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关键性的重大变革和发展时期 二千二百年以前的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关键性的重大变革和发展时期，无论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变革和发展；而且这种变革和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可以说直到今天。清代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是不错的。这时农业生产，由于铁工具的普遍使用，水利灌溉工程的开发，生产技术的进步，荒地的开垦，一年两熟制的推行，农田产量很有增加，使得五口到八口之家的小农得以成长。魏、秦等国先后推行按户籍“良民”身分授田的制度，规定一夫授田百亩，于是国家规模的自耕小农发展成为君主政权立国的基础。随着小农经济成为立国的基础，各国政权组织相应地发生变革，废弃了原来由各级贵族统治的制度，开始形成以将相为首脑的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普遍地推行着郡县两级的地方行政组织。战国前期各国先后进行变法，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这种政治经济上的改革，维护和发展小农经济，奖励农民为国家努力“耕战”，由此富国强兵，从而谋求在兼并战争中取得胜利。战国时代这样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而建立的中央集权体制，为秦汉以后历代王朝所沿用，影响深远到近代。

连年进行合纵连横的兼并战争时期 战国时代是七国连年进行合纵连横的兼并战争时期，战国这个时代名称就是由此而来。这时战争的性质和以前春秋时代不同，春秋时代战争主要是为了争霸，这时的战争主要是为了兼并土地。同时战争方式也有变化，春秋时代的军队以“国人”（贵族的下层）为主力，乘着马车作战，人数较少，并由国君或卿大夫鸣鼓指挥，胜负常由双方用排列的车阵作战来决定，一次大战的胜负常在一二天内就分晓。战国时代实行以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度，征发成年的农民作为主力，开始以步骑兵进行战斗，军队的人数大增。由于锋利的铁兵器的使用，特别是远射有力的“弩”的使用，已不能用车阵作战，于是广泛采用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作战的指挥开始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兵法开始讲求，专门指挥作战的将军和兵法家因而产生。这个变化开始于春秋晚期，春秋末年已出现著名的将军和杰出的兵法家。

战国时代主动出击的国家，为了谋求战争胜利，多方争取与国参与合作，常常使用合纵连横的策略，因而有纵横家的产生，纵横家往往从中起着特定的作用。所谓纵横家，不仅参与合纵连横的游说和决策，而且十分讲求胜利的策略和权变，甚至直接参与阴谋颠覆的间谍活动，他们和兵家一样十分重视使用间谍取胜。著名纵横家一次重要的连横或合纵行动的成功，往往造成兼并战争形势的重大变化，甚至造成七国之间强弱的变化。著名的纵横家张仪和苏秦就曾起着这样巨大的作用。

当战国前期秦连续攻魏，迫使魏献给河西之地之后，继续向河东进攻之时，张仪来到秦国，参与指挥攻魏的战役，迫使魏与秦连横而将上郡之地献给秦国。张仪因此被秦惠文君任以为相，造成秦、魏、韩和楚、齐对峙斗争的局势。这时秦正谋向中原开拓，已占有函谷关以东的曲沃（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和占有武关以东的商於之地（商在今河南淅川西南。於即於中，在今河南西峡东，两地相连合称商於之地），成为秦伸向中原的两个矛头，对楚的威胁很大，楚因此派出“三大夫张九军”包围曲沃和於中。楚由于齐的帮助，一举先把曲沃攻下，计谋攻取商於之地。张仪为缓兵之计，准备调发大军反攻而歼灭来攻的楚的主力，假装被免去相职，出使到楚向楚怀王游说，声称秦所憎者为齐国，若楚与齐绝交，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听信他欺骗的话，与齐绝交，派人接受所献之地，张仪回说只有六里，于是楚王大怒，发大军进攻。这时秦已发出大军分三路反攻，中路由魏章为将从商於之地反击，西路由甘茂为将向楚汉水流域进攻，东路由樗里疾为将进入韩、魏，和韩、魏一起反攻。结果秦中路大败楚军于商於之地东部的丹阳（今河南西峡西丹水以北地区），斩首八万，俘虏楚大小将官七十多人，接着中路和西路会合，攻取楚的汉中六百里地；同时东路帮助韩军打败了楚将景翠，帮助魏军大败齐军于濮水之上。从此楚就开始削弱了。

燕原是七国中较弱的，曾因内乱一度为齐宣王所攻破。赵在赵武灵王攻取中山和胡地、收编胡骑之后，开始成为强国，造成齐、秦、赵三强鼎立而争夺宋国土地的斗争形势。燕昭王想乘此时机报复齐过去破燕之仇，苏秦来到燕国，献计出使齐国为间谍，阴谋颠覆齐国。苏秦向燕昭王保证，他要做到“信如尾生”，按密约行事，守信到死。他奉命出使齐国，以助齐灭宋为饵，骗得信任而为相国。他发动五国合纵攻秦，以便齐乘机攻灭宋国，使齐在连年攻宋战争中打得筋疲力尽，大损实力。他同时又挑拨离间齐、赵之间的关系，使燕得与秦、赵结盟，发动五国合纵攻齐，于是乐毅被任为燕赵的“共相”和五国联军的统帅。乐毅先以赵相职司，统率赵燕之师会合秦军从赵的东边出击，大破齐的主力于济西；接着乐毅以燕相职司，独率燕军，从济西乘胜向东追击，长驱直入攻破齐都临淄。苏秦因此被齐以“反间”之罪车裂于市。司马迁评论苏秦说：“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而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苏秦列传》末尾太史公曰）苏秦所讲的权变之术不是别的，就是“反间”之计，就是《孙子兵法·用间篇》所说的“死间”。《用间篇》是以殷的伊尹和周的太公望作“死间”的榜样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竹简，在“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之下，增加了“燕之兴也，苏秦在齐”，当为战国末年人所加。乐毅在破齐之后，留在齐五年，先后攻取七十多城。燕昭王死后，燕惠王改用骑劫代乐毅为将，齐将田单乘机收复失地而复国，但是齐就因此变成弱国了。

从分裂割据趋向统一的时期 战国时代又是从分裂割据趋向全国统一的时期。这时各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的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中原地区比较先进，边缘地区比较落后。同时在政治上存在着各自为政的分裂割据，不仅七大国（魏、韩、赵、齐、楚、秦、燕）各自割据一方而相互兼并，而且还有中山、宋、卫、邹、鲁等小国存在，有所谓“泗上十二诸侯”。但是总的发展趋势，无论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从分裂割据的状态逐渐趋向统一。经济方面由于国际间贸易的发展，水陆交通的频繁，彼此的联系已较密切，荀子讲“王者之法”，已经指出“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归”读作“馈”），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篇》）。政治方面由于各国先后变法改革，创建了以将相为首脑的官僚制度，确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推行了郡县制的地方行政组织，公布和执行了制定的法律，颁布了度量衡制而定期校验，使得各国政治结构和设施趋向一致。当时各国有作为的国君，为了进行变法改革，奋发图强，纷纷招徕英才，礼贤下士，著名的学者和杰出的英才常常得到国君的尊重或重用。一个平民出身的文人学士，经过学习和从师，经过推荐或游说，往往一席话经国君赏识，便能得到重用，甚至一跃而为执政大臣，因此从师和游说成为进入仕途的主要门径，著书立说和聚徒讲学以及周游列国到处游说成为一时风尚。在文人学士这样广泛交流活动的影响下，各地文化的发展也趋向一致。应用文字在广泛使用中，已形成工整和草率两种字体，成为后来篆书和隶书并用的起源。度量衡器在广泛使用中，所用单位的长度、容量、重量也逐渐趋向统一。所有这些，成为后来秦朝实施“书同文、车同轨”以及统一度量衡制的先导。

战国时代连年不断的兼并战争，造成人民极大的灾难，因此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早日完成统一，著名的各派学者纷纷提出完成统一的办法。他们把完成统一称为建成王业，因为“王”是中原地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夏、商、周三代的君主都称为“王”。到战国时代原来的周王已虚有其名，早已不能号令天下了，因此当时强国之君很想取而代之。战国初期魏国变法成功而强盛起来，魏惠王就第一个自称为“王”而企图号令天下。魏惠王先曾率小国之君所谓十二诸侯朝见周显王，由于商鞅前往游说，认为统率十二诸侯朝见周天子“不足以王天下”，于是召开逢泽之会，穿着王服，乘着“夏车”，自称“夏王”，要求小国君主把他看作天子来朝见。不久魏国在秦、齐两国夹击中失败，于是魏惠王听从惠施的计策，“变服折节”而朝见齐威王于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推尊齐威王为“王”，同时齐威王也追认魏惠王的自称为“王”，这就是所谓齐魏“徐州相王”。等到秦惠文君用张仪连横的策略成功，秦惠文君就自称为“王”，迫使韩、魏之君前来朝见，并且承认韩、魏之君的称王。接着公孙衍为了合纵抗秦，发起魏、韩、赵、燕、中山五国同时称王而互相尊重，即所谓“五国相王”。共同称“王”就成为合纵或连横的一种手段。等到战国中期在秦、齐、赵三强鼎立而争夺宋地的斗争中，秦相魏冉图谋采用齐、秦连横的策略，联合五国一举灭赵而瓜分，因为此时“王”号已不尊贵，魏冉致送“东帝”的称号给齐湣王，同时秦昭王在宜阳自立为“西帝”。“帝”原是上帝的称号，这时上帝的神话已演变出黄帝的传说，齐君已把黄帝称为自己的“高祖”，“帝”在古史传说中已成为德行比“王”高一级的称号，因此魏冉要用“帝”号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成为后来秦始皇自称“皇帝”的先声。

百家争鸣、英才辈出的时期 战国时代又是文化学术百家争鸣、英才辈出的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上重大变革和发展的需要，相应地文化学术界出现了九流（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家）、十家（九流加小说家）。他们分别站在不同的立场，从各个方面提出了不同的建国方略和完成统一的办法。包括维护和发展小农经济的措施，奖励农民努力为国家“耕战”的政策，谋求富国强兵的设施。他们著书立说，聚徒讲学，向君主游说，相互辩论，因而出现百家争鸣的热潮。由于他们著书传授，积极栽培，一时各派的英才辈出，影响深远。

农家之学着重于生产技艺，对农业的发展起一定的作用。法家之学顺应战国初期各国变法的需要而产生，对各国的富强起很大的作用。纵横家顺应合纵连横的外交活动和兼并战争的需要，从中起着特定的作用。兵家讲究使用“义兵”从而除暴救民，还讲运用灵活的战略和兵法取胜，对于完成统一战争的胜利，是很有作用的。道家之学是总结过去列国兴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而产生的，有助于国家保持强盛和防止衰亡。儒家之学讲究修身治国，主张用“王道”、“仁政”来治理国家和完成统一。墨家主张用“兼爱”来解决小农的“三患”（饥、寒、劳），从而谋求国家的富强。阴阳家重视解释事物发展的规律，讲究制定历法和时令，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名家对宇宙万物的构成加以分析和解释。后期墨家和后期名家对于物质构成和运动曾展开辩论。小说家认为讲故事和小说，借此可以生动地表达自己的学说，如甘茂、范雎等人入秦游说，都从讲故事入手。所有九流十家都曾在当时起过不同的作用。

秦之所以能完成统一大业，法家、纵横家、兵家、杂家和间谍从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商鞅的变法，集了法家之学的大成，取得了“后来居上”的效果，奠定了秦富强的基础。张仪为秦连横成功，“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进一步奠定了秦富强的基础。到战国中期，在秦、齐、赵三强鼎立而争夺宋地的斗争中，由于苏秦作为燕的间谍，阴谋颠覆齐国的行动成功，使得秦相魏冉乘机与赵、燕结盟，发动五国合纵攻齐，结果由乐毅出任赵、燕“共相”和五国联军统帅而攻破齐国，使得秦的大敌齐国从此削弱了。接着范雎为秦相，提出了“远交近攻”和“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的战略，对秦此后完成统一起着很大作用。秦将白起是杰出的兵法家，在伊阙、鄢郢、华阳、长平等四大战役中，先后残杀了韩、魏、楚、赵四国一百万以上的兵力，取得了许多战略要地和广大领土，对秦完成统一起着重大作用。杂家吕不韦招徕各派学者，编著成《吕氏春秋》，主张综合各派学说的长处，鼓吹用“义兵”完成统一，有助于秦完成统一的大业。王翦“少而好兵”，也是优秀的兵法家，为秦始皇所重用，终于建立了灭赵、灭燕和灭楚的战功，为秦完成统一。秦之所以能如此成功，一方面是由于重用外来的英才，如商鞅和吕不韦是卫国人，张仪和范雎是魏国人，秦历代执政大臣除秦昭王时的樗里疾和魏冉以外，大多是外来的客卿。另一方面是由于从行伍中依军功选拔将才，正如《韩非子·显学篇》所说“猛将必发于卒伍”。同时也还由于使用间谍的成功。秦始皇采取尉缭使用间谍取胜的计谋，由李斯主持其事，派遣间谍收买六国的“豪臣”，“离其君臣之计”，从而各个加以击破，先后灭亡其国。秦先收买韩的南阳假守腾成功，使腾投献南阳给秦，再由腾攻破韩国而俘虏韩王。接着秦收买赵王宠臣郭开成功，使郭开诬告赵名将李牧、司马尚谋反而处死李牧；赵王要重新起用出走在大梁的名将廉颇，派使者前往看廉颇是否尚可用，郭开又多与使者金，使回报老态而不能用，因此秦得以攻破赵国。后来秦的攻灭齐国，也是由于齐相后胜多受秦间谍的金玉，既不助五国抗秦，又不作抵抗准备所致。当时兵家和纵横家都是主张同时使用间谍取胜的。

秦在兼并六国过程中既多使用残暴手段，继而又施用暴政以加强统治，因而秦虽快速完成统一，却不久即亡。由于齐急谋扩张而衰落，秦又因猛用暴力而短命，于是主张休养生息的黄老之学，得在汉初流行一时而被重用。

科学技术上重大的创造和发展时期 特别应该重视的，这时又是科学技术上重大的创造和发展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生铁（即铸铁）冶铸技术的国家，春秋晚期已能冶炼生铁，铸造铁器，这个发明要比欧洲早一千九百年。中国又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生铁柔化处理技术的国家，春秋、战国之际已能把硬脆的生铁加以柔化处理，使变成可锻铸铁（即韧性铸铁），用来制造铁工具，使农业生产大为发展，小农经济开始成为立国的基础。这个发明又比西方早二千三百年。与此同时又创造了独特的炼钢技术，已有高水平的技师，使用固体渗碳制钢技术，炼制钢材而锻造成著名的宝剑如干将、莫邪、太阿之类。这种冶金技术的创造和发展，大有助于生产的高度发展。这时经济和文化的高度发展，很明显是和生产的高度发展相关的。

这时不仅有关“生产”的科学技术（包括农家之学）有高度发展，有关“生命”的科学技术也有突出成就。这时生理卫生学已有发展，认为养生之道，必须使“精气”在身体中运行流通，疾病是由于“精气”运行有阻塞。同时在疾病的治疗护理中，对于作为“精气”运行通道的“经脉”的路线和循行方向，逐渐认识确实，“经脉”学说的理论到这时已基本形成。“经脉”学说是中国医学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针灸疗法、推拿疗法和气功疗法，都是以经脉学说为基础的，着重治疗发生疾病的“经脉”及其穴位，促使“精气”运行流通而除去病源。

这时科学技术，无论天文历法、医学卫生、炼钢铸铁技术，都有重大的创造和发展，而且影响广泛而深远，普及到东方各国。同时九流十家的学说影响也广泛而深远，可以说直到今天。

以上所说战国时代是关键性的重大变革和发展时期，是连年进行合纵连横的战争时期，是从分裂割据趋向统一的时期，是百家争鸣、英才辈出的时期，是科学技术上重大的创造和发展时期，都是当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特点，其中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今日认真地分析和深入地探讨。