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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历史有所谓“三代”，就是夏、商、周三个朝代。夏朝是古史传说中第一个开始实行君主世袭统治的朝代。大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商族在东方兴起，商的首领汤打败了夏王桀，在中原黄河流域创建了强大的商朝。到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族又在西北的渭水流域兴起，周的首领武王（名发）联合了西南的许多部族打败了商王纣，创建了周朝，建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周公东征胜利之后，更建设了东都成周（即洛邑，在今河南洛阳），并推行大规模分封制，分封了许多诸侯。历史上称为西周时代。公元前七七一年周幽王被申、缯（即曾）两个诸侯国联合犬戎所杀，继立的周平王在中原晋、郑等诸侯国的支持下，迁都到洛邑。历史上称为东周时代。从此统一的周朝瓦解，周王徒有“天子”的虚名，因而出现了齐、晋、秦、楚等大国争夺中原霸主的形势，不断发生争霸的大战。历史上又把这段历史称为春秋时代。春秋这个时代名称，是从当时鲁国编年史《春秋》这部书来的。鲁国《春秋》的编年，起于公元前七二二年（鲁隐公元年），终于公元前四八一年（鲁哀公十四年）。但是春秋时代的终年，历史家依据实际情况有不同的看法。战国时代，是指春秋时代之后，七大强国相互兼并，直到秦完成统一的这段历史。
连年进行兼并战争的时代特征
“战国”这个名称，战国时代已经有了，原来不是时代的名称，而是指当时连年进行兼并战争的七大强国魏、赵、韩、齐、楚、秦、燕而言。当西汉初年司马迁著《史记》时，所用战国这个名词的意义没有变化，他是用“六国”或“六国时”作为春秋之后的时代名称的，他所作《六国年表》就是战国时代的年表，他说：“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东汉初年班固著《汉书》时，依然常用“六国时”作为这个时代的名称，见于《汉书·艺文志》。所谓“六国”，原是指秦以外的东方六国而言，把秦排除在外，当是沿用东方人敌视秦的习惯，显然是不确切的。把“战国”作为时代名称，起于西汉末年刘向汇编的《战国策》，这是确切的，因为连年进行兼并战争正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春秋时代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争霸，战国时代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兼并。春秋、战国之交，正是这两种目的不同的战争的过渡时期。春秋末年东南的越族兴起，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之后，就兼并吴国，接着迁都琅邪（今山东胶南西南琅邪台），北上争霸中原。公元前四六八年（鲁哀公二十七年）越王遣使到鲁国，约定鲁、邾两国之间的疆界，这是因为鲁侵犯邾的疆界，越王以霸主地位迫使鲁国君臣服从（《左传》）。越王勾践就是春秋时代的最后一个霸主。与此同时，齐、晋、楚、越四国正在进行兼并的战争。墨子就曾说这四国“以攻伐并兼为政于天下”（《墨子·节葬下篇》），又说这四国“今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墨子·非攻下篇》）。当时南方的楚、越，兼并的主要目标是附近的小国。例如莒这个小国（在今山东安邱、诸城、沂水、莒、日照等地间），先为越和齐两大国从东西“夹削其壤地”（《墨子·非攻中篇》），后来为楚所灭。蔡（今安徽寿县以北）、杞（今山东安邱东北）也为楚所灭。越还曾攻灭滕（今山东滕县西南）和郯（今山东郯城西南）两小国。
当春秋末年，中原晋、齐两国的权力实际上已掌握在强大的卿大夫手中。晋国强大的卿大夫共有六个，即赵氏、魏氏、韩氏、知氏、范氏和中行氏。其中知氏最强。先由知氏联合赵、韩、魏三氏战胜范氏和中行氏而瓜分其地，接着知氏统率韩、魏二氏围攻赵氏于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三年未能攻克，后来韩、魏二氏反过来和赵氏联合，夹攻知氏而三分其地。从此晋国为赵、韩、魏三氏所瓜分，即所谓“三家分晋”。当时晋国国君虽还存在，实际上已被赵、韩、魏三家所控制。晋出公就是因为反对三家瓜分知氏而被驱逐，出奔到楚的。到晋幽公时，只有绛（今山西侯马西北）、曲沃（今山西闻喜西北）等邑，反而要朝见三家之君（《史记·晋世家》）。此后晋君所居都邑常被三家所夺走。公元前三四九年赵氏夺取晋君所居端氏（今山西沁水东北），把晋君赶到屯留（今山西屯留南），屯留早已为韩所占有，晋君因而为韩大夫所杀，于是名义上的晋君绝灭。
与此同时，齐国卿大夫田氏（即陈氏）逐步取得齐的政权。公元前四八一年陈恒（即田常）杀死右相监止，并杀了齐简公，从此田氏出任相国，“专齐之政”。陈恒传了三代，到田太公（即田和）时，齐康公被迁到海边，以一城之地作为食邑。公元前三八六年田太公得到周天子正式承认，立为诸侯，沿用齐的国号。公元前三七九年齐灵公去世，吕氏的齐君从此绝灭。这就是所谓“田氏代齐”。
自从中原地区赵、韩、魏“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再加上原有的秦、楚、燕三国，于是七强并立而相互兼并的形势出现，直到秦完成统一为止。
春秋、战国之交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 从春秋末年起，连同整个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变革时期，这是过去历史学家早已认识到的。王夫之在其名著《读通鉴论》中，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确是至理名言（《读通鉴论·叙论四》）。他指出：春秋以前“其富者必为贵者”，惟独贵者才能富有，等到郡县制度逐渐推广，富贵的情况就发生重大变化（《读通鉴论》卷五“汉哀帝”条）。顾炎武在其名著《日知录》中早已指出：春秋时代还在讲究周礼，尊重周王，注重祭祀，讲究宗姓氏族；列国间朝聘会盟，常常赋诵《诗经》，有死丧事故要赴告别国，供史官记录。所有贵族重视的礼制，到战国时代都不讲求了，因而出现“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局势，这是周末的风俗大变（《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所有这些分析，限于他们的认识，固然是浮面的，但是春秋、战国之交确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从此废去了自古以来贵族统治用的礼制，开始了走向秦汉以后“大一统”的历史进程。
这期间各国统治者所以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重大的改革，无非是为了争取广大人民的支持，谋求富国强兵，从而取得兼并战争的不断胜利。这种谋求富国强兵的变革，春秋末年晋国的六卿已经开始。从新出土竹简《孙子兵法·吴问篇》所载孙武对答吴王阖闾的谈话中，就可以看到，当时晋国六卿已经废弃原有的井田制，不同程度地放宽了田亩制度，分别采用了不同税率的实行按亩征税制度。其中赵氏采用最大的亩制，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同时免除征收地税，孙武认为赵氏这样的经济改革，足以“富民”，由此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因而能够在六卿相互兼并的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从而“晋国归焉”。晋国六卿这种土地制度的改革，成为春秋、战国之交大变革的开端，影响十分深远，此后战国初期魏国李悝的变法，秦国商鞅的变法，就是晋国六卿所推行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公元前四五三年困守晋阳的赵氏，得到韩、魏的帮助而反攻知氏，得胜而共灭知氏，三分其地。赵襄子的相国张孟谈接着就推行“广封疆，发千百（即阡陌）”的改革（《战国策·赵策一》，“千”字原作“五”，从日本横田惟孝《战国策正解》改正）。所谓“广封疆，发阡陌”，就是推广“二百四十步为亩”的大亩制。此后商鞅变法，“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史记·商君列传》），“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通典·州郡典·雍州风俗》），就是沿用赵氏所用的大亩制而加以推广。
概括说来，当春秋、战国之交，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着一系列的大变革和新发展如下：
（一）由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农业生产得以提高，农民耕作“百亩之田”可以养活五到九人（《孟子·万章上篇》），使得“五口”到“八口”之家的小农，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由于农民不肯尽力耕作井田制中的“公田”，使得统治者不得不废除“公田”上的“助法”（或称“籍法”），改为按亩征税的制度。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初税亩”，公元前四〇八年秦国“初租禾”，都是推行按田亩征取租税的制度。于是田亩的租税成为君主政权的主要财源，小农经济成为君主政权的立国基础。
（二）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商品交换的推广，手工业跟着进步。既有与小农生产相结合的家内手工业，又有个体经营的小手工业，更有豪民所经营的盐铁大手工业，还有各种官营手工业。随着山泽的开发，四方物产的交流，铸造货币的流通，手工业和商业集中的城市兴起，富商大贾因而出现，于是统治者征收各种工商业的税增多，成为君主政权另一个重要财源。
（三）随着经济的改革，政权机构也相应发生变革。原来贵族使用家臣来统治的体制逐渐废弃，开始出现推行俸禄制度和年终考核的“上计”制度的官僚组织。大体上，俸禄制度是从工商业的雇佣劳动中发展出来的，年终考核的“上计”制度是从买卖交易和借贷“合契券”的办法中发展出来的。从此国君可以任意选拔和雇用合适人才充任官僚，管理政治，这样就便于集中权力，创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随着小农经济的发展，成为立国的基础，农民成为作战主力，实行按年龄征兵的制度。郡县不仅是地方行政组织，而且成为征兵的地区单位，“郡守”成为一郡行政兼武官之长。从此战争规模扩大，战争方式改变，由“车战”变为步骑兵的野战，开始讲究兵法，产生了专门指挥作战的将军和军事家。君主政权既设有相国作为“百官之长”，又设有统军作战的将军。
（四）随着经济和政治的改革，文化和学术也相应发生变革。原来由贵族掌握的文化，由官府主管的学术，开始推向民间。原来保持有“六艺”才能的“士”大为活跃，孔子开始聚徒讲学。战国初期魏文侯进行变法，开创了“布衣卿相”之局和“礼贤下士”之风。从此杰出的学者都聚徒讲学和著书立说，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思潮，有所谓“九流十家”。所谓“九流十家”，实际上就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为维护和发展这种国家规模的小农经济，提出了不同的建国方略。同时所有文学艺术汲取了民间的养料，有了蓬勃的新发展。所有科学如天文、历法、地理、医学、数学以及科学思想，都有光辉的成就，对此后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大变革体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 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中国从古到今的历史发展规律，很明显不同于欧洲的历史，既没有经历古代希腊、罗马那样的典型的奴隶制，也没有经历欧洲中世纪那样的领主封建制。春秋、战国之交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贵族统治下的井田制的瓦解，按亩征税制度的推行，是个开始变革的关键。从古文献看来，西周、春秋时代的井田制，就其本质来说，很明显是贵族统治下所保留的农村公社土地制度，既有共同耕作“公田”的“助法”，又有一“夫”受田百亩的规定，为了使得“财均力平”，还有“三年一换土易居”的办法。春秋、战国之交各国先后取消了共同耕作的“公田”的“助法”，推行按亩征税的制度，从此主要的农业生产者，是耕作“百亩之田”、纳“什一之税”的“五口”到“八口”之家的小农。从魏国李悝变法，直到秦国商鞅变法，无非是推行奖励这种小农努力“耕战”的政策，于是小农经济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成为君主政权立国的基础。秦、魏等国都普遍推行按良民的户籍授给田宅的制度，云梦出土的《秦律》中的《田律》和《魏户律》（《为吏之道》的附录）都有明文公布。由此可见杜佑《通典》所说商鞅变法实行按户授田之制，“百亩给一夫”，确是事实。
早在二千三四百年前的战国时代，中国中原地区已普遍推行这样国家规模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这是由于当时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所造成的结果。早在春秋晚期中国已发明了铸铁（即生铁）冶炼技术，这个发明比欧洲早一千九百年。早在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又发明了铸铁柔化技术，能够制造可锻铸铁（即韧性铸铁）的工具，这个发明又比欧洲要早二千多年。正是由于这两种冶铁技术的重要发明，使得战国中期以后，铁农具能够普遍使用于农业生产，使得耕作技术飞跃地进步，“深耕易耨”的耕作方法普遍推行（“易耨”指快速的耘田），牛耕得以推广，水利工程得以开发，灌溉方法得以改进，荒地加强开垦，农业生产得以提高，一年两熟制得以推行，使得农民耕作“百亩之田”，可以养活五人到九人，从而“五口”到“八口”之家的小农，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于是国家规模的小农经济可以成为立国的基础。
应该看到，中国历史早有高度发展的经历，这是由于作为生产力重要因素的科学技术，有着与西方不同的发展的经历。过去我们探讨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着重于精神文明的差别，其实物质文明更有重大的不同，科学技术的发展很不相同。中国整个冶铁技术发展历史，与西方根本不同，有着独特的先进发展道路。一般说来，冶铁技术的发展，前后有两个阶段，早期用“低温固体还原法”（也称为“块炼法”），因为炼炉小，温度低，只能炼出海绵状的小铁块。由于产量少，加工锻炼费时，所制铁器不可能普遍使用于农业生产。后来经过技术革新，炼炉扩大，炉温提高，发明了冶炼铸铁技术，铁的产量增多。但是铸铁性脆，还不能用来制造需要强度和韧性的农具，必须经过加工锻炼。西方冶铁技术发明很早，远在公元前十四世纪，埃及和两河流域等地已能用“块炼法”炼制铁器，然而进步非常缓慢，直到中世纪中期的十四世纪，由于水力鼓风炉的采用，才使得冶炼铸铁技术得到推广。中国发明冶铁技术较迟，目前考古发掘中出土最早铁器是西周时代的，但是进步迅速，真是“后来居上”。早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春秋晚期已能冶铸白口生铁，用来铸造铁器。这是因为商周时代已有高明的冶铸青铜器的技术，使用着有鼓风设备的大型熔铜炉，冶铁技术得以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和革新，于是在春秋晚期就发明了冶炼铸铁技术。这个发明要比欧洲早一千九百年，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紧接着，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春秋、战国之际，又进一步创造了铸铁柔化处理技术，用来制造耐用的韧性铸铁农具，从而使得铁农具得以广泛使用。这个发明又要比西方早二千多年，又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
战国史对今后的深远影响 战国时代各国先后实行按户授田的制度，造成国家规模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当时七大强国的总人口不过两千万，除了地处中原的魏、韩等国人口密度较高外，大多地广人稀，荒地很多，因而君主政权可以推行这种按户授田的制度。当时各国统治者曾先后扩大井田制的亩制，但是每户授田的亩数，依然沿用井田制以“百亩”为定额，因为“百亩之田”正适合于一户农民耕作的能力，用来维持一家生计的需要。按“八口”之家耕作一百亩田来计算，每人平均十二亩半，战国的尺度较短，亩制也和后世不同，折算起来，当时一百亩田相当于后世的三十一点二亩，十二亩半大约相当于后世的四亩。清代学者洪亮吉在《意言》的《生计篇》中讲到：“率计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卷施阁文甲集》卷一）可知直到清代，小农经济的生产力水平还是差不多。这种小农接受国家所分配的“份地”耕作而上交租税，并有定期服兵役和劳役的责任，但是性质上根本不同于欧洲领主封建制下的农奴，因为他们是编入户籍的“良民”，具有后世自耕农的特点，除规定的服役以外，生产工作和生活是自主的，并且拥有住屋、家畜、生产工具以及生产和生活上必需的财物，能够自己安排生产和生活。大多数是《秦律》上称为“士伍”（即编伍的“士卒”）的无爵庶民，但可以接受君主赏赐的低级爵位而成为有爵者。如果彼此有争夺财物和争夺军功的纠纷，可以经过诉讼而按法律解决。《秦律》的案例中就有对“争牛”和“夺首”（争夺斩得敌人首级的军功）的判决，说明他们的财物和所得功勋，是可以得到国家法律保障的。正因为他们不是农奴，能够比较自由安排生产和生活，能够拥有所需的财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法律的保障，因而生产的积极性比较高，从而造成社会经济的繁荣，使得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长期留存，从此成为二千多年君主政权的经济基础。正因为如此，秦汉以后历代统一的王朝，所有政治和经济的重要制度，都是沿袭战国时代的成就而有所发展，同时文化和学术也是继承战国时代的趋势而有所变革。战国时代九流十家的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
特别要指出的是，当战国时代，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先进的，所有保护和发展这种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进步的，因而能够促使社会繁荣、人口增长和文化发达。但是秦汉以后，二千多年来，历代统一王朝始终保持着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沿用着战国的制度，就不免要转化为落后，造成人口、资源、粮食供应之间的矛盾。如果人口增长而资源不足，地主豪族进行土地兼并，统治者加重赋税徭役，小农经济衰落破坏，引发饥荒，造成农民流亡，就不免要引起社会动乱，激发农民起义。二千多年来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一治一乱”和大起大落的周期性的大循环，都是以小农经济的稳定繁荣和衰落破坏作为关键的。每当王朝初期，总是推行保护和发展小农经济的政策，使社会繁荣，人口增长。每当王朝末期，总是由于人祸天灾，造成小农经济的衰落破坏。周期性的全国大动乱和朝代的兴亡，在大循环中起着调节作用，从而长期保持小农经济作为主要生产方式和立国的经济基础，造成社会经济始终停滞于落后的小农经济，从十六世纪以后中国就日益落后于西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