即来使入秦，当以玉问王”等等，当写成于秦完成统一以前。这不仅是研究秦国法律的重要资料，而且是深入分析研究秦国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五种《秦律》的释文，见《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七期和第八期。

（九）《世本》 先秦贵族的家谱，其中有战国时天子和诸侯的世系。宋代散失，清代有各种辑本。一九五七年商务印书馆合印成《世本八种》，其中以雷学淇、茆泮林两种辑本较佳。

（十）《华阳国志》 晋代常璩著。记述西南地区远古到东晋的史事，其中述及战国史事，可补《史记》的不足。

（十一）《逸周书》 战国时代兵家所编辑。其中少数确是《周书》的逸篇性质，宣扬周武王武功以及武王、周公的文治的。多数是战国人模拟的作品，又有假托的故事，如《王会篇》所记四方少数民族贡献特产给周成王，反映了战国时代少数民族的情况。清代朱右曾著有《逸周书集训校释》，唐大沛著有《逸周书分编句释》，何秋涛著有《王会篇笺释》。近年有黄怀信等编辑《逸周书汇校集注》。

（十二）《资治通鉴》 宋司马光编著。记事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〇三年）周威烈王列魏、赵、韩为诸侯，并追叙“三家分晋”之事，卷一至卷七记述战国史事，这是首次对战国史事作编年的考订，有些考订是正确的。其中有后人伪托的故事，如所记乐毅破齐的经过，并不可信。也有由于对史料理解错误而记述失真的，如所记周显王二十年“秦商鞅更为赋税法行之”，即是一例 。

（十三）《墨子》 这是一部墨家论文和墨子言行录的汇编。其中《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篇的著作年代较早，约在春秋战国间。《耕柱》、《贵义》、《公孟》、《鲁问》等篇都记墨子言行，《法仪》、《七患》、《辞过》等篇都记墨子的议论，时代也是较早的。《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大取》、《小取》等篇，文字较简要，谈的问题方面较广，是后期墨家的作品。《备城门》以下诸篇，讲的是守城的防御战术，该是战国后期墨子弟子禽滑釐一派后学讲守城战术的著作。

（十四）《孙子兵法》 春秋末年孙武著。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有《孙子兵法》，发现《吴问》、《地形二》、《黄帝伐赤帝》等不见于今本的重要佚文。《吴问篇》讲到了晋国六卿改革田亩制和税制的情况。《用间篇》“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之下，有战国时人所加“燕之兴也，苏秦在齐”。

（十五）《孙膑兵法》 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释文见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孙膑兵法》，这是一部久已失传的古书。其中有记述孙膑在桂陵之战中取胜的专篇，又有他和齐威王、陈忌（即田忌）的问答，更有他阐述军事理论的著作。

（十六）《六韬》 战国前期兵权谋家假托西周初年太公望所著，曾收入宋人所编《武经七书》中。一九七二年银雀山汉墓出土有《六韬》残简，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竹简同墓出土，可知确为先秦古籍。从其所载内容看来，所用兵器有“强弩”和“八石弩”，重视战车、战骑陷阵袭击的作用，当著作于战国前期。《汉书·艺文志》著录书中，未见《六韬》而另有《太公》一书（共二百三十七篇，著录于道家著作中），《六韬》当为《太公》的一种选本。这是假托周文王访得渔夫太公望立以为“师”，太公进献“伐灭”殷商的阴谋奇计的故事，从而阐明伐灭敌国的种种谋略的。此书主张伐灭敌国，要在“武攻”之前，先作“文伐”。所谓“文伐”是指不使用武力而采用促使敌国政权分裂瓦解和敌国君主腐化堕落的谋略，要因顺敌国君主谋求强大扩张的欲望，“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太张必缺”。苏秦所读的《太公阴符之谋》，当即《太公》一书。苏秦为燕间谍而入齐阴谋伐破齐国的策略，当即由此发展而来。《六韬》共六卷六十篇，分为《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与各卷内容不相符合，疑出后人追加。

（十七）《老子》 旧说以为春秋后期老聃所著，但根据全书内容来看，当是战国初期道家的著作。对战国中期以后的道家和法家有很大影响。

（十八）《列子》 道家列子及其后学所著，原为八篇，经永嘉之乱，残存《杨朱》、《说符》二篇，后由张湛的父辈搜辑残篇补充成八篇，由张湛作注。此中混杂有后人作品，但全书并非出于伪作，确保存有列子主要学说。

（十九）《尹文子》 道家尹文所作，原为一篇，《汉书·艺文志》著录于名家，今传本分为二篇，即《大道》上下两篇。

（二十）《孟子》 这是儒家孟轲的言行录。孟子在宋王偃称王时，曾到宋国，又曾游历邹、滕、鲁等国，晚年到魏，曾和梁惠王谈论，接着一度为齐宣王的客卿，正当齐乘燕内乱而攻破燕国的时候，从其谈论中可见这个事件的经过。

（二十一）《庄子》 这是道家庄周及其后学的论文集。其中内篇《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七篇，传统看法认为是庄周所著，其余为后学所著。末篇《天下篇》总论古代学术源流，是一篇重要论著。

（二十二）《经法》和《十大经》等 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写在《老子》乙本卷前的有《经法》和《十大经》等四种，是久已失传的战国中期黄老学派著作。

（二十三）《荀子》 这是儒家荀况及其后学的著作。荀子在齐湣王时，曾进言于齐相孟尝君，见于《强国篇》；又曾入秦，见秦昭王和秦相范雎，发表长篇大论，见于《儒效篇》和《强国篇》。接着又曾与临武君议论兵法于赵孝成王前，见于《议兵篇》。李斯曾从荀子“学帝王之术”，荀子有对答李斯的长篇议论，见于《议兵篇》。

（二十四）《韩非子》 这是法家韩非及其后学著作的汇编。其中有关韩非的记载，有《存韩》、《问田》等篇。也有纵横家的游说辞混入书中的，如《初见秦篇》。又《说林》上下篇、《内储说》上下篇、《外储说》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四篇以及《十过》等篇，汇集春秋战国故事作为立论依据，可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

（二十五）《吕氏春秋》 这是秦始皇的相国吕不韦会集宾客综合各家学说汇编而成，准备作为完成统一和新创王朝的指导思想的。书中保存有阴阳五行家、法家、农家、道家、兵家等各派学说的资料，议论常引征战国史事，有史料价值。

（二十六）《公孙龙子》 战国后期名家公孙龙的著作。

（二十七）《商君书》 法家卫鞅（即商君）的后学编著，当是战国晚期的著作。《更法篇》记载商鞅刚入秦时和旧贵族之间的辩论，其中有袭用赵武灵王推行胡服的言论，当出于商鞅后学的增饰。《境内篇》记载商鞅变法后奖励军功的“二十等爵”制度；《垦令篇》记述怎样采取措施来奖励垦荒；《徕民篇》主张招徕三晋人民来秦垦荒，是推行于战国后期的，其中述及秦、赵两国的长平大战，这说明成书当在公元前二六〇年以后。整部书大体上是总结秦国商鞅变法以后的统治经验的。

（二十八）《管子》 这书的内容很杂，著作的时代也不一致。其中多数是战国中后期齐国法家假托管仲议论的著作。《韩非子》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五蠹篇》）可知韩非时《商君书》、《管子》两书已很流行。但这书中杂有道家、兵家、阴阳家、农家、货殖家的著作，也还杂有不少秦、汉时代的作品。

（二十九）《尉缭子》 《汉书·艺文志》载兵形势家有《尉缭》三十一篇，杂家有《尉缭》二十九篇。现存《尉缭子》二十四篇，收入宋人《武经七书》中。唐代《群书治要》选录有节本四篇。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同时出土有《尉缭子》残简六篇，基本上都和现存《尉缭子》一致。可知现存《尉缭子》当即《汉书·艺文志》兵形势家著录的《尉缭》。

（三十）《鹖冠子》 鹖冠子是战国末年楚人，因隐居山中常戴武冠（鹖羽装饰的冠）而得名。《汉书·艺文志》著录《鹖冠子》一篇，唐代韩愈所见有十六篇，今本三卷十九篇。其中有其弟子赵将庞煖论兵法的，当是后人采取庞煖著作附编进去的。《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家著录有《庞煖》三篇。

（三十一）《易系辞传》 《易传》原为孔子讲授《易经》的弟子记录。《易系辞传》是其中重要的一篇，当是战国初期《易传》传授到楚国之后，楚国的经师加以发挥补充而写成，因而这是儒家的学说，融合有道家的理论并有所改革和发展。

（三十二）《大戴礼记》 西汉戴德依据孔门七十子后学所辑有关“礼”的“记”选编而成。其中有《曾子》十篇，是曾子言论的汇编，当即采自《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的《曾子》十八篇。其中又有《孔子三朝记》七篇，记孔子三次朝见鲁哀公而发表“治国”的意见，出于七十子后学的追记，当即采自《汉书·艺文志》《论语》类著录的《孔子三朝记》七篇。

（三十三）《礼记》 又称《小戴礼》。西汉戴圣依据孔门七十子后学所辑有关“礼”的“记”选编而成。其中《月令篇》当采自七十子后学中“阴阳明堂”一派著作，分十二个月记述自然界气候变化以及相应适宜的行政工作，后为《吕氏春秋·十二纪》采用为首篇。其中有《中庸》二篇，乃子思所作（《史记·孔子世家》）。又有《大学》一篇，引有曾子的话，当为曾子后学所作。

（三十四）《周礼》 战国时儒家编辑的政典，分述国家各级官职的职掌及与之相关的典章制度，杂采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制度，加以理想化、系统化后编成。全书按天地四时，分为“六官”。西汉初期因《冬官》散失，采用《考工记》来补充。《考工记》大体上是战国初期齐国的著作 。

（三十五）《禹贡》 《尚书》中的一篇。是战国中期以后假托夏禹治水的地理著作，是我国最早一部有科学价值的全国性的地理志。分全国为九州，分别叙述了山川、薮泽、土壤、物产、交通、贡赋，代表了当时中原的地理知识水平。清代胡渭著《禹贡锥指》，对此有较详的校释。

（三十六）《山海经》 我国最早记述山川、物产、民俗和文化的全国性地理志。分《五藏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和《大荒经》四大部分。《五藏山经》写作于战国晚期，《海外经》、《大荒经》也是战国末年作品，《海内经》是西汉早期所作。其中保存了远古的神话传说以及民俗，矿物记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清代郝懿行著有《山海经笺疏》。

（三十七）《素问》 我国现存的最古医学理论著作。主要部分大概是战国末期编成的 。

（三十八）《楚辞》 屈原及其后学的文学创作，西汉刘向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为作章句。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都承袭其风格，具有楚国地方文学的特殊情调以及方言声韵，描写楚地的风土物产，歌颂楚地的神话传说。其中以《离骚》、《九歌》、《天问》、《招魂》等篇最为世人所传诵。

（三十九）《说苑》和《新序》 两书都是西汉刘向编著。分类编辑先秦至汉初史事和传说，用以阐明儒家政治观点和伦理道德。其中所记战国史事有史料价值。近年赵善诒著《说苑疏证》和《新序疏证》，附录有与诸书互见的资料，便于参考。

（四十）《韩诗外传》 汉景帝时韩婴编著。韩婴著有《韩诗内外传》，《内传》在两宋之间失传。这本《外传》都是先讲一故事，而后引《诗经》以证。所讲故事与诸书有出入，有史料价值。近年许维遹著《韩诗外传集释》。

（四十一）《水经注》 北魏郦道元著。此书以注解前人所作《水经》的方式，分别叙述我国各条主要水道的源流分合、经历地点及其有关历史。书中多处引用《竹书纪年》等书，说明某些地点有关战国历史的情况，也还述及楚方城、魏长城、齐长城、燕长城以及秦郑国渠的经历情况，都是研究当时历史的资料。其中有些重要史料，可以补《史记》等书所不及的。例如《沔水注》谈到秦将白起攻楚的别都鄢时，采用引水灌城的进攻方式，使楚的军民沉死数十万。杨守敬、熊会贞合著《水经注疏》并绘《水经注图》，可资参考。

（四十二）《古史》 宋苏辙著。重编的先秦传记体史书。保存有少数宋代以后散失的史料，例如《白起传》中有长篇记述白起对答秦昭王的话，是白起反对秦进攻邯郸的意见，前人已作为《战国策》的佚文，附录于《战国策》后。

战国史料的编年整理和考订 由于战国史料的分散残缺，年代紊乱，真伪混杂，研究者对此作编年的整理和考订，是非常必要的。《资治通鉴》的前七卷可说是首次对此作编年的整理和考订，其中有些见解是正确的。例如《通鉴》不取《魏世家》“武侯卒，子 立，是为惠王”之说，主张魏 与公中缓争立，杀公中缓而立，这是正确的论断 ^[1] 。此后南宋吕祖谦《大事记》、清代林春溥《战国纪年》和黄式三《周季编略》，继续做了这样的工作。《大事记》起于周敬王三十九年，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四八一年），这是为上接《春秋》的编年记载，终于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九〇年）。书中列举作者所认定的大事，很简略，其中略有考订和阐释，见于所附《解题》。《战国纪年》起于周贞王元年（公元前四六八年），只是把作者所认为重要史料按年作了排比，略有考订。《周季编略》也起于周贞王元年，综合搜辑《史记》、《战国策》以及先秦诸子的战国史料加以排比编辑，并注有出处，较为完备。作者黄式三对此终身用力很多，其子黄以周还曾校阅改订，黄以周因此著《史越世家补并辨》一文，收入《儆季杂著》的《史说》部分，考定楚灭越在楚怀王二十二年，并把这个结论编入《周季编略》。这是可信的。

总的说来，所有这些编年的战国史书，限于作者所处时代和认识水平，有下列三方面的缺点：

（一）未能全面改正错乱的纪年 关于魏惠王和襄王的年世，《通鉴》等书都已按《古本纪年》加以改正。但是对于齐威王、宣王和湣王的年世，《通鉴》等书就未按《古本纪年》改正。《通鉴》只是把威王加多十年，把宣王移后十年，而《大事记》又把宣王延长十年，把湣王缩短十年（《周季编略》从《大事记》），目的只求齐宣王破燕的年代能和《孟子》等书相合，这是勉强的凑合，并无根据。至于其他国家的年代错误也未能纠正。

（二）未能作“去伪存真”的鉴别 《通鉴》、《大事记》等书依据《史记》，把苏秦合纵六国的游说，记在周显王三十五到三十六年间（公元前三三四到前三三三年）；又把张仪为秦连横五国的游说，记在周赧王四年（公元前三一一年）。所有游说辞的内容都和当时斗争形势不合。周显王三十五、六年魏惠王和齐威王“会徐州相王”，因而楚威王伐破齐于徐州。在这样的形势下，不可能有合纵六国攻秦的事，而且苏秦还不可能参与其事。其实苏秦为齐相，和李兑约五国合纵攻秦，是在齐湣王十四年（公元前二八七年）。张仪对楚、赵两王的游说辞中，讲到了苏秦被齐王“车裂于市”，这是齐湣王十七年的事，张仪怎能在二十多年前已知道呢？所谓苏秦和张仪一纵一横的对立斗争，原是出于后世游说之士所伪托，《通鉴》不仅记载了《史记》上已有伪托的纵横家游说辞，而且还收录有后人进一步伪造的纵横家的史迹，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所谓乐毅破齐的经过，出于后来学者的伪托。如此真伪混杂，尤其是大量长篇伪作的混入，就掩盖了历史发展的真相。

（三）未能全面搜辑史料加以考订 《周季编略》虽然搜辑史料较完备，但还不够全面。特别是重要历史事件和改革设施，当时人有议论，或者在论著中引以为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未曾全面收辑，就不便于剖析历史事件的真相和改革设施的效果。

前人依据《古本纪年》来纠正《史记·六国年表》错误的，有雷学淇《考订竹书纪年》和《竹书纪年义证》、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陈梦家《六国纪年》（原刊一九四八和一九四九年《燕京学报》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期，合订本于一九五五年由学习生活出版社出版）。雷学淇是清代学者中考订和注释《纪年》最有成绩的，其中有纠正《史记》年代错乱的见解。所著《竹书纪年义证》原来只有抄本流传，四十年代才有修绠堂铅印本。《先秦诸子系年》是钱穆早年最用力的名著，主要是考辨先秦诸子活动的年代的。他为了正确断定年代，依据《古本纪年》详细纠正了《六国年表》的错误，不仅作了许多“考辨”，还把结论列为《通表》。“考辨”中曾考定战国时代重要战役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年代，从而阐释战国年间形势的变化。也还附带考证了一些重要的史实，如《战国时宋都彭城证》、《淳于髡为人家奴考》等，都有高明的见解。因此这部著作，实际上是对战国史的考订，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史学界有较大的影响。

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间，我曾先后发表《战国史事丛考》三十篇，其中《梁惠王的年世》一文，因《古本竹书纪年》和《史记》所载魏武侯和魏惠王时的大事都相差一年或两年（相差两年的都是战争），推定《史记》魏文侯、武侯和惠王的纪元都误上了一年。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又称一年，未改元前实只三十五年，《史记》误以为三十六年卒，因而误多了一年。钱穆因此发表《关于梁惠王在位年岁之商榷》一文，对此表示异议，并对相差一年的事加以解释，认为有的《史记》错误，有的前人引用《纪年》不确，并说：“此等相错，古书多有，实难深论。”接着我又再写《再论梁惠王的年世》一文，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和阐释，证明两书记载确实相差一年，并举出两书所记日蚀相差一年 ，作为明证。

一九四八和一九四九年间，陈梦家发表《六国纪年》，专门根据《古本纪年》来考订《史记》年代的错误，同我一样断定《史记》魏文侯、武侯、惠王的纪元误上一年，但是他依然认为惠王未改元前有三十六年，因而把惠王后元和襄王纪元移后一年。我认为，这样的判断是没有确实的根据的。我们以《纪年》和《史记》所载魏惠王时的纪事比勘，相差一年的有五件，相差两年的两件，都是战争，战争可能连续两年的，年代相同的一件也没有，而且所记日蚀也相差一年，所记秦封商君也相差一年。《史记》惠王纪元误上一年是很明显的。我们再以两书所载惠王改元以后和襄王时的纪事比勘，年代是一致的。陈梦家所提出的三条相差一年的证据，都是不确实的，《史记》记载这三件事本来就有出入，他片面地选取了部分不正确的记载来和《纪年》比勘，这样得来的结论是不可信的 。根据《纪年》，齐威王死于魏惠王后元十五年，陈梦家因而连带地把齐威王的卒年和齐宣王元年都移后一年，也是不正确的。

战国典章制度的分类编纂和考订 春秋、战国之交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重大变革的时期，此后秦、汉统一王朝所用的制度，大体上都开创于战国时代，因而对战国时代制度作分类编纂和考订，也是研究战国史的一项必要工作。当时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田亩制度、租税制度、货币制度和户籍制度有着一系列的变化。随着政治和军事上的改革，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产生，文武分职的官僚制度确立，层层控制的郡县制度推行，统一的法律颁布，统一的度量衡制公布，爵秩的等级制度规定，新的封君制度创设。当时七大强国所进行的改革，时代有先后，进度又有不同，同时各国原有不同的条件，因而七国的制度大体相同，又各自有其特点，需要分别加以编纂和考订。

明清之际董说著《七国考》，搜集七国的制度方面史料作了分类编纂，可惜是一部草创而未完成的手稿，所分十四门类很是杂乱，春秋时事混杂了十分之三，所引史料有出于伪书和小说书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经指出：“其所援引，如刘向《列仙传》、张华《感应类从志》、《子华子》、《符子》、王嘉《拾遗记》之类，或文士之寓言，或小说之杂记，皆据为典要。”而且所引古书有出于董说伪托的，例如卷十二“魏刑法”有《法经》条文，引自所谓桓谭《新论》，就是出于董说本人伪造 。近年缪文远作成《七国考订补》，订正了其中许多错乱，并依据原有体例加以补充，这对于读者和研究者，都是有帮助的。可惜原书的体例杂乱，没有能够全面地把制度方面的史料加以搜集而分类编纂，不能适合今天研究的需要，因此重新编辑一部新的《战国会要》还是必要的。

战国地理的考证和地图的编绘 战国时代各国连年进行兼并战争，由于合纵连横的关系，战斗形势常有变化。各国的疆域常有变迁。因此当我们研讨战争形势的时候，很需要参考有关地理的考证和新绘的地图。

关于战国时代的地名，清代学者从事这方面考证的，有张琦《战国策释地》（收入《史学丛书》）、程恩泽、狄子奇《国策地名考》（收入《粤雅堂丛书》）和顾观光《七国地理考》等。其中以顾氏所搜集的较为全面，程、狄两氏考证较详，还都不够完善。程、狄两氏有对“诸国姓氏地”的考证，把各国大臣的姓氏都列为地名（如苏秦的苏之类）加以考证，显然是错误的。杨守敬所编《战国疆域图》（收入《历代舆地图》中），基本上依据程、狄两氏的著作编绘的，实质上只是《战国策》的地名图，也还沿袭了程、狄两氏的“诸国姓氏地”的错误。近人钟凤年写的《战国各国疆域变迁考》，陆续发表于《禹贡》半月刊，没有编辑成书出版。一九七〇到一九七一年间，我调到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历史地理研究室，和钱林书合作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到一九八二年正式出版。其中战国地图是在清代学者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加以补充改正，而设计重新编绘的。战国中期（公元前三五〇年左右）的《诸侯形势图》，以及各国的郡和封君的封邑的分布，大体依据我的初版《战国史》编绘的。

考古发现的新史料 由于原有战国史料的分散残缺，年代错乱，真伪混杂，考古发现的新史料因此显得特别重要，不仅可以补充原有史料的不足，而且可以纠正原有史料的错乱，并用作鉴别真伪的标本。前面我们已经指出西晋出土的《竹书纪年》的重要性。北宋时期由于金石学的兴起，开始重视古代石刻和铜器铭文的搜集、著录和研究，因而唐初发现的《石鼓文》得到重视，从凤翔迁到了京师。并且在嘉祐、治平年间，先后在凤翔（秦的旧都雍所在）和朝那湫（祭祀湫渊水神的所在）等地，发现了《秦诅楚文》石刻三块，得到苏轼、欧阳修等文人学士的重视，加以著录和考释。原石和原拓南宋已不见，现在只有南宋的《绛帖》和《汝帖》所载以及《元至正中吴刊本》，近人容庚曾依据《绛帖》和《汝帖》编入《古石刻零拾》，并作了考释。郭沫若又依据《元至正中吴刊本》，另作《诅楚文考释》（收入《郭沫若全集》第九卷《考古编》）。这是秦王使宗祝在巫咸、大沈厥湫等神前，咒诅楚王，请神加祸于楚王从而“克剂楚师”的。宗祝这个官，是宗庙的巫祝，具有巫师性质。巫咸是巫师的祖师，据说能沟通人间和天堂而上通于天神的。大沈厥湫是湫渊的水神，据说如同河伯一样，能作祟而为地宫的主宰。据此可见，当时秦国和宋国一样，流行着在战前由巫师咒诅敌人君主的巫术。容庚断定这是秦惠王更元十二年（公元前三一三年）秦相张仪欺骗楚王献商於之地后，楚大举发兵攻秦时，秦王使宗祝咒诅楚王的作品 ^[2] 。这确是一篇很重要的史料。

一九四二年九月湖南长沙东郊子弹库楚墓中，被盗掘出土的《楚帛书》（或称《楚缯书》），现在陈列于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摹本最早见于一九四四年蔡季襄所著的《晚周缯书考证》。一九六六年大都会博物馆用航空摄影的红外线胶片摄制照片，使许多模糊字迹重新显现。许多学者对此作了考释。帛书略近长方形，四周分别绘有四季十二月的彩色神像，每月神像旁边，记有神名和此月所适宜或禁忌的大事，四角画有青、赤、白、黑四色树枝叶，可知这是一种简单的月历，主张按阴阳五行家“天人感应”之说来行事的。这和《吕氏春秋·十二纪》（即《礼记·月令篇》）相比，性质相近而富于神话色彩。帛书中部有两段文字，一段八行，另一段十三行。八行一段先讲雹 （伏戏）使四神轮流主管一年“四时”（即四季），再讲炎帝命令祝融，使四神下降，奠定天地，主管“四时”变换和日月昼夜运行，是创世神话。十三行一段主要讲日月运行不当，四时气候失常，要造成天灾，如果不敬百神，祭祀不庄重，上帝就要使四时和日月的运行紊乱。可见中间这两段文字是和四周所载四时、十二月神像相配合的。这是楚国阴阳五行家的作品，和《尚书·吕刑》、《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载重黎（即祝融）奉命开天辟地、主管日月运行的神话是一脉相承的。

一九四八年陕西鄠县出土的《秦封右庶长歜宗邑瓦书》，是先刻字于干坯，再经高温窑烧成，字划涂朱，瓦面光滑。原藏西安段绍嘉，今藏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首先由陈直作简要考释（《西北大学学报》一九五七年第一期）。这是秦惠文君四年（公元前三三四年）策封宗邑的文件，指派官吏送至宗邑所在，经过相应仪式而埋藏于地下，有似后世的土地凭证。瓦书载“四年周天子使卿大夫辰来致文武之酢”，即《秦本纪》所记秦惠文君“四年天子致文武胙”，《六国年表》同。

一九八〇年四川青川战国墓出土木牍，是秦武王二年（公元前三〇九年）命丞相甘茂及内史匽“更修为田律”。木牍载“二年十一月己酉朔王命丞相戊、内史匽□□更修为田律”，戊即甘茂，“戊”与“茂”通，《韩策一》和《说苑·杂言篇》正作甘戊。据《秦本纪》，此年“初置丞相”，甘茂为右丞相，正与木牍相合。这是具体说明秦的田亩制度的重要史料。

近年在湖北、湖南两省考古发掘战国墓中，时常发现竹简，大多是遣册（死者的随葬品记录），从此发现楚国有许多文献不载的封君，如从随县擂鼓墩两墓和江陵拍马山一墓的简文中，发现了十一个楚惠王时的封君，又从荆门仓山二号墓的简文中，发现了二十三个楚怀王时的封君。由此可见楚国封君之多，而且越封越多。

铜器铭文的史料价值 战国铜器铭文，大多是简短的刻款，作为史料没有像西周、春秋时代铭文那样重要，但也有不少可以补充文献的不足。现在列举其中比较重要的如下：

（一）楚熊章镈 北宋曾出土于安陆（今湖北安陆），见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著录。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墓又出土一件，铭文记载楚惠王于五十六年（公元前四三三年）曾制作曾侯宗庙所用礼器送往西阳（今河南光山西南）祭奠，可知当时曾国建都西阳，因为按当时礼制，君主宗庙设在国都。

（二） 氏编钟 共十四枚，三十年代出土于河南洛阳金村，现藏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与日本泉屋博物馆。铭文记载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四〇四年）韩将 羌“征秦迮齐，入长城，先会于平阴”，即《古本纪年》所载“晋烈公十三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入长城”。也就是《吕氏春秋·下贤篇》所说：“魏文侯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天子赏文侯以上闻。”这年三晋伐齐大胜而入齐长城，迫使齐侯一同朝见周威烈王，请求“王命”于次年立三晋为诸侯。

（三）陈侯午敦 共两件。十年陈侯午敦原为容庚所藏，现藏华南师范学院，《商周金文录遗》著录。十四年陈侯午敦，《 古录金文》著录，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史记·田世家》称桓公午六年卒，《古本纪年》谓十八年卒。据上述两器，可知《纪年》为是，《史记》“六”字乃“十八”二字的形误。

（四）齐量三件 子禾子釜、陈纯釜、左关 三件，一八五七年山东胶县灵山卫出土，吴大澂《愙斋集古录》等书著录，上海博物馆编印有《齐量》一册。现在子禾子釜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陈纯釜和左关 藏于上海博物馆。子禾子即田和子。依据铭文可以看到齐国量器制造和管理制度，实测容量可知田齐的釜相当于别国的斛，田齐的 相当于别国的斗。

（五）商鞅方升 亦名商鞅量。原藏合肥龚心铭（字景张），龚氏后迁居浦口汤泉，著录于《浦口汤泉小志》。此后《秦金石刻辞》等书著录。现藏上海博物馆。柄左面刻有秦孝公十八年铭文，柄之对面刻有重泉（今陕西蒲城），盖分发至重泉应用。底面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柄右面刻有“临”字，盖又发至临应用，临地不详。

（六）曾侯乙编钟 共六十四件，分三层悬挂于钟架。一九七八年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中出土，现藏湖北省博物馆。每钟标有音名，可以敲出两个乐音，能配合演奏。铭文还记有曾国与楚、周、齐、晋等国律名和阶名的相互对应关系。

（七）鄂君启节 一九五七年安徽寿县丘家花园出土四枚，一九六〇年又发现一枚，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安徽省博物馆。其中有车节和舟节，是楚怀王六年（公元前三二三年），授予封君鄂君启水陆两路商品运输中关卡免税的通行证。

（八）中山王 鼎和中山王 方壶 一九七八年河北平山三汲（即中山都城灵寿所在）中山王墓中出土。现藏河北文物管理处。鼎的铭文述及齐宣王破燕时，中山相邦司马 攻燕，取得“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可补文献记载的不足。壶的铭文讲中山王 “皇祖文、武，桓祖成考”，可以考见中山王的世系。参以《赵世家》记赵献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索隐》引《纪年》云：“中山武公居顾，桓公迁灵寿，为赵武灵王所灭。”可知武公是魏文侯所灭中山之君，居于顾（今河北定县），桓公为复国之君而居于灵寿。

（九）战国兵器刻辞 战国时各国兵器，流行刻有监造长官和工师、工匠姓名以及置用地名，不仅可用以探索兵器的监造管理制度，而且有助于研究当时战争形势。例如一九八三年广州象岗越南王墓出土秦戟，刻辞称“王四年相邦张义、庶长□操之造”。“王四年”是秦惠王更元四年（公元前三二一年），张义即文献上的张仪，庶长操即《六国年表》惠王七年平定义渠内乱的庶长操。文献称张仪为秦相，因连横成功，在惠王更元三年出任魏相，因而免去秦相，据此可知张仪因连横成功而为魏相，实际上仍兼秦相，以便进一步推行连横策略。此戟刻有置用地名钖，在今陕西白河东，正当南郑（今汉中）东北。南郑一带原为秦、蜀争夺的地方，这时已为秦占有。秦庶长屯兵于钖，正是为此后攻取楚的汉中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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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魏世家》称：“武侯卒，子 立，是为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 与公中（仲）缓争为太子”，韩、赵“合军并兵以伐魏，战于浊泽，魏氏大败，魏君围。”后因韩赵不和，韩退兵。太史公因而评论“故曰：君终无适子，其国可破也”。《资治通鉴》则云：“魏武侯薨，不立太子，子 与公中缓争立，国内乱”，又谓韩退兵，“ 遂杀公中缓而立，是为惠王。”两相比勘，当以《通鉴》为是。《魏世家》谓“武侯卒，子 立，是为惠王”，和下文所述不合。《水经·浊漳水注》引《纪年》云：“梁惠成王元年邺师败邯郸师于平阳。”“邺师”当指魏 之师，“邯郸师”即指赵国之师。《魏世家》载公孙颀曰：“今魏 得王错，挟上党，固半国也。”邺与上党相近，盖魏 据有邺而与公中缓争立，又挟有上党。韩既退兵，邺师又打败赵国之师，因而战胜公中缓，杀死公中缓而自立为君，未逾年而改元。《通鉴》称“ 遂杀公中缓而立”，是正确的。

至于陈梦家所提出《纪年》和《史记》所载梁惠王后元、魏襄王纪元相差一年的三条证据，都是片面地选取了部分《史记》的材料来和《纪年》对比，这样得来的结论是不可信的。现在列举如下：（一）《纪年》载梁惠王后元十三年四月“齐威王封田婴于（续下页注）薛”（《史记·孟尝君列传·索隐》引），陈先生举出《史记·六国年表》齐湣王三年（相当于梁惠王后元十四年）“封田婴于薛”来比较，但是《史记·孟尝君列传》说：湣王“即位三年而封田婴于薛”，所谓“即位三年”，除去即位之年，从其改元起算，正当《六国年表》的齐湣王二年，这就和《纪年》相合了。（二）《纪年》载梁襄王九年五月“张仪卒”（《史记·张仪列传·索隐》引），陈先生举出《史记·六国年表》魏哀王十年“张仪死”来比较，但是就在《六国年表》秦表中记载秦武王元年“张仪魏章皆死于魏”，秦武王元年正当魏襄王九年，与《纪年》正相合。（三）《纪年》载魏襄王十二年“秦公孙爰率师伐我，围皮氏”（《水经·汾水注》引），陈先生举出《史记·六国年表》魏哀王十三年“秦击皮氏，未拔而解”来比较，但是《史记·魏世家》把这事记在魏哀王十二年，字句也相同，正和《纪年》相合。该是这个战役前后经历两年，因而记载有出入。陈先生所举出的三条证据既然都是片面的，那么，《六国纪年》中魏惠王后元和魏襄王元年一律比《史记》移后一年的说法，当然不能成立了。

[2] 郭沫若以为《诅楚文》的《亚驼文》出于宋人仿刻，是可能的。《绛帖》和《汝帖》都未收《亚驼文》。陈炜湛《诅楚文献疑》（《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辑），不理解这种巫师咒诅之辞的性质，以为《诅楚文》三石全出唐宋间人伪作，证据不足。陈氏谓文字可疑，字体是小篆而不是战国文字，其实战国时已有二种字体，铜器铭文和石刻文字属于工整一体，正是小篆的起源。铜器刻辞和应用器物上文字以及竹简、帛书属于草率一体，又是隶书的起源。《诅楚文》石刻就是工整一体，如巫咸的“巫”字作“ ”，写法正与甲骨文、金文相同。近人就是依据《诅楚文》而认识甲骨文和金文这个“巫”字的。陈氏又谓情理可疑，史实可疑，其实这是巫师在“巫术”中咒诅之辞，原是不讲情理的。巫师咒诅敌国君王“倍（背）盟犯诅”，也是把过去史书所载亡国君主的罪状强加给敌国君王的。陈氏又谓词语可疑，多因袭前人。其实这是巫师的咒诅之辞，唐宋间文人是不可能捏造的。苏轼有诗云：“刳胎杀无罪，亲族遭围绊，计其所称诉，何啻桀、纣乱。”就是不理解《诅楚文》性质而说的。详拙作《秦诅楚文所表演的诅的巫术》，刊于《文学遗产》一九九五年第六期。 wOBDcPyO16spful5giZ26wpuMXUC8PJUuf6KtRiuSD2PTaE/LV37rBV5nbQBWHK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